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的红色内幕：布衣陈云的家庭生活

步天涵谷

陈云身前身后的于若木

“双手扶持千木茂，慈怀灌注万花稠。”这是一位友人赠送给于若木老人的一副对联。这可谓是对于老献身营养事业20余年的真实写照。

说起陈云，于若木眉梢眼角含笑；说起营养学，于若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浑然忘却自己是一个高龄老人。在晚年，于若木忙忙碌碌，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很紧张。有时候上午开会，下午还要会客。她所忙的事情和所接待的客人又大都同营养事业和全民健康有关。在陈云百年的日子里，更是忙上加忙，连轴转似的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

2005年，在中南海陈云同志生前的会客厅，于若木在接受采访时说：“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萦绕在我身边。他那说话的神态，他爱用的口头语，他平日生活的习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那样熟悉，仿佛就在眼前。”

于若木，原名于陆华，1919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月被派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3月与陈云同志结为革命伴侣。1943年12月调西北财经办事处任机要秘书。

1950年5月，于若木调中央财经委员会专家联络室从事翻译工作。1957年被调到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资料室工作。1961年担任陈云同志秘书。1964年12月调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79年9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室主任。1981年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顾问。1986年她先后被聘为中国营养学会荣誉理事、微量元素与健康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顾问等。同时，她还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后，于若木涉足营养学领域并进行探索研究，先后汇集出版了《于若木文集》和《于若木论学生营养》等专著，倡导实施了护苗工程、大豆行动计划、学生营养餐及学生饮用奶计划等工程，为营养食品的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历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顾问、研究员，中国保健食品协会名誉会长，成为中国著名营养学专家。

2006年2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于若木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一）三次见过陈云同志，虽然都是听他讲话，相互之间没有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好

1937年12月，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久，因过度疲劳，致使在阿拉木图犯过的流鼻血病复发，鼻子流血不止，只得停下工作休养。

长期的劳累，使陈云的身体一直比较虚弱，时不时会流一点鼻血。但每天如此繁忙，对这一“小”问题也就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这次流鼻血病的复发，来势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凶猛，给陈云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为此，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陈云。当然，担负护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适些。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就到陕北公学五队去挑人。为什么要去五队呢？因为五队是女生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一般都被安排在这个队。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

因为于若木是已有两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于是邓洁找于若木谈话。邓洁向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需要人护理。

于若木一听，便说：“陈云同志我倒见过几次，印象很好的。上个月，11月27日下午，忽然听到防空警报的号声，我们赶紧向隐蔽处跑。还没跑到，就听女生队长大声喊——不要跑了，这是自己的飞机。于是，我们又向飞机场跑去。只见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央领导人，陪着从飞机上下来的几位从苏联和新疆到延安的领导同志，在众多群众的簇拥下走了过来。”于若木说，她通过随后毛泽东的介绍才知其中一个是陈云，并听了陈云的即兴演说。这是于若木第一次见到陈云，尽管时间很短暂，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陕公的学生经常谈起这次欢迎会上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演说，对陈云等领导人表现出来的政治家风度和超群的口才，津津乐道，十分钦佩。

过了几天，12月初的一个晚上，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上级指示。陕公当时有学员数千人，但党员只有三四十人，其中女生党员只有四五人。“会议进行中，陈云同志走进来了。成校长十分高兴地向他简单介绍了一些陕公党员的情况，然后请他向大家讲话。我记得，陈云同志在讲话中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广大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心向共产党，我们不能搞关门主义，要从他们中间大量吸收党员，革命事业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还说：我是从新疆回来的，在这之前到过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告诉我们这是苏联生产的，并分给在座吸烟的人每人一支，请大家吸一吸，品尝一下味道好不好。”于若木对邓洁说，这是她第二次见到陈云，虽然开会的地方是一间天然形成的“石洞办公室”，里面点的是一盏麻油灯，灯光昏暗，看不大清楚，但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作风，却折服了所有与会者。

于若木说，第三次见到陈云是在那次党员大会以后不久。那天，全校师生听陈云作形势报告。“陈云同志报告大意是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下，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像朝山进香一样奔向延安，我们应当敞开大门欢迎他们。……”于若木谈起对陈云的印象，没完没了，对他的报告“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于若木收回自己前不久的几次“接触”时的记忆，说：“三次见过陈云同志，虽然都是听他讲话，相互之间没有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好。现在他需要一个人去护理，我当然很愿意。只是我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经过组织研究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做护理工作，何况陈云的护理工作不是很复杂，他只是大量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

于若木得知是组织上的决定，也就服从了。这样，她就到陈云那里报到……

（二）“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个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主要是负责一些滴药水之类的护理工作，另外就是帮陈云处理一些杂事。比如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没事，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于若木就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之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十九班。

