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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段伯宇是国民党核心机关——蒋介石侍从室的少将高参；弟弟段仲宇是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
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张执一、李正文的领导下，段伯宇策动、组织数万国民党军适时起义或倒戈，策应解放军渡江南进，段仲宇在其中积极配合。
蒋介石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说起对父亲段伯宇传奇经历的了解，段毅才的回答大大出乎记者的意料：“我是在替父亲誊写‘交代材料’时才知道的。”59岁的段毅才回忆说，父亲从来不讲地下工作的事。但在“文革”期间，当权者污蔑父亲是叛徒，让他写交代材料。由于父亲的字迹比较潦草，所以才让他誊写。
遵父命学医参与学生运动
段伯宇被认为是“戴红帽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屈原的这句诗来形容段伯宇入党的经历，可以说十分贴切。年轻时的段伯宇，为了追寻真理、追寻马克思主义，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经历了艰辛的历程。
“父亲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选择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一起组织进步活动了，他属于那种思想上先入党、组织上后入党的党员。”段毅才说。
1913年，9岁的段伯宇上了天津觉民小学，随后上了觉民中学。“那个学校的学生多是辛亥革命志士的子弟和烈士的遗孤。”段毅才说，自己的爷爷段云峰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
在中学期间，段伯宇参加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当童子军的队长，带领同学贴标语、发传单、纠察日货，并因此被学校勒令退学。
后来段伯宇留法勤工俭学未成，投考黄埔军校未成，只得遵父命考入河北大学学医。上学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元，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学校，段伯宇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运动，带头请愿、罢课，驱逐反动校长。“在河北大学，大家都认为他是戴着‘红帽子’的”。由于戴培元受学校迫害而离校，段伯宇入党的愿意未能实现。“此事让父亲遗憾不已”，段毅才说。
1930年，段伯宇从河北大学毕业，应同学刘静波之邀到太原一起开诊所。他还筹办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籍。1934年冬的一天，刘静波到太原警备司令部给其参谋长看病，看见桌上有一个黑名单，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段伯宇，他赶紧通知段伯宇逃走。后经父亲段云峰的一个老朋友介绍，段伯宇到国民党32军干训团当了一名军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6月，段伯宇只身奔赴延安，进入“抗大”，随第四期听课。毕业前夕，队长找他谈话，要求他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时实行国共合作，他的身份比较特殊，适于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工作。对于他提出的入党问题，上级告诉他到原部队找地下党组织解决。
8月初，段伯宇回到32军。32军的地下党员王兴纲通知段伯宇，组织同意他入党，介绍人就是王兴纲。在岳麓山下一个小土庙前，中共湖南省委聂洪钧同志为段伯宇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为段伯宇“量体裁衣”
周恩来亲自交办“作业”
32军调防江西不久，蒋介石借口日军进窥南昌，需加大防备，将32军“肢解”到不同战区。段伯宇不得已离开了32军。随后，他奉命辗转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周怡（以前是中央特科的）单线领导。周怡让段伯宇找个公开身份作掩护。
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通过时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济深帮儿子找工作。这样，段伯宇就到战地党政委员会做了中校视察员。
段伯宇向周怡汇报：李济深不大在公开场合讲话，但私下里说过：看来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而且他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搞摩擦。
段伯宇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注。一天，周怡通知段伯宇：“周副主席要见你。”
“那时，我父亲刚刚入党，做地下工作更是新手。周副主席和父亲谈了一个上午。”段毅才说，他理解周副主席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三点。
“第一是‘量体裁衣’，给我父亲的工作定了位。”周恩来理解段伯宇要上前线杀敌的心情，教育他说：重庆这里也是第一线，你就留在重庆。周恩来要段伯宇充分利用父亲段云峰在国民党中的人脉关系，动员国民党上层共同抗日，并通过他们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
“第二是教给我父亲工作方法”。周恩来教导段伯宇要学习三民主义，学习国民党的《一大宣言》，“长长见识，也好取得他们的信任。 要用三民主义的语言来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对段伯宇提出了要求。
“第三是教给我父亲开展工作的策略”。周恩来特别叮嘱段伯宇：“白区工作困难多，要善于化不利为有利，并把有利因素变成现实。”当时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武装斗争”，段毅才说，他是从父亲身上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
随后，周恩来就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做了具体指示，最后还鼓励段伯宇大胆工作，“不要怕犯错误，犯错误也能锻炼人”。
与组织失去联系并失业
“门外汉”考入陆军大学
1939年底的一天，周怡告诉段伯宇：他要去西北出差，暂时停止联系，以后他会来找段。可是周怡这一去就再无音讯。段伯宇久等无果，就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但均被告知周怡尚未返回，让他耐心待命。
