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惧林彪 蒋介石如何让日本战犯帮其打内战

文卓

日本向蒋介石递“橄榄枝”

    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抓住时机，适时发动平津战役，将盘踞在华北地区的蒋军傅作义集团六十万人迅即予以歼灭。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分别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向平、津、塘地区挺进，对华北之敌突然实施战略包围。

    当时，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十分畏惧与林彪、罗荣桓统领的东北野战军作战。东北战事失利，蒋介石曾怄得连吐几天血。东北野战军突然入关作战，蒋介石十分紧张，非常害怕傅作义集团又遭林彪部队歼灭。

    蒋介石正在苦思、担忧之际，1948年12月12日，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参事宋越伦给蒋介石来电，说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和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国民党军队近期接连在“剿共”作战失利十分担忧。为使中国政权不落入共产党之手，他们愿意在回日的老军人中组建一个“反共军人协会”，全力帮助国民党“剿共”战争，扭转不利战局，以“报答”蒋介石及其政府过去对他们未予惩处的“恩德”。

    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儿子蒋经国看到此电后，感到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的建议甚好，向蒋介石进言，说应同意他们来华帮助指挥剿共战争。

    蒋介石考虑冈村宁次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名声甚臭，如果由他们组建一批人来华指挥作战，国民党军人心里恐难以接受，共产党知道了也会大做文章。故未同意，只叫机要秘书周宏涛给宋越伦回一封信，对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等深表谢意，又称鉴于国内局势，此举需等到国共战争明朗化之后，才可考虑。

    这样，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第一次要求派人来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愿望，因国民党高层有顾虑而未能实现。

    蒋介石派人赴日请战犯助战

    1948年12月22日，华北傅作义集团盘踞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被歼；24日，被围在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所属第一○五、一○四、一○一军各一个师和两个骑兵旅被歼；23日，张家口地区的第十一兵团的五万余人被全歼。已成惊弓之鸟的华北蒋军被迫龟缩在北平、塘沽、天津几个据点。

    蒋介石想起了宋越伦的来电，觉得要在平津地区战胜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只有请日本人来指挥，原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是最合适的人选。

    12月25日，他叫机要秘书周宏涛给国民党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去电，请他们与国民党保密局派驻日本的特务头子蔡孟坚取得联系，立即将根本博请到中国来。此事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也不能让麦克阿瑟的驻日盟军总部知道，最好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邀请为宜，而且要高度保密。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电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赶快派一参谋赴日本，请根本博到华北来帮助指挥作战。“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参谋长李世杰根据蒋介石的电令，特派一台湾籍的李姓参谋和一名日文翻译匆匆赶往日本。

    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派武官曹士澄与李姓参谋一同去找蔡孟坚。蔡孟坚、曹士澄和李姓参谋经过一番密谋，决定带着蒋介石的密信和李世杰的邀请函先去找冈村宁次咨询。冈村宁次看了信函，认为国民党政府早就应这样做，并答应立即与根本博联系。冈村宁次还告诉李姓参谋和曹士澄，根本博从中国回到日本后，一直赋闲在家，无事可做，但对国民党政府未将他作战犯处理，一直心存感激，中国此时邀请他去帮助指挥平津地区的作战，估计他会去的。

战犯根本博一行秘密来华

    根据冈村宁次提供的地址，李姓参谋和曹士澄很快找到了根本博的家。

    根本博，1891年6月6日出生在日本福岛县，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几年之后又进入陆军大学第三十四期深造，1923年进入步兵二十七联队任中队长，1932年到中国，任驻上海领事馆武官，1936年又奉调回国重回军队，任步兵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1938年升任少将，并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1940年升任华南方面军参谋长，1941年晋升中将，1944年任第三军司令官，同年转任驻蒙军司令官，1945年又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他在北京故宫太和殿的受降仪式上，代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签字投降。

    根本博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恶不作，血债累累。他极端仇视共产党及其军队。日本宣布投降后，他拒不放下武器，对苏联、蒙古红军在河北张家口地区大打出手，还以武力抗拒八路军对其部队受降。

    据根本博在回忆录中说，他早年曾来中国，1926年就与蒋介石相识。他的部队投降后，蒋介石对他既往不咎，也未将他列为战犯，甚至对他甚为厚爱。蒋在自己的书房接见他时，对他礼遇有加，其身边的文武大将，如侍卫长商震上将、战区司令官孙连仲上将都笔挺地站立，却拉着他的手要他坐着谈话。他在组织指挥撤离华北地区三十五万部队、四十五万日侨的过程中，也得到蒋介石及其部下的大力协助。因此，他回到日本后，一直把蒋介石当大恩人，心里对蒋一直存有报恩的念头。