不过，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这还得从1939年的3封信说起。这3封信是在陈云逝世后，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有一封是陈云写的；有一封是于若木写的，信中都涉及了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另一封则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

这3封信，其中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路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虽说同名同姓叫“陈云”的也有，但是从信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是当年在延安的陈云。

薄家与陈家有着深厚的友谊。建国后，薄一波曾在陈云领导下，共同从事新中国的经济领导工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第一个站出来为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薄熙成发现这3封信后，立即花2000元，买下这3封非同一般的信，转赠给陈云之子陈元。陈元把信交给母亲于若木。于若木惊喜万分，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几封半个多世纪前的信，居然能够完璧归赵！

于若木惊喜地接过信，看着信封上那自己亲笔写下的英文，收信人“YUDAWCHYUA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这3封信其实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这是一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1939年6月22日）。信封右上角还有一行小字：“1939年8月5日收”，显然收信人是个细心人，收到信时注明了时间，表明此信寄了40多天才收到——那时，中英之间还没有航空信，所以寄了那么久。于若木看着信，慢慢地又打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

于若木原名“于陆华”，进入延安时，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改名——用本名的话，容易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受到牵连。这样，她改名“于若木”。想不到，这名字竟一直沿用至今，而她的原名反而鲜为人知。在署名“陆华”的那封信末，有这么一行字：“来信请寄：延安邮政信箱第5号于若木收”。于若木回忆说，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而收信则是通过陕北榆林转往延安的。收信人是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3封信，显然是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的。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30年代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当然，在弄明白这3封是谁写的信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这几封从集邮市场上发现的弥足珍贵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况。

刚到陈云那儿时，陈云就询问于若木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后来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空闲时，他们在一起聊天，陈云得知于若木会唱歌时，便请于若木唱歌给他听。于若木十分大方地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悦耳的歌声在窑洞中回荡。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

相处久了，陈云向于若木倾诉了他的肺腑之言，他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一起能够合得来。”

当时，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在陕北公学男生队。陈云请他来，认真、坦诚地向于道源讲述了他和于若木相识的经过，并把于道源看作女方家长的代表，郑重地征求于道源对两人婚事的意见。于道源久闻陈云之名，深知他是一位很踏实、很稳重、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对他们的结合表示完全赞成。

1938年3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了。婚礼非常简单，陈云与于若木都不喜欢铺张此事。结婚的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瓜子、红枣、花生之类的东西，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大家坐在起，纷纷向陈云夫妇致以热烈的祝贺，有的还即兴表演了节目。于若木在晚年回忆说：“事后，消息传开，有人要陈云同志请客。他当时虽然手里有点钱，请得起客，但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没有请。”

1939年5月28日，于若木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后来，）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中还写道：“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在于若木写上面那封信的前一个星期的一个晚上，陈云给于道泉写了一封信。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于道泉）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5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3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在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陈云和于若木结婚不久，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他知道这个事情后，马上就作了一首打油诗：“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陈于二人相识相恋的经过。其中，后两句是说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最初缘起于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而陈云寻找医疗看护结果也促成姻缘。

步天涵谷

（三）“正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我们走到了一块”

多年来，于若木随陈云转战东北，从关内到关外、从地方到中央，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并肩携手一起走过了几十年的革命历程，延续着一世缘、一世情。

结婚不久，陈云曾用3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讲大革命失败后期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此后，陈云让于若木到中央党校第十九班学习了五个多月，结业后又让她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到那里讲课的，大多是中央领导同志和在延安的大学者。谈到当时陈云在马列学院讲课的情况时，于若木说：“由于他的幽默风趣，使课堂上笑声不断，气氛轻松活跃，很受学员欢迎。记得有一次，他在讲党性与个性时，模仿一位喜欢歪戴军帽的学员，把自己的八角帽也故意弄得特别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对我说：一个领导经常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大家见了你会害怕，只能敬而远之；而幽默可以使群众感到你可亲近，有话愿意向你讲，这也是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一种作风。”

婚后，陈云十分注意处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绝不因为自己是部长，自己的家庭就可以搞特殊一点。婚后，他与于若木之间的感情很好，两人相敬如宾，说起话来都是轻声细语，和和气气的。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没有听到他们大声地说话，更不要说是争吵了。

有一段时间，于若木在延安的马列学院学习，每星期六下午才回来，星期天下午就又要返校了。她回来时，主要是帮助陈云做点家务，料理一下陈云的生活。但他们之间的谈话，从不涉及到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陈云不说，于若木也从来不管陈云工作方面的问题。当于若木在家时，如遇到有人来汇报工作或谈问题，她总是回避开。一开始，陈云只有一间窑洞时，她就“躲”到外面去。后来，搬到窑洞套间，于若木也不听不陪，躲到里间窑洞去干自己的事。只有傅连暲医生来给陈云看病时，才是一个例外，她才会在场。