周怡久无音讯，让段伯宇度日如年，而且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委武官班学习时，才得知了原委。“有关部门告诉他，当时周怡回延安汇报工作，途中翻车牺牲了。”段毅才说，“由于周怡与我父亲是单线联系，所以我父亲当时真是一筹莫展。”
祸不单行！段伯宇与周怡失掉联系后，“战地党政委员会”也被蒋介石撤销。段伯宇又一次“失业”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正在为难之际，陆军大学特七期开始招生。
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学府，其招生标准也较高：必须是团级以上军官，而且要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毕业等条件。可是段伯宇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军校文凭。
段伯宇通过32军的王启明（解放后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当时是地下党员，但段伯宇与王彼此并不知情）终于搞到一个文凭，并通过军令部的审查而获准报名。
陆军大学的考试是“三榜定案”。笔试包含国文、政治、军事、外语等。这对于上过大学的段伯宇来说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还要考军事科目，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军制、野战条令、射击规范、实兵指挥等，但他对此完全是门外汉。
“父亲为了考上陆军大学，就请爷爷、二叔给他补课。”段毅才说，因为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军事教官。在父亲和二弟的帮助下，段伯宇每日苦练、苦背那些考试科目，还跑到空河滩上练操练口令，最终在三四百名考生中，经过三榜定案，段伯宇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陆军大学特七期录取。
在陆军大学的两年半期间，段伯宇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他利用同乡会、京剧社、聚餐、讨论问题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摆事实，讲道理，启发、团结了一批正义的同学，此外，还包括他的弟弟段仲宇。
补白
段仲宇——
“比联勤总司令
还大的上校”
弟弟段仲宇比段伯宇小10岁，是国民党军队内的“少壮派”，也是被寄予厚望的一颗“新星”。他1930年11月考入中央军校第九期学习，1934年毕业，1939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七期，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入印度，任驻印度总指挥部军务处科长、处长，同年回国，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上校参谋。
段仲宇所在的“侍二组”，虽然人数不多，但承办的业务几乎囊括了庞大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所有重大事项。当时，凡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需要报呈蒋介石的大事，公文都要先送到段仲宇的手里，由他签注意见后再呈报。蒋介石批示后，也是先发到段仲宇手中，再由他用代电、电报、信函等通知联勤总部。所以，当时有人戏称，段仲宇是“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
弟弟推荐哥哥进入侍从室
蒋敲着脑袋连说三声“好”
1946年初的一天，段伯宇和段仲宇兄弟俩促膝相谈，段仲宇问大哥毕业后的去向，段伯宇表示，想回河北老家开展工作。段仲宇则建议他到总统府侍从室工作，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
可以说，蒋介石的侍从室在当时是中国最重要、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它是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进入侍从室的人可以说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1946年初，段仲宇因工作调动要离开侍从室时，侍卫长俞济时要他推荐人来补缺。段仲宇就说：“我大哥段伯宇适合这一工作，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名列第七，是上校军衔，即将毕业，又是老大学生，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还懂外语。”
当时，俞济时正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听段仲宇如此一说，对段伯宇的出身、学历、成绩等各方面都非常满意，于是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1946年3月10日，陆军大学特七期毕业，蒋介石参加了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蒋介石召见了段伯宇。
此时，蒋介石正在后台休息。他询问段伯宇的家庭情况，当证实了段的父亲是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第四期的学生后，蒋介石显得很高兴，敲着脑袋说了三声“好”。他想起了这位老同学。
几天后，段伯宇被调到侍从室（后改为军务局）第四科，负责情报工作。
进侍从室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一看出身，最好是陆军大学毕业；二看籍贯，浙江籍优先，最好是奉化人；三看保荐人，要和蒋介石关系较近才行。
“而蒋介石之所以选择我父亲这个北方人，可能是蒋想拉拢北方籍军人，因为我爷爷在北方军界还有影响。”段毅才说。
情报科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军情报告，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段伯宇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做过很多有利于党的事情，包括策划安全路线以掩护我东江支队转移、拖延公文运转时间以掩护王启明率军起义,巧妙说服关键人物以释放地下党员万鹏（我苏北兵站负责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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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7 22: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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