    根本博看了李姓参谋递上的邀请书，二话没说，答应马上到中国。李姓参谋和曹士澄还告诉根本博，邀请单位虽然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实际是蒋介石指示的，蒋介石对根本博将军的军事才华十分欣赏，相信他到中国后，华北战局一定会转危为安。

    根本博告诉李姓参谋和曹士澄，他对华北地形很熟，也有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经验，待到去中国实地了解了战场情况后，就可给傅作义将军提出一些谋略，使华北国军走出困境。李姓参谋从根本博的谈吐看，认为他相当机敏，在军事上确有一套。

    根本博问什么时候动身，李姓参谋和曹士澄说华北局势危急，越快越好，行动路线及其途中的掩护，正在筹划中。根本博说，根据华北战场的情况，他还要带几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一道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根本博的老部下、原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参谋吉川源三大佐。吉川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四十四期，根本博认为他颇有军事才华，又熟悉华北地区的情况，是难得的参谋人才。

    李姓参谋和曹士澄当即表示同意，他们还告诉根本博，只要对华北战场的作战有利，他带任何人都可以。

    李姓参谋和曹士澄走后，根本博就开始思考带到中国去的人选。除了吉川源三外，他还决定带上心腹浅田哲、冈本秀俊、中尾一行、吉村尾雄、照尾林蔚。

    吉川源三等人都愿跟随根本博到中国。

    为防止暴露，蒋介石还电令驻日军事代表团，要根本博一行注意隐蔽、保密，最好化装成国民党军人，由驻日军事代表团为他们提供服装及证件。驻日军事代表团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对根本博一行进行了精心包装，并给他们各起了一个中文名字。

    哪知，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做好，平津战役已经结束了，盘踞在华北地区的几十万蒋军除一部分被消灭外，大部分起义、投诚。

    局势变化了，国民党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做不了主，发密电向蒋介石请示，蒋立即回电，让根本博他们改到上海帮助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策划守卫大上海的战斗。

    当时，李姓参谋没有料到根本博要带七个人到中国，手上资金不够，要根本博帮助借一笔款，到了中国再偿还。那时，从中国回到日本的军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生活补助，日子过得十分艰苦。根本博为了帮助李姓参谋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决定变卖自己家里的部分家产。这样，他们才筹足了到中国的经费。

    1949年2月底的一天，根本博一行与李姓参谋乘坐租来的一艘九十吨机帆船“捷真丸号”，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了。船行到日本九州时，被美国宪兵扣押。

    在审讯过程中，根本博一行如实招供了身份，并告知是到中国去帮助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剿共”的，请求美国宪兵放行。由于此事涉及蒋介石，加之根本博原来的军阶比较高，美军宪兵感到难以做主，将此事报告了盟军总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虽觉此事很荒唐，但因其在思想深处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所以对此事就像木匠吊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准宪兵对外张扬。

    根本博一行被关了一段时间后，麦克阿瑟又下令将其释放。他们出来休整了几天，决定继续往上海进发。行到中途，他们又得到上海已被解放军攻克、蒋介石要他们转往台湾的消息。他们决定改变航向，急速往台湾基隆方向前进。

    没有料到，到琉球附近时，突遇台风，船被风浪掀翻，他们全都落水，有三人因不会游泳，险些丧命。正当他们在风浪中拼命挣扎时，恰遇一艘美军的大型军舰到此处执行任务，便将他们从海里捞了出来。6月10日，美军用一艘小型军舰将他们秘密送往台湾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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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卓

根本博等辗转赴台

    带领根本博到台的李姓参谋系本岛人，根本博、吉川等人上岸后，他感到北平失了，京沪也未守住，聘的这批日本军官已不起作用，自己也暂无工作可做，便将根本博等人交给在台的军事机关就回家了。

    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无事可做，只得在台闲住。为了保密，他们一直不敢暴露身份，但心里却时时盼着蒋介石召见。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老蒋心乱如麻，一时顾不到根本博一行，根本博一行觉得国民党政府怠慢了他们，时常吐露怨言。

    由于根本博与李姓参谋有债务关系，他们闲得无聊时，又常去找李姓参谋要钱。李姓参谋感到无奈，对他们说：“平津、京沪杭地区虽然失守，国共战争并未结束，你们仍有发挥专长的机会。你们来中国垫付的资金，我将向政府反映还给你们。”

    到6月底，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台湾省主席陈诚。陈诚听了一惊：怎么会把日本战犯弄到中国帮助打仗呢？共产党如知道此事，一宣传出去，国民党的领导人还有何形象？政府如何向社会交代？

