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临危受命最高领导人

文卓

1935年2月，在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数月后，留在根据地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那篇引起后世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随后从容就义。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中，瞿秋白无疑是具有独特气质的一个。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之时临危受命，又在数年后为他人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对自己作了严厉到苛刻的解剖，甚至不免流露一些消沉情绪，但当他拒绝敌人多次劝降，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赴死，他事实上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党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数不清的烈士倒下，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点点开拓着自己的道路。

噩耗传来

临危受命

1935年4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背面盖着一个特殊的蓝色长方形印章，说明来自监狱并经过检查。5月时，鲁迅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信中说：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鲁迅却一下子识破了其中禅机：“林”字“双木”即“双目”，是“瞿”字的上半部。在瞿秋白使用过的四十多个笔名中，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一两次，它可以蒙混敌人，却瞒不过至交鲁迅的火眼金睛。

在后人对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中，无不以令人动容的笔触来刻画两人的深厚友谊。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赠送瞿秋白，被传为佳话。而瞿秋白也曾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瞿鲁两人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继而携手在上海领导“左联”，一直相互借重、扶助。从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时总是先到鲁迅家避难。在离开上海奔赴苏区的几天前，瞿秋白冒着暴露的危险专程到鲁迅家作别。许广平后来回忆说，当晚，鲁迅为了表示惜别之情，提出要让出床铺给瞿秋白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得知瞿秋白已经被捕，但好在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迅速把信件转给了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分头寻找对策营救。

这是国民党以两万大洋悬赏多年的一颗人头。若不抓紧行事，恐怕凶多吉少。

临危受命

瞿秋白是于两个多月前在福建长汀县被捕的。此时距离他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工作仅仅一年。

当时，抓获他的敌人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恂恂儒雅的弱质书生，就是中共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面临建党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时刻被推上历史前台的。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从华东杀起，继而延展到华南、华中。全国的共产党员从原先的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

处在四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和湖南军阀何键眼皮下，中共“八七会议”只匆匆开了一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批判了党内路线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决定由瞿秋白领导全党。会议上，瞿秋白所做的报告中说：“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取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

“八七会议”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到全党后，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湘赣边界，湖北公安、石首、沙市、通城、孝感、麻城、黄安等地，江西德安、鄱阳、弋阳、万安，广东海丰、陆丰、琼崖，河北玉田等地相继发动了武装暴动。

然而，为什么会在危急时刻推举瞿秋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谜。

在全党众多领袖人物中间，弱质书生的瞿秋白并不具领袖气质。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必须是工人成份的情况下，瞿秋白更是不符合要求。事实上，在7月12日，由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中，选出的由五个常委组成的政治局中并没有瞿秋白。据蔡和森回忆：“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但在短短一周后，当鲍罗廷前往庐山，借休养之名决策改组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时，却没有邀请政治局的五人常委，而单独只请了瞿秋白一人。7月21日，当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后，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党中央负责人。

对于这一急遽的转变，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在前苏联解密的大量史料中，就连当时来自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和罗明纳兹也语焉不详。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分析，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反对态度最为鲜明，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陈铁健也表示，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教授式的文雅风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又时时刻刻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当然是力不从心的。”

瞿秋白自己则在事后直言不讳地表示，“八七会议”后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是“历史的误会” （《多余的话》）——

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

这也就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弱者的道德”

“八七会议”次年初春，革命热潮依然涌动，盲动政策已经初露端倪。这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在苏联时，李立三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高潮期。他的固执惊动了斯大林，后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斯大林解释说，这说明中国革命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革命是在低潮期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但切莫把浪花看做高潮。

在权威面前，争论暂时被搁置。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回国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他立即开始酝酿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在内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这个计划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部队16000人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

1930年9月，在苏联驻留两年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是在“八七会议”纠正右倾的三年后，瞿秋白再一次受命出手，方向则是纠正左倾。

在处理“立三路线”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手下留情，只要求李立三做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李立三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

