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面对列强威胁放硬话

文卓

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８日，中国在巴黎和会的代表顾维钧等人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绝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转交日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９０年前的这个事件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外交中第一次对列强“说不”，其实，晚清政府也曾有两次顶住列强武力威胁，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例子。

    １．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及周边地区

    沙俄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１８５８～１８６４年，沙俄利用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侵华，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１４４万平方公里，但仍欲壑难填，继续向东扩张。

    伊犁是清政府在新疆统治的中心。１８６４年后，中国新疆局势混乱，出现多个割据政权，中亚古国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趁机入侵新疆，占领南疆大部和北疆一部分（南北疆以天山为界）。１８７１年，沙俄以“代收代守”的名义，侵占了伊犁所在的伊犁平原和伊犁河上游谷地等广大地区。１８７２年，清政府派出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与沙俄代表博戈斯拉夫斯基谈判收回伊犁，但俄方极为蛮横，不仅拒绝交还，还趁机提出领土和经济侵略要求。此时，从负责交涉的荣全，到主管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奕和同治皇帝，都认识到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才能收复伊犁。

    从１８７６年到１８７８年初，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阿古柏建立的侵略政权，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各地，为收复伊犁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条件。

    ２．左宗棠：割地犹如投犬以骨

    但沙俄仍然对交还伊犁采取拖延态度，清政府派出曾任直隶总督的崇厚为出使沙俄头等钦差全权大臣。崇厚从海路到达沙俄京城圣彼得堡。沙俄在谈判中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崇厚将其报告总理衙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表示“此必不可许之事。”但是，崇厚竟然无视总理衙门的明确指示，擅自接受沙俄要求，签订割地丧权的《交收伊犁条约》（又称《里瓦几亚条约》或《崇厚条约》）。

    除李鸿章外，各地军政大员纷纷反对签约，负责督办军务的左宗棠指出，割地犹如“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不止”，只能刺激沙俄的侵略野心。朝廷应该“明谕边臣，整备以待”，“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将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

    １８８０年１月，同治皇帝下令将崇厚革职拿问，２月又致书沙皇，宣布拒绝批准条约，并派遣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为钦差大臣出使沙俄，改订条约。同时，密令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等各地军政大员和驻防东三省、新疆及乌里雅苏台（外蒙古）的将领，加强防御，准备抵抗沙俄入侵。

    沙俄果然进行武力威胁，在中俄边界西段，沙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和新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集结重兵，准备分三路进攻新疆。在中俄边界东段，也准备侵占东北三省。沙俄海军上将列索夫斯基指挥的数十艘军舰，也向远东开进，扬言封锁渤海，进逼北京。左宗棠则针锋相对，带着棺材来到新疆哈密，表示为国捐躯的决心，其部下刘锦棠制订了分兵三路收复伊犁的计划。此时，沙俄刚刚结束与土耳其的战争，实力受损，外交孤立，战胜中国的把握并不大，因此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

    曾纪泽认为，当时的中俄交涉，主要包括分界、通商和赔款三个方面，“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其他两方面可以做一些让步。沙俄表示可以多交还一些伊犁土地，但必须将其他地方割让沙俄，以作为“补偿”。沙俄外交部官员布策竟追问：“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曾纪泽答之：“我想自今以后，中国地土断无再让之事。”在谈判几乎破裂之时，曾纪泽一语粉碎了沙俄的野心：“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

    在这次交涉中，清政府一直没有被咄咄逼人的沙俄所吓倒，１８８１年２月，中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圣彼得堡条约》或中俄《伊犁条约》）签订，该条约虽然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但中国虎口夺食，从沙俄手中争回了不少领土，也巩固了新疆西北部的边防。

３．１８９９年意大利觊觎浙江三门湾

    １８９５年，中国被小小的日本打败，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１８９８年，山东的胶州湾、威海卫、奉天（今辽宁）旅大、广东的广州湾（今湛江）和九龙到深圳河之间（今香港新界），连续被德英俄法强租，租期长达近百年，租借地内中国主权全部被剥夺，几乎相当于割让。

    看到列强屡屡得手，后起的意大利也蠢蠢欲动，把一艘叫“马可·波罗”号的驱逐舰，开到中国物色港湾。１８９９年２月，意大利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位于宁波和温州的中间）为军港，同时要求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并把浙江南部纳入势力范围。

