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对巴黎东方情有独钟

步天涵谷

今年二月十九日，辽宁省省长陈政高率六十人的访问团抵台湾新竹县五峰乡，参观张学良将军故居，并代表辽宁乡亲捐助新台币两千万，用以扩建五峰乡清泉张学良故居。其实，张学良故居除了辽宁少帅馆、陕西西安事变馆、台湾新竹五峰乡清泉以外，尚有上海皋兰路一号张公馆。张学良在民族危亡之际，曾在这儿断断续续度过两个春秋。斯时，这一清幽、神秘的宅院，不仅孕育了少帅拯救民族的壮烈气概，而且演绎了他的浪漫情愫。

壹

少帅对东方巴黎情有独钟

张学良同上海有不解之缘。自1928年“皇姑屯事件”使老帅张作霖一命归西后，少帅张学良执掌东北大权，当他羽毛渐丰，便向往起白山黑水外面的精彩世界。上海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文化中心，盖源于其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因而这一东方巴黎对崇尚享受的少帅而言，自有其非凡的吸引力。

不过，张学良初到上海的几次行程，是没有固定住所的。1931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下野，翌日飞抵上海。张学良少时体弱，曾染过肺病和伤寒，所以一旦军政大事缠身，常产生疲惫之感，这次正好趁下野之机，放松心情，在上海休养、娱乐。张学良交游广泛，宋子文是与他最谈得来的挚友，特别是两人对日本的态度一致，故而宋子文出于舒适和安全考虑，将少帅安排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张群寓所。这段日子，张学良在宋子文、张群等高官陪同下游览十里洋场，略扫“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忧郁之气。

张学良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亦曾有过荒唐之举。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军阀混战期间，他在河南军中染上鸦片后，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遂决定于1933年仲春去上海戒毒。张学良到达上海，入住由杜月笙提供的法租界巨簌达路（今巨鹿路）128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学良以钢铁般的意志戒毒。每当犯毒瘾时，他全身的肉就像被开水烫后没了皮肤一样，涕泪交加，大口喘气，浑身发抖。然而，他咬紧牙关，叫卫士将自己绑在椅子上。最后由美国医生米勒给他注射戒毒针，这种针是以毒攻毒，一针下去，张学良就会昏睡3天。在这幢奇妙的西式楼房里，张学良终于戒掉了毒瘾。张学良戒毒毕，人极度虚弱，杜月笙即请海上名中医陈存仁前去调理，开出的名贵药方为吉林老山人参、关东鹿茸，慢慢地使他康复。

1933年岁末，张学良尚在欧洲考察军事，他决定结束考察回国先到上海居住，于是派下属租借了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号。1934年1月8日，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归国，当他面对这幢法式小洋楼时，见其紧临法国梧桐林立的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环境极为幽静，更兼楼前一大片碧绿的草坪，不禁怦然心动。他在上海最好的地段内的洋楼里，感受着具有西欧古典风韵的高贵氛围，就考虑以此为蓝本，寻找相似的庭院，作为自己来上海久居的住宅。

贰

依傍法国公园的西班牙庭院

张学良在欧洲考察游览过程中，很欣赏欧洲各国人士敬畏自然、崇仰自然、喜欢住宅与绿化连成一体的习性。因此，他在挑住宅时，首先要求楼前有草坪，他对自己的侍卫副官长谭海说：“一位意大利友人告诉我，凡属文化先进的国家，一般都讲究居住环境和房前有无绿地。因为绿色植物可给人带来清新的氧气，有绿地的房舍也可以让人身体健康，少染疾病。”于是，谭海依着这一指示，向一家银行租借了高乃依路（今皋兰路）1号，作为张学良、赵四小姐等来上海的别墅。

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庭院，距上海繁华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箭之遥，旁边是树木森然、鲜花竞放、群鸟争鸣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空气十分清新。该楼建于1932年，共有三层，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座北朝南，冬暖夏凉，红瓦白墙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风姿。西式小楼的门口竖立着一对呈铰链棒式的柱体，柱上筑有重叠的屋檐，显得壮丽辉煌，颇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美。一楼的会客厅里摆放着沙发、茶几、盆景；三楼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卧室，原来的西班牙家俱早已不知去向，如今安放的是依原样复制的；卧室旁是张学良的小书房，书架上置有《圣经》《明史》等，这显然是后人添加的，因为张学良最爱读这两部书。

张学良之所以一眼相中这幢洋楼，其因并不仅仅是那散发着西方文化的螺旋形楼梯和乳白色廊柱，以及房屋设计的精美，而是小楼处于浓阴覆盖的绿色之中。从这幢洋楼的大门右拐，迎面呈现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花园，园中大树参天，芳草如茵。更难得的是楼后有一泓蔚蓝色的湖波，微风拂过，泛起阵阵涟漪。他们入住后，赵四小姐在草坪中广植花木，其中有广玉兰、金银两桂、鸡冠和紫罗兰等，端的是群芳争艳，一派世外桃源。赵四小姐还特意在园中置一荡秋千的摇椅，今人在椅上摇荡，不禁浮想联翩，从而称之为荻园（取赵一荻名之意）。翌年，他们干脆买下了这幢西班牙式洋楼。

叁

酝酿“西安事变”

关于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历来有许多说法，最新的观点认为张学良同蒋介石都是火爆性子，双方语言不和，“火药”相向，终于酿成兵谏。然而，这只是当事人促成事变的一个心理因素，按张学良的逻辑发展，兵谏一定会发生。“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正好在上海，也许在高档社交圈子跳舞，不仅不发出抵抗之声，事变后也一再忍让，终失东三省大片国土，遂招致时贤作诗骂他，并被国人诟病。历史事实是，张学良的不抵抗是基于希望全国一致抗日，而不能让东北一地抗日的想法。张学良晚年坦承，他从未接到过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他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相悖的，特别是后来蒋调东北军去围剿陕北红军，才逼得他铤而走险的。

