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党员：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乃无可争辩的人祸 <2>

陈浩海

2011-01-25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当地人都讲彭县方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的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川口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方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方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p79）

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的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第二，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觉得可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毛还未出现，从长安街东侧进入广场准备接受检阅的红卫兵队伍就开始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边喊口号边缓慢向前挪动。周总理声嘶力竭地反复喊话：“同志们，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当毛出现在城楼上的一刻，已经走过中心线的队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周恩来拼死呼吁队伍前进，队伍才稍稍往前移动些许。川口被“民众对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压倒的同时，在观礼台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拥有的使民众如此狂热的神奇魔力”。（p92）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川口刚好与“铁人”王进喜同桌而坐。王给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朴素，从谈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王大约听出他的中文有点别扭，问他：“是外国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正好陈永贵也步出会堂。几位日本贵宾觉得，“如果王进喜是中国工人的代表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象。“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p93）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当时，一行人被置于大权在握的中联部“造反总部”的管辖之下。为了视察活动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总部”后台老板康生的墨迹。据说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会受到热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贤的接见。张春桥致了欢迎辞后便匆匆离去，川口觉得他是个“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则花一天的时间为一行人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姚的报告“非常详实，充满激情”。接下来，一行人赴上海港参观。出面负责为外宾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这也是姚津津乐道的“成果”。红卫兵得意地为一行人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作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报》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组织内又有人起来造罗明的反，发展到召开批罗大会。罗被中联部弄到“十八处”保护起来。

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日共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中日两共产党的对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决定将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绀野纯一调回日本。二人预定于8月4日乘朝鲜航班离京经平壤回国，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绀野在北京机场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决定批判绀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参加了绀野的批斗会。但绀野本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批斗会无果而终。

翌日，在首都机场又召开了以“人大三红”（人民大学第三红卫兵司令部）为核心的各大学红卫兵组织的批斗大会，规模很大。为此，川口等人将砂间从“十八处”带到机场。快到机场的时候，与正往这边赶来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间被抢走，押到机场候机厅开始批判。川口亲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侮辱。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共。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这一野蛮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因此，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终于挺不住了……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日本处的人着了慌，周总理对事态也很忧虑，严厉指示：“开大会可以，但时间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则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批判大会终于快挨到了尾声，砂间好不容易开始向飞机舷梯移动，接着又是一阵骚动。“他从机场大厅出来时，就被两旁排列的红卫兵殴打，挪向飞机舷梯时，连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们骂道：‘你是狗，爬着走！’砂间被孩子们敲打着，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达朝鲜平壤，据说绀野和砂间的肋骨都受了伤。”（p108）

对这种赤裸裸的滥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连川口自己，虽然“也认为那种批判大会太过无情，但嘴里没敢说出来”。

从“三线”疏散到返回成都

1969年10月，北京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所谓“一号号令”），引起各方震动。全国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开始疏散，外国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被疏散到乐至县。

1970年，关于宪法修正草案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围绕在宪法中保有人民的示威游行权之“必要性”的问题，引发了一番讨论。对草案中“工人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一节，多数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主人翁。主人翁对谁游行示威？无此必要”云云。对此，周总理说：“毛主席认为，如果中国将来变色了，工人们可以用游行示威权与之进行斗争。

因此，游行示威权是必要的。”（p124）而与此同时，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暗斗走向公开化。对于当时在县农机厂劳动的川口来说，尽管有权参加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讨论，但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则是无从知晓的。后来在回忆录中有所涉及，想必是他后来自己反思、学习的结果。

1971年4月，川口夫妇终于离开乐至返回成都，落户于红旗柴油机厂。这是一家有五千多名干部和工人的国企，加上家属，有一万多人生活在厂区，俨然一个小镇。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气锤。他一边在厂里劳动，一边着手与有关方面商讨回国的问题。

进厂不久，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小道消息便不胫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闻。随后，层层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通知》。接着，又下发了《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学习材料，由此展开了全国性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但不知为什么，从这以后，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参加学习讨论会。

1972年2月，尼克松闪电访华，举世震惊，也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中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多数群众对中央的“脑筋急转弯”持有疑问。于是，上方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以消除群众的疑虑。谈话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二是通过与美建交，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加深友好。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掠货。

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对此，再次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利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来华，中日两国正式复交。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记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p143）

踏上归国之旅

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在北京见到了受日共委托来华协调有关工作的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三好一。在三好的带领下，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1951年后（即“白鸟事件”发生后）22年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启程回国，中联部干部段元培特来送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而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川口对自己从1950年起从事反政府地下活动，乃至“全部的生活完全从属于党”这点，始终无怨无悔，但却对流放中国十八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编者注：川口此处指的是日共）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

川口夫妇被流放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坐大到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回国后的反思

回国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的民间交流而奔波。他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超乎国籍的热忱。与此同时，对自己在中国的18年流放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本身，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脱胎换骨式的反思。他的独特经历，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融入”却不致主观、客观又不失“体温”的视角。他晚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了回忆录《蜀国飘流记》，后被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年9月18日，川口荣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83岁。按川口夫妇的遗愿，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后将其一半撒到“第二故乡”四川的河山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