而随后发生的事，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竟把错误加在了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

在这样的引导下，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这一指责，正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下怀。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过节。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撤销米夫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可是，在米夫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集中批评的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发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此时，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会上成为活靶子。根据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蒙冤受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

文卓

只身赴苏区

被撤了职的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严重的肺结核经常让他咳喘难平。其间，他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正是在此时期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3年底，临时中央派人找到瞿秋白，宣布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对此瞿秋白并无异议，只要求能让杨之华一同前往。

但这个请求当即就被拒绝了，理由是杨之华的工作尚无人接替。

彭玲，一位在1928年结识瞿秋白夫妇的老革命此后向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了与瞿秋白临行前的一次见面。彭玲问瞿秋白：“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而瞿秋白听了以后显得有点怅然，沉吟了片刻后回答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

这句听起来有些悲凉的回答并非偶然。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突然发布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继1931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党中央之后，这是对瞿秋白的又一次打击。

“决定”中，指责瞿秋白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若干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继而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受此连累，杨之华也被暂停了党内职务。

据杨之华回忆说，上海中央分局专门开了小组会来批判瞿秋白。会上，瞿秋白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诉，但上海中央分局的负责人李竹声却对他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此后不久，李竹声被敌人俘虏，没用多长时间就叛变了，这是后话。

瞿秋白被安排只身前往中央苏区，鲁迅颇不以为然，他在瞿秋白辞行当晚对杨之华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

据杨之华的回忆，临别前夜，她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看见瞿秋白绕着自己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工作……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当晚，在一起工作的革命同志各出1元钱，叫了个菊花锅，吃了顿丰盛的晚餐。夜里11时，瞿秋白离开了寓所，路灯下白雪纷飞，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黢黢的大街尽头。那一天，是1934年1月7日。

其时，从上海到中共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浦、多宝坑，然后再步行经过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和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下设上百个小站点，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

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这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后的第一次全会。18日会议结束，新的中央政治局由12人组成，博古任总书记，瞿秋白则被无声无息地排除在外。

而在1月下旬，杨之华收到了瞿秋白到苏区境内后托人捎来的一张小条子：

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苏区新天地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

曾与李伯钊、刘月华被共同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记下了1934年2月，在红都瑞金看到的一幕：

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到达瑞金的三天前，瞿秋白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甫一抵达，便即上任。这是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时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当时，正是敌人封锁最严重的时候，苏区生活也最困难。据徐特立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而有一天，徐特立发现节损委员会贴出公告，批评教育部“有关同志”节省过火，不爱惜身体。

截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但在浩如烟海的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文献和回忆录中，与瞿秋白相关的内容却很少。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综合得来的回忆录说，从1934年2月到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24个。可惜的是，今天仅遗存下来一册用毛边纸油印的《苏维埃教育法规》，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回忆说，瞿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都加以原则指示。”

曾设计了红军军装的赵品三回忆说，瞿秋白将苏区喜闻乐见的戏剧结集，名为《号炮集》，油印了三百多份发到全区。同时，他还将高尔基戏剧学校与原工农剧社的一部分同志，以及红校的一部分同志，共编为三个剧团，分成三路到红军中去进行慰问演出，借以鼓舞斗志，宣传革命精神。

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由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数年后在延安，有一次萧三与毛泽东月下漫步，毛泽东还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专长，感慨道：“怎么没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留守苏区

1934年秋，石联星和战友王普青带了一个20多人的剧团，到雩都三军团去慰问演出。但她们在那里空等了三天，战士没空看戏，都在忙着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双。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联星正琢磨着，收到了瞿秋白打来的电报，让剧团立即回瑞金。剧团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经黑了。她们看到，在不远的山脚下，人流在整整齐齐地行进着，脚步声震撼得地面微微颤动。

来到一块菜园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檐下等着她们。他安详而平静地对演员们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演员们听到这里，禁不住都嚎啕大哭起来，瞿秋白镇静地劝慰着她们。二十多年后，当石联星回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说：“秋白同志的话音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