而张学良走这步险棋的酝酿过程，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他在上海寓居的日子。张学良从欧洲回上海后，这幢洋楼立马门庭若市，他作为拥有重兵的国民革命军二号人物，自然成为各方军阀、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拉拢对象。然而，他此时痛定思痛，深感“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必将毁掉整个民族，旋转向中共在《八一宣言》中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靠拢共产党人。1935年10月29日至12月，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及会后，多次回到上海寓所。

当时，张学良遇到了一位促使他坚定抗日意志的关键性人物，那就是他的东北老乡、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1935年岁末，张学良获悉杜重远因主编《新生》周刊，宣传抗日，被政府判处一年又两个月徒刑，正在上海的监狱服刑。他毅然前去探望，彼此倾心交流抗日情怀，杜重远诚挚地劝张学良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说：“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以致深深地打动了张学良的心。

1936年春，国共双方高层已在江西庐山、浙江莫干山等地谈判，共商抗日国是。在这股和谈风气的影响下，张学良在上海寓所会晤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他不仅了解了东北抗日义勇军艰苦卓绝的战斗情况，而且被李杜“联共抗日”的主张所感染，便委托李杜搭桥，积极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不久，李杜将中共代表刘鼎介绍给张学良，对外号称是他的英文秘书，从而通过这条线与陕北共产党高层取得了联系。这些，无疑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肆

与中外红颜知己交往

张学良年轻时气宇轩昂、风流倜傥，在工作之余喜交女友，据他晚年接受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采访时承认，自己一生与11名女性有感情纠结。当然，11名女性中除了于凤至、赵四小姐，其余绝大部分均属于红颜知己，也即处于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层面。其中，张学良在上海寓居期间，曾与两位中外美女交往，留下一段早春二月花蕾含苞待放般的佳话。

且说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在高乃依路1号享受着甜蜜的爱情，颇有乐不思蜀的味道。然张学良毕竟是风云人物，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因而赵四小姐来上海住的时间相对长一些。赵四小姐来沪，一般都带着1930年出生的独子张闾琳，几乎天天看着宝贝儿子在花园的摇椅上荡秋千。赵四小姐在认识张学良前非常活泼，喜爱社交；而一旦与张学良同居后，却变得深居简出，不愿抛头露面，所以她在上海居住时，除了同其六嫂吴靖、几位名门之女交往外，鲜有人知，这也就不会被上海小报占什么桃色新闻的便宜了。

然而，张学良在上海居住期间却经常外出与红颜知己交往，其中有一位居然是差一点嫁给张学良的蒋四小姐（蒋士云）。蒋士云祖籍江苏吴县，1910年出生于婉约的姑苏城，后全家定居上海；蒋氏乃耕读世家，家中名媛辈出，士云在女孩中排行第四，故称四小姐。1924年隆冬，还梳着小辫子的蒋四小姐与张学良在北平的顾维钧公馆一见如故。当时，蒋四小姐正客串演唱梅派的《贵妃醉酒》，张学良听得津津有味，蒋四小姐唱完由顾维钧介绍他们相识。从此，不管蒋四小姐逗留北平，还是留学法兰西，他们均鸿雁传情，互诉衷肠。1932年早春，蒋四小姐已结束在巴黎的学业，决定返沪与家人团聚后即北上向张学良表心迹，准备不顾名份嫁给他。但是，此前赵四小姐已在北戴河与张学良坠入爱河，并陪伴于侧，当蒋四小姐得悉这一情况，便将深情埋于心中，将张学良作为挚友相待。

1034年至“西安事变”之间，张学良频繁来上海，他经常外出会见蒋四小姐，既表示自己内疚的心情，又可以减少痛失家园的烦恼。他们每次约会不是去舞场跳舞，就是去朋友处赴宴，抑或去郊游，彼此还以英语对话，显得浪漫而洒脱。后来，蒋四小姐嫁给大银行家贝祖贻，1991年张学良去美国纽约探亲，在贝夫人家住了3个月……

另一位与张学良深情交往的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之女艾达。艾达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的夫人，1930年张学良主政北平时，在一次外交场合与其结识。艾达面对鹤立鸡群，能用英语与她对话的少帅，不禁大加倾慕；张学良亦为艾达的美貌、知识丰富而吸引，双方竟产生相见恨晚之感。但张学良是有理智的军人，深知陷入情海，将声名狼藉，便与艾达保持距离。吊诡的是，艾达对张学良展开猛烈的进攻，竟能调动张学良驾驶飞机，带她在北平上空盘旋。不久，齐亚诺被调往上海，艾达随夫前往，张学良亲自驾车送行，双方依依惜别。张学良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她的秘书告诉我，说我送走艾达后，艾达在火车上大哭一场。我问她哭什么？他说，艾达喜欢上你了，你却不理她，她难过，所以才大哭呀！”

张学良之所以与艾达交往还有两点因素，一是艾达希望张学良戒毒，二是支持他抗日。果然，张学良去上海戒毒期间，艾达每天早晨准时打电话到巨簌达路128号，向米勒医生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并为他最终戒掉毒瘾而发出由衷的欢呼；祝愿他以强健的体魄去抗战。张学良寓居高乃依路1号后，艾达常来电约张学良外出聊天、跳舞。艾达此举遭到于凤至、赵四小姐的反对，更因出任意大利外长的齐亚诺突然承认伪满州国，被激怒的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毅然寄回艾达给他的所有情书，与艾达夫妇断绝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