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经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 促进会党革命

刘恒宝

2011-04-08
         核心提示：孙中山被奉为兴汉会的会长，后又入洪门，封为“洪棍”。陈少白在香港入三点会，封为“纸扇”。林述唐、黄克强等在两湖入哥老会，封为“龙头”。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3月21日第20版，作者：郑永华，原题：《会党为何走向了革命》

社会心态是社会群体中，具有一定广泛性、共同性的个体心态的总和。辛亥时期，革命党人逐步成为领导阶级，试图将会党的自发斗争引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会党的社会心态开始注入新的因素，呈现出新的景象。

寻求新领导成为多数会党的共识

到清末，处于自发反抗状态的会党逐渐意识到组织涣散、旗帜陈旧等缺点，产生沮丧、无助等失衡情绪，需要寻找新的力量。当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时，会党的目光一下被吸引住了。会党的部分激进分子更是走在了前头。

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广东会党头目郑士良与孙中山畅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对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反映了会党心态变化的萌芽。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受兴中会之邀，到香港共同结成兴汉会，“定纲领三则”，公推孙中山为会长，表现出寻求与革命党人合作、寻求新思想的心态。

此后，会党先进人士更意识到，“专靠袍哥不能成大事”，会党像一盘散沙，比起同盟会来“相差太远”。在革命党人“与会党为伍”的积极运动下，部分会党表示服从领导，接受革命党人到会党中成为“白扇”，甚至“龙头之龙头”。辛亥时期，许多革命党人入过会党。孙中山被奉为兴汉会的会长，后又入洪门，封为“洪棍”。陈少白在香港入三点会，封为“纸扇”。林述唐、黄克强等在两湖入哥老会，封为“龙头”。陶成章、张恭、秋瑾等在浙江入龙华会，后组建光复会，成为领导核心。

首肯、接纳、服膺革命党人的心态，促进了会党行为的改变。后人说三合、哥老等会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虽不无夸张，也确有其情。

联合起来共同革命，受到会众的欢迎

会党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奉行小团体主义，以致山堂林立，各不相属，常“界若鸿沟，淡如秦越，视如仇雠”。会党先进分子欲改变现状，感到了加强联合的迫切性。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毕永年到两湖“晤各会党豪客，并湘鄂间志士，周旋之下，莫不倾结”。光绪三十三年（1907）共进会成立时，会众解释说：“这共字，就是合我们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的意思”，还说要将全国会党都联合起来，共同去做一番大事业。共进会成立后，两湖会党统一于“中华山”名号下。南方各省绝大部分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

作为下层社会的互助群体，会党崇信人多力量大，“常常夸口，全省码头有好多好多，哥弟伙有好多好多”，具有朴素的联合心态。但辛亥时期会党联合心态的骤然壮大，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革命派的运动有很大关系。革命派的纲领可以打破会党的地域藩篱，将其目标归结到统一的旗帜下。会党的归属感和社会成就感大大增强，联合更为紧密。辛亥前夕，湖南、四川、陕西会党，在各省内都已基本上联成一体。

民主共和得到会党先进分子的认可

革命派联络会党时，“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力争政治上的指导地位。刘道一回国策动萍浏醴起义时，就向会党宣讲不是古代的英雄革命，而是国民革命，要“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帝争王”。陶成章将革命书籍运到浙江内地，使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会党“渐浸染民族、民权两种思想”，开始出现认可民主共和的心态。

会党也在表面上接受民主革命的纲领。兴汉会成立时所定纲领三则，可能就是兴中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会党先进分子甚至对民主共和的思想有了认识。王和顺原是三合会头目，专倡“反清复明”。后来通过与孙中山交往，“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会党出身的王和顺，开始具有较明确的民主共和思想。

客观地看辛亥时期会党社会心态的驳杂

会党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运动，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起义，会党几乎是“无役不从”。但对会党心态变化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

首先，只有极少数会党精英出现新心态的萌芽，一般会众的心态变化则很少。佘英参加民主革命，徒众却认为他造反是要“当皇帝”，呼为“佘大王”。辛亥革命后，焦达峰当上湖南都督，大批洪江会徒招摇过市，说是“吾洪家天下矣”。陕西也以为“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孙中山曾感慨会党“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共进会宣言书》也痛惜会众缺乏觉悟，“多半去赌博，或是去抢劫”，呼吁“增进我们哥弟的知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

其次，会党心态驳杂。反清复明、专崇义气、劫富济贫、争权夺利、雇佣投机等传统心态，与新的内容交织纠结在一起。这既有会党成员极其复杂的原因，也有近代中国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在内。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也参差不齐，有的积极参加，有的却成了镇压革命的帮凶。

第三，会党心态具有不稳定性。会党新的心态大部分停留在心理层面上，没能付诸实践，更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自称“及从孙文先生游，获闻大义，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昭然心目”的会党首领梁兰泉，后来却想侵吞革命经费，甚至扬言派人行刺孙中山。广东民军统领石锦泉曾支持革命，辛亥后却贪污军款，并持炸弹进入都督府逼饷。四川会党加入同志军，又大肆屠杀革命党人。这说明会党虽然参加了民主革命，但共和思想远未能扎根、开花、结果。许多参加辛亥革命的会党，后来转向革命的对立面，一定程度上就是其社会心态的不稳定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