陈云的身体当时不是很好，一般不能参加比较剧烈的身体锻炼运动，多是在晚饭后散散步。到了星期六的晚饭后，于若木总会陪着陈云出去走走，有时和机关干部相遇，如谈一般性事情，她在旁边从不插嘴，如涉及问题大一些的，她就绕到一边去。

1941年1月，陈云与于若木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姑娘，于若木给她取名“陈伟力”。

1944，陈云调离中央组织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为了便于工作，于若木担任陈云的机要秘书，辅佐陈云处理来往公文等工作。于若木说，“几十年中，我们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他工作中的事不对我说，我也不问，就是当他的机要秘书，除了收发文件，顶多就是抄抄发言稿而已”。

到了1945年1月，于若木即将临产，妹妹于路琳前来照料。一天夜里，于若木突然产前阵痛。当时尽管立即派出警卫员，前往延安中央医院请大夫接生，由于路很远，来回很费时间。于路琳知道卫生部部长贺彪就住在后面山上，马上上山去找。山很高，又不知道贺彪住在哪一个窑洞。于路琳就挨门挨户查问，最后终于找到贺彪。贺彪赶到时，孩子屁股已经出来了。幸亏他来得及时，顺利接生下孩子。但是，孩子出生时，已经不会啼哭——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就在这时，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带着器材赶到，给孩子打了一针，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了……

那一次，于若木生下的是个男孩。按照结婚时夫妇双方的约定——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由于若木取名，于是轮到陈云来取名。那时，发电报习惯于用韵目代日。陈云常拟电报，所以对电报韵目极为熟悉。长子是在13日出生的，13日的韵目是“元”，所以陈云就给长子取名“陈元”。这“元”字还有另外两层含义，即“元”月出生；“元”又是“第一”之意，也就是长子的意思。

有人曾问于若木：“你和陈云同志在年龄、职位、生活经历上相差那么大，你们是怎样处理这个矛盾的？”早在延安时期，一位女同志还用羡慕的口吻说过：“于若木是怎么搞的，和陈云同志的关系那么融洽和谐！”对此，于若木说：“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除了夫妻关系、师生关系与上下级关系之外，还有着第四层也是最为重要的最为根本的一层关系——同志关系。正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我们走到了一块；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他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四）于若木一直关心家里的营养问题，她还经常向全家人及厨师宣传营养知识，并建议中南海的厨师学习营养知识

凡接触过于若木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乐于扶危济困。然而，一个人的高贵品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艰苦的磨炼、学习中形成的。

于若木原名于陆华，祖籍山东淄博，1919年4月15日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于丹绂，又名于丹甫，是我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山东第一师范大学校长，是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于家有6个子女：长子于道泉，次子于道源，长女于式玉，二女于式金，三女于式谷，小女于式坤。其中的第三个女儿于式谷，又名于陆华，就是于若木。

因为父辈是教授、学者，于若木在开明、宽松、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在以优秀成绩小学毕业之后，于若木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学习。1935年考入北平市立女一中。在此期间，已学业有成，并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哥哥于道泉，给小妹提供了大量细心周到的照顾。同时，在兄长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于若木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在学校，于若木思想活跃，积极要求进步。1935年，年仅16岁的于若木就在北京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经北平地下党组织批准，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一时间北平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于若木与其他同学一道南下回到了老家济南，不久和妹妹于式坤（又名陆琳，后改名于路琳）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临走前，于若木专程到中共山东省委开具了组织介绍信，并在路上妥善保管一直带到了延安。而当时的情况是，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中共地下党员人数比较多，但是很多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随身缺少组织介绍信。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按照组织程序还必须要通过谈话、查阅档案、寻找证明人以及各种考查等方式，才能逐渐恢复组织关系。而于若木随身带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这是对她以往经历最直接的说明，因此组织关系的移交与党员身份的恢复非常顺利。到延安后，于陆华改名于若木，在陕北公学五队学习。

对于自己名字的来由，于若木说：“若木”出自《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若木，按《山海经》解说，是一种“青叶赤花”之树，长在“日所入处”。她的父亲从小给她讲解《楚辞》，所以她喜欢《楚辞》，取了“若木”这个名字。