    然而，意大利人打错了算盘，意大利自身的实力和国际环境都不利于它对华作战。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和马西尼写的《意大利与中国》一书等资料，记载了意大利的野心是如何被中国粉碎的。

    ４．中国认识到意大利实力有限

    早在几年前，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就曾上书总理衙门，称意大利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而且处于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因此无力武装侵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领袖，也认为意大利自不量力。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开办的《清议报》，引“某外交家”的话，勾勒了意大利政府财政困难，而且面临法国和奥匈帝国秘密支持的教皇复辟阴谋的情况。梁启超写道：“意之国情已若此，岂能与列强逐鹿于清之中原哉……”

    在当时，能称为强国的是英国、德国、沙俄、法国、美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日本八国。借助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机遇才在１８７０年最终完成统一的意大利，被列宁称为“贫穷的帝国主义”。１８９６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被击败，被迫向埃塞俄比亚赔款，更暴露出其国力之弱。

    当时，意大利表面上与德奥结盟，但其与奥匈帝国在阿尔卑斯山区和巴尔干地区矛盾重重，因此在远东不可能得到德奥的真正支持；同时，意大利和法国在北非的野心发生冲突，因此其在远东的扩张计划遭到法国的暗中反对，法国甚至把意大利打算占领中国港口的情报送给中国。沙俄在远东的立场和盟友法国保持协调。英国已经把整个长江流域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自然不希望意大利横插进来，美国在探明英国态度之后，也不支持意大利。日本出于将来独霸中国的野心，不可能希望欧洲国家占领港湾。

    此外，意大利在索马里以东完全没有殖民地，一旦与中国开战，如果英法不予支持，那么后勤补给和舰船维修的困难很大，容易提前上演１９０５年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绕过半个地球之后在远东被歼灭的惨剧。

    ５．《泰晤士报》等媒体嘲讽意大利

    这样，意大利唯一的宝，就压在清政府不敢一战的判断上了。得知清政府对照会不予理睬，意大利政府向其驻北京公使马蒂诺发出电报，让其对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在４天之内不接受意大利的要求，意大利将与中国断交，其舰队将攻取三门湾。然而，在得知英国愿意帮助调解之后，意大利政府又下令撤回最后通牒，此事沦为欧洲媒体的笑料。

    而清政府却没有把这当作玩笑。１８９９年１０月，在全军覆灭４年之后已购舰重建的北洋水师接到命令：做好南下浙江沿海的准备，如果意大利舰队入侵，立即予以痛击。水师上下士气高昂，主力驱逐舰海天号管带（舰长）刘冠雄表示：“义（意）人远涉重洋，主客异势，劳逸殊形，况我有海天、海容、海筹、海琛等舰，尚堪一战。”北洋水师统领叶祖珪命令各舰做好战斗准备。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接到命令，率领他的新建陆军以镇压刚刚兴起的义和团为名，向山东沿海秘密集结，准备进行反登陆作战；山东巡抚毓贤则下令全境严防意大利人以任何名义进入。

    意大利新任驻华公使萨瓦戈带了４艘军舰同行，到达上海，企图让清军不战而退，却又不敢真的开战。一个月后，他只得来到北京谈判，却在谈判中把表示欧洲大国关系的“欧洲协调”一词（Ｃｏｎｃｅｒ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翻译成“欧洲剧场”，称“意大利是欧洲剧场的重要成员”，意大利果然像剧场里的小丑一样被《泰晤士报》等媒体嘲讽。最终，由于意海军当局表示无力战胜中国，意外交部严令萨瓦戈放弃任何武力行动。萨瓦戈被迫把要求降低到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加煤站，但此时慈禧太后已看穿了意大利的实力，在宫廷会议上表示，一把黄土都不给意大利人。得知清政府的强硬态度，本来已经内外交困的意大利政府迅速倒台，新政府放弃了对中国沿海的任何要求。

    清政府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打消了荷兰等二流列强想趁火打劫参与瓜分中国的念头，此后中国再也没有被迫“租借”领土，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反抗意大利割占三门湾的斗争中，清政府对敌人的实力和国际环境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又认真备战，这是成功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