    他向好几个要人打听是谁将这批日本人弄到中国来的，被问的人都说不知道。

    1949年7月13日，国民党要员谷正纲、陈雪屏、雷震就改造国民党的问题专程去向陈诚作说明时，陈诚说：“我这一段时间开会不大讲话，是因为心情很不好，主要是蒋介石太爱管细事，胡乱训人，许多事情又不与人商量，弄得我很不好做事。”陈诚说到这里，举出日本战犯根本博一行来台的例子说：“已有六七个日本旧军人到台湾来了，不知他们是为何而来，也不知是谁请来的，总裁办公室突然来个电话，叫我们省政府给他们提供吃住的地方。我问这些日本人是谁请来的，他们都不说，似乎很机密，连我也问不出来，这叫我怎么做事？”

    陈诚还告诉谷正纲等人，既然大家都不知这几位日本人是谁请来的，他只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过了几天，不知是谁将此事反映到蒋介石那里，并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对无人关照他们的生活意见甚大，甚至还骂娘，要求政府将他们送回日本，蒋介石才再次指示陈诚，根本博等人是奉他的指示聘请来华的，生活问题暂时由台湾省政府安排，而且要照顾好。

    8月15日上午，汤恩伯到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雷震家告诉他两事：其一，他已受蒋介石之命，到福建任省主席，福建的军政事务都由他负责，并询问雷震与CC大将方治是否愿到福建帮助工作；其二，蒋介石将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七名日本人交给他带到厦门，做守卫金门、厦门的军事顾问。汤还想叫雷、方二人做根本博等人与汤恩伯的接头工作，并将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交给雷震、方治招呼。

    汤恩伯还说：“根本博、吉川源三到台后被陈诚安置在北投警察署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那里条件甚差，既无事可做，又无人关照他们，他们意见甚大，见到军政要员就怨声载道。蒋总裁听说后，很同情他们，将他们交给我，要我好好招待他们，并要我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军事专长。对这几个日本人，我只有按蒋总裁的指示办。”

    雷、方二人不知此事的内情，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日本战犯帮助制定金厦防卫方案

    此后，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七人跟随汤恩伯到了厦门、金门，还帮助汤恩伯制定了厦门、金门的防卫计划。

    1949年8月23日，吉川源三在汤恩伯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向与会的中高级军政官员介绍了他与根本博共同拟定的金门、厦门防卫方案，汤恩伯对此十分满意。散会后，汤恩伯专门宴请了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并对他们制定的金厦防卫方案大加赞赏，他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的军事水平比他要高出许多。

    汤恩伯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的军事水平要高许多，主要是指根、吉二人研究了金、厦海域的情况后，否定了汤原来制定的利用国民党的海军优势，在海上围歼渡海的解放军的方案，另行制定了一套打击解放军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步骤是：先让解放军登陆金门，再利用空军炸毁解放军的船只，断其退路，然后将登陆的解放军诱进金门内陆进行巷战，在战斗过程中让开一条路，让解放军沿这条路逃到金门北海岸，再在滩头将其全歼。

    根本博、吉川源三详细讲解了这个计划后，汤恩伯等国民党高中级将领茅塞顿开，认为这个计划高妙，远胜他们原来的作战方案，决定采纳。

    8月22日，雷震、方治到厦门协助汤恩伯防守金门、厦门。雷震青年时代曾在日本留学九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日文很棒。晚上，根本博、吉川源三来看雷震，谈得甚久，吉川源三告诉雷，他曾到过金门岛，并草拟了一份金门防守计划，汤恩伯及其他将领对这个计划评价甚高。

    蒋介石听汤恩伯、雷震在电话中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甚有军事才华，觉得他正需这样的人帮忙，决定马上召见这两名日本战犯，并鼓励他们一番。

    8月31日，蒋介石给汤恩伯发电，叫用专机将根本博、吉川源三运送到重庆，他要召见这两人。根本博、吉川源三到重庆后，向老蒋详细叙述了他们来华遭遇的曲折和所受的苦难，并发了一些牢骚。蒋介石听后，连连对根本博说：“很对不起，我因忙于战事，部下又不知你来华经过，对你们疏于照顾，让你们一路受苦、受委屈了，以后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蒋介石除设宴招待他们外，还就国共内战问题与他们进行了长谈，希望他们为反共战争出谋划策。蒋介石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早些时候来中国，我们在北平、天津也许就失败不了，你们未赶上平津、京沪杭地区的防卫战，那就把你们的军事才能展现在我们的东南沿海防卫战上。”

    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叫侍从人员给他们各送一笔美金，说是对他们的“家庭生活补助”，以弥补他们来华所受的苦难。根本博、吉川源三伸手接钱后，向老蒋鞠躬致谢。根本博、吉川源三还一再向蒋表示，以后一定要为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作出贡献，以报答蒋对他们的“厚爱”。

    随后，蒋介石又用专机将根本博、吉川源三送回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