毛泽东把林彪列为打击目标的内情

文卓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北戴河，处于萧条冷落之中，林彪却还在夏天经常到此居住。1971年夏天，他和叶群住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的一幢两层小楼，这就是中直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由于人们的习惯，通常还是称其为“96号楼”。

　　林彪在北京日常居住之处主要有二：一是自己住所毛家湾，二是北京人民大会堂。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北部并不临街，设有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交通部门想设立115路电车，终点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但没有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是怕声音大影响林彪。

　　夏天天气炎热时，如果北京有事，他便搬到大会堂住上两三个月。在人民大会堂，林彪通常住浙江厅。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剧烈的声音，怕骤变的温度，怕人多，怕疲劳，怕唆，怕很多常人不怕的东西。他不喜欢热闹，有人说是性格变异，有人说这是战争负伤留给他的毛病，并渗透到心理和神经之中。

　　当然，如果夏天在北京没有事，林彪经常到大连和北戴河去住。至于春天，他喜欢住在苏州，江南的春天最叫人神往，有时一直在那里度过春天。

　　林彪的生活习惯，在当上“副统帅”后仍是十分古怪，每日的主要内容是沉思，在无声、无光、无色彩的氛围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静默着，如老僧入定。沉思和寡言，是同他接触过的党内领导人的一致印象，不过那时大家都没有向阴险方面联想。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写的回忆录称：林彪有时也在屋里走动，自言自语着，咀嚼着炒熟的黄豆。有时他一根一根地接着划火柴，直至整盒被划光，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

　　按照林彪通常的规律，每天坐五六个小时，上午3小时，下午少则2小时，多则3小时，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走一会，光线强烈时绝对不行，即使睡觉。在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为了防止出现考虑不周，他又给周边的人立下一条规矩：所有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一律押3个小时后再发。

　　了解林彪生活习惯的人都说，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平时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连叶群都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就会显示出两个非同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什么都不能做，不仅不能看书、听汇报，连吃饭都有困难。遇到这种情况，林彪只能绝对卧床休息，而且经常要休息四五天才能恢复正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拉自己的帮派之外，林彪奉行的原则是“毛主席同意我同意”、“毛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策略，自己轻易不出头。接见外宾时，他一向不愿意去，只是毛泽东出场要他作陪时，才勉强走一下。平时，林彪没日没夜地考虑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时，他就抡起胳膊在面前画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后来“批林”时揭发材料说，林彪所“圈阅”过的文件，其实都是秘书画上去的圈，这讲的是实情。

　　在很长时间里，林彪活动的方式是“转车”，即坐上汽车开到野外狂奔，在颠簸中感到一种快意。而到了1970年秋天以后，这种仅有的外出活动也变得很少有。

　　庐山会议的失策，使林彪陷入深深的懊丧烦躁之中。他本来就不苟言笑，现在更加沉默寡言了，除了不定期听秘书讲点儿中央文件外，其他方面的文件很少听。他减少了会客，常常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踱步，一圈接着一圈，不停地转。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不过在组织上保林彪的同时还是逐渐加大了对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批判力度。由于庐山会议批判的只是陈伯达，林彪及其手下一伙的问题还未被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于是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多方“打招呼”，给“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浇冷水。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个别打招呼。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采取了从舆论到实权逐步削弱以至于瓦解的策略。当时批评黄、吴、叶、李、邱，其矛头所向，林彪心里最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也隐约地能感觉出来。

1971年1月，当时被认为是受陈伯达影响并被林彪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后来对此定性有不同看法)。同年4月，毛泽东亲自派人参加过去由黄、吴、李、邱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实行了“掺沙子”，林彪一伙在此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到了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林彪手下“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5月下旬，《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谈话是1970年12月进行的)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逐层传达，其中重要的是提到“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提法“讨嫌”，而这一提法恰恰是林彪所最热衷的。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文章，告诫全党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此前几年，已经把刘少奇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证明这是一大冤案)，这时又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矛头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有人认为无论对与错，林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最多不吭声而已，这次又是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硬顶。不过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看，林彪表现出的多是柔媚的一面，骨子里的一股霸气很少发作，这时只是以阴谋对抗的手段来发泄。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针对“顶牛”一说曾回忆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要见毛主席，长时间毛不作答复，说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不是真实的。且不论李文普的这种分析如何，从当时的情况看，林彪不作检查，是因为感到这没有什么用，真实的动机不可能亮出，检讨反会徒增自己的罪状。按他儿子林立果的话讲，已经是一种“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的心态。

　　进入1971年以后，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其貌合神离的迹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闻记者的长镜头捕捉到了，这点令他们惊讶不已。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据他讲，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按照当时的宣传规定，自九大以后报纸上出现毛泽东接见外宾的镜头，必须有林彪在场，以显示“接班人”的地位。

　　过去，林彪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导师的恭敬。这次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

　　杜修贤在长期从事记者的工作中养成一个习惯，到场后先拍一张全景。这次，他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副主席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幸亏杜修贤在林彪刚入座时已经拍下了一张照片，否则当天的报纸上将会缺少这位“副统帅”的形象，在当时可算是新闻部门重大的政治问题了。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我在外转一圈，找人把刚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蜡人的脸。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儿。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身体不适是托辞，其实是显露出他决心对抗的强硬态度。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便说过当时的情况：

　　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在一再等待之后，毛泽东对林彪也彻底失望了。这种失望之情，便表现在20多天后的一次小型汇报会上。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带着总参谋部副部长熊向晖去向毛泽东汇报。刚刚入座，他们便想汇报这次会谈的情况，然而意外的是，毛泽东却朝周恩来摆摆手，说：“那个不忙。”然后转向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作检讨的事：

　　“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当时熊向晖一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前他认为，这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于是他据实报告：“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听到此话，马上追问：

　　“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

　　熊向晖回答：“没有。”

　　毛泽东转身问周恩来：

　　“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

　　周恩来马上回答说：

　　“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毛泽东马上想了一下，60多份，应该发到了熊向晖这一级干部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经过片刻沉思，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突然提高声调说：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这话说完，室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接着，毛泽东针对周恩来讲自己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一事，特别强调说：“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讲到这里，毛泽东停了停，别有意味地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书代劳，听到熊向晖说是自己动手时，毛泽东便说：

　　“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的，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将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批评为“国民党的作风”，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非常严厉且性质极为严重的。熊向晖听了心里也是一惊，他知道：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的人，这指的就是林彪。

　　1971年夏季来临，这一年北京的天气格外热，林彪又到北戴河避暑。不过他手下的“四大金刚”却坐镇北京，儿子林立果也东窜西跳，向他时时报告情况，特别是毛泽东的动向。

　　这一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主要目的又是向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招呼”。在南巡期间，毛泽东几次强调的一个话题是：“庐山会议开过近1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他同时点了林彪的名，还直接批评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一事，这可以说是进行粉碎林彪集团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