然而，她们不知道，瞿秋白心里正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蒋介石改变了前四次“围剿”时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下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1934年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

但是，瞿秋白却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长征的名单里没有他。为此，瞿秋白曾向组织当面提出，希望能够随队长征，但没有得到批准。

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第二天，不知就里的陈毅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吴黎平相聚，酒酣耳热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

会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

会演持续了三天，而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文卓

突围被捕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秘密地离开了苏区，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临时又加入了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

在汤屋，这支小队伍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设计了保护他们撤离的方法，将他们化装成俘虏，由护卫的红军做押送状，向永定县境进发。2月24日，在长汀县的水口乡，他们遇上了敌人，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被捕，何叔衡当场就义，只有年轻力壮的邓子恢突围逃了出去。

在离开福建省委之前，他们4个人已作了最坏的准备，设计了被捕时各人所应对的口供。对一些细节反复推敲。

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叫黄秀英，承认自己是红军医院护士，红军大部队走了，医院解散了，她是回闽西老家的。

张亮供名周莲玉，说她系香港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绑票”勒索的“受害者”，因她丈夫不肯出那一大笔赎金，被红军派人将她转移到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

瞿秋白则供名林祺祥，是一名军医，他文弱儒雅的气质也和医生相符合，敌人起初并没有怀疑，只是对他做一般的看押。

转折出现在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被敌军包围。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激战中牺牲，万的妻子被俘。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万妻叛变，招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一个月前曾由万永诚安排突围，后来听说，他们一行在濯田一带被俘。

这一情报非同小可，蒋介石亲发电报给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要求他对这一时期所俘获的共党人员严格清查。

根据供词，敌人很快锁定了在狱中气度不凡的“军医”林祺祥。这是大功一件，南京立即发来了10万银元和一纸表彰令。

当时提审瞿秋白的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祺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瞿眼睛半合半闭，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

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吴淞涛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民国16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这一突然的逼问，让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这时，吴才使出最后一招，找来了一个中央苏区时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过、名叫郑大鹏的叛徒。郑大鹏指着瞿秋白，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对叛徒的当场指认，瞿秋白坦然一笑，从板凳上长身而起：既然这样，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说罢。

次日，报纸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共党首领”瞿秋白。

杨之华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想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马上派人去看望鲁迅，那人回来后告诉她，鲁迅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

如果再有几天时间，一切也许就会改变——经过多日奔波，杨之华在一位牧师秦化人的协助下，已经取得了一家旅馆的铺保证明，还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着瞿秋白保释后秘密居住。而鲁迅也忙着和周建人筹办了一家店铺，准备当作铺保去保释瞿秋白。

但是，来不及了。5月14日，鲁迅在给友人曹靖华的信中说：“它（瞿秋白的化名‘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

《多余的话》

被押解回福建长汀，关押在国民党三十六师司令部的瞿秋白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专门收拾了一间房子给瞿秋白住，并由一个中尉副官主管他的生活，还派了一个上尉军医随侍左右，照拂医药。

被囚期间，瞿秋白可以随意在院子里走动，吃的是两荤两素一汤的长官饭菜，烟酒、牛奶、饼干随时供应。副官处给他买了两套白衣服，一双胶鞋，因为瞿秋白有脚气病，又买了一双布鞋给他，还给他借来了几本书籍杂志。

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瞿秋白说：“近来心境转觉闲适。过去作政治运动，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个星期失眠。押上杭县政府时，与士兵同待遇，几至不能支持。来此间后，甚承优待，生活优越多矣。”

他花了六天时间，写就了那篇后来引起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这是一名曾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却又被逐出决策层的革命者，在狱中拿起解剖刀，真诚而深刻地袒露心声，“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裁判”：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多余的话》写就的时间点值得玩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时，瞿秋白是处于转折期的党的第一位领导。”瞿秋白纪念馆馆长侯涤说，“而到了瞿秋白被捕的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抗中遭受到严重创伤的一年。”

瞿秋白在狱中疾书《多余的话》时，恰是革命低潮，前路迷茫的时候——红军主力正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而留守红军从1935年2月起化整为零，三万兵马分成九路，在中国南方八省的15个地区开展艰难的山地游击战争。

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为什么会有这样沉痛的表述：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当《多余的话》全文誊清，瞿秋白在第一页上提笔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周朝士大夫路过旧都镐京，见旧貌不再，不胜感慨，忧心大发，写下了哀婉悲伤的诗句。时隔两千年后，瞿秋白特意引用了这句话作为序言。陈铁健认为，瞿秋白始终自省并清醒着。在《多余的话》里，处处可见瞿秋白因为事业与他的初衷有了偏差，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因而苛责自己的痛苦。因为剖析得太过淋漓和细致，字里行间难免显得苍凉：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只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文卓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5月22日，在《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派陈建中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

刚刚过了三天，又有一道密电追至：加派王杰夫偕同陈建中与瞿谈话。

这时，瞿秋白已经在狱中关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国民党中央专门开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瞿秋白。蔡元培多次找到蒋介石，表示瞿秋白人才难得，绝对不能杀。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则坚定主张：“死有余罪，不杀，何以立党国之威杀共党之气？”

数度争议之下，蒋介石几次下令缓杀，叮嘱宋希濂多次劝降，还开出了极其宽厚的条件：可以不公开声明反共或写自首书，迁往南京养病，身体好了以后听任从事翻译工作或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

然而，几次劝降均遭拒绝。来自中统的王杰夫和陈建中是劝降瞿秋白的最后一次尝试。

王杰夫任“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领导，而陈建中本身就是中共的叛徒，两人都善于攻心。接到劝降瞿秋白的任务后，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专门召集中统局，根据瞿秋白的政治地位、学识、性格、家庭状况等方面的特点，专门研究了一套劝降办法。

据王杰夫、宋希濂、吴淞涛等人后来的交代，中统小组劝降历时6天，共进行了9次，其中7次为劝，2次为审，皆无所获。瞿秋白任凭敌人在耳边鼓噪，长久一言不发，只在最后平心静气地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6月15日，劝降小组败兴而归。宋希濂随即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6月17日夜晚，是瞿秋白一生最后的夜晚。当晚，他“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一大清早，特务连长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令。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伏案匆匆挥毫，写下绝笔：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10时正，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出门，沿途用俄语和中文高唱国际歌，阳光铺路，风停树静。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瞿秋白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背手挺胸，两腿微分叉，在亭前拍照以呈验正身。照相后，瞿秋白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据《大公报》6月18日长汀通讯记载：

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桌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

走到长汀西门外的罗汉岭下，群山环抱，绿草萋萋。瞿秋白环视四周，远眺是苍翠峰峦，近处是山野田园，从容地对刽子手安静点头：“此地甚好。”

尔后，他盘腿而坐，含笑饮弹。

艰难觅渡

1920年末，瞿秋白曾被北京《晨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前往新生不久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采访。他是满怀憧憬而去的。在他眼里，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而他要到一个“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

就像他常州老家门口那条河的名字：觅渡。

在《饿乡纪程》中，他写道：

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

这也许是当年许多共产党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一篇《多余的话》，后来曾使秋白身后的英名蒙垢。但那只是一个具有独特气质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对自己严厉到苛刻的解剖。当他拒绝敌人的多次劝降，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赴死的时候，他事实上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党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经历生与死的考验。

1935年2月，当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落入敌手之时，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正在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试图摆脱敌军重重的围追堵截。

5月，瞿秋白的身份已然暴露，营救已无可能，他在福建长汀狱中决定“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此时，千里之外的红军正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拼死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6月18日，瞿秋白就义当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师。经过了九死一生的血战，中国共产党的两支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终于会合到了一处。

数不清的烈士倒下了。残存的火种，在血雨腥风中顽强地保存下来。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点点开拓着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