于若木来到陈云身边工作之后，开始为陈云的起居饮食操劳。为了陈云的健康，她首先要求陈云戒烟，陈云也深知吸烟对健康的危害。1952年，他开始戒烟，而且说戒就戒，一点也不含糊。于若木说：“过去，陈云同志是抽烟的，而且抽得很凶，一天要抽两包，抽得手指头都被熏成了褐黄色。解放后，生活安定了，我向他宣传抽烟的害处，劝他少抽并逐渐戒烟。他听了我的话，逐渐减量，由一天抽两包改为一天抽两支。后来，他说一天抽两支没有意思，嘴里发苦，嗓子发干，不如干脆不抽。这以后，他一支也不抽了。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像以前那样怕冷了，身体也比过去好了。他晚年时曾说过，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新中国成立后，家里有了厨师，但是于若木对家里的营养问题还是一直关心，营养搭配失衡了、蔬菜吃得少了、杂粮少了，她都会提醒厨师注意。她还经常向全家人及厨师宣传营养知识并建议中南海的厨师学习营养知识。

也许是因为对营养方面敏感，于若木对生活中的营养学一直没有放弃关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国家机关好多人得了浮肿病。究竟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有心的于若木便去请教营养学家。专家说，病因是缺少蛋白质，其实每天吃二两黄豆就能解决问题。

于若木看到发表在国家科委内部刊物《科学实验研究动态》上的专家文章，就把文章拿回家给陈云看。陈云看过后，马上起草电报要东北调黄豆进关，支援中央和北京。于若木风趣地说，那时有人管处级以上的干部叫“糖豆干部”，糖是指干部每月会发给一些白糖，豆就是指的黄豆。

一个建议，让困难时期的很多干部的健康状况得到了保障，这是陈云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重要决策。这里面，也有于若木的一份功劳。“大家都晓得陈云志擅长搞调查研究，其实他不仅通过会议等正式的渠道调研，还通过个人特有的一些渠道如身边的熟人、朋友建立自己的信息库。他没有因为我是基层的干部而认为‘人微言轻’，同样听，如果认为正确便采纳。”对此，于若木很是感慨。

陈云身体不好，但他给人的感觉总是身材适中，步履轻盈，目光有神，气定神闲，即使是七八十岁高龄依然还思维敏捷，精神健朗，在这当中，于若木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于若木根据陈云身体的情况制定了的十分普通但又有效的食谱，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大米。陈云之所以能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其实就是夫人于若木的功劳，也是中国食疗实践的具体表现。

此外，于若木还一贯主张“五果为助”的原则，让陈云坚持饭后吃两条香蕉、一个苹果或雪梨等水果，她认为香蕉富含钾，有平衡体内钠的作用，缺乏钾会导致虚弱失眠，严重的会使人心律失常，陈云工作忙、睡眠少，常吃香蕉有助于保证睡眠质量，这也与陈云的“睡眠第一，吃饭第二”的保健理念不谋而合。所以陈云很乐于接受，积极配合。

陈云还听从夫人的建议，坚持饮茶，但要饮绿茶。他终身坚持饮绿茶，每次只放3片茶叶。长期饮用绿茶，既可以提神醒脑，促进新陈代谢，有效排出体内有害物质，又不至于过分刺激兴奋神经，有效避免浓茶对体内器官的伤害，确实是保健长寿的一个好窍门。

于若木老年时，气色极好，思维清晰，一点都没有耄耋老人之态。她的养生之道，老人这样说：“关键是要做到营养平衡、起居有时。我是争取做到这两点，但没有做到陈云同志那样好。他的生活可以说是‘数字化’，也就是定时定量。”说到这里，我们笑开了怀。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贤惠的女人。陈云能够以多病之躯寿至90岁，并能卓有成效地管理国家大事，这与于若木这位营养专家的悉心照料密不可分。

步天涵谷

（五）花甲之年开启自己在营养学界的第二花季

粉碎“四人帮”后，于若木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任顾问。一次，她到广西参加一个食品方面的会议，主办方安排与会人员参观当地的一家工厂。厂里的同志介绍说，他们这儿分配来两个大学生，但是都是病号，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不能正常工作。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京后，于若木走访了一些大学，发现大学生的身体状况普遍不好。因为营养素摄入量不够，大学里患肝炎的病人多，因病休学的也多。国民身体素质不好，就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面对这些情况，于若木忧心忡忡。她来到当时的卫生部卫生研究所，向著名的营养学家周启源、金大勋、沈治平等教授虚心讨教营养科学方面的问题，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营养问题的资料，深入基层考察调研。1983年，于若木写出了关于营养问题的第一篇论文《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营养学界的重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60岁应该是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的年龄，可于若木步入营养学领域那年已经64岁了。众所周知，营养学包括的学科非常广泛，于若木在花甲之年涉足这个领域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营养学包括了生物学、生物化学、食品科学与卫生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谈到自己是如何步入这一领域并最终取得成果时，于若木谦虚地说：“营养界的权威专家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为了掌握更多的营养知识，于若木找来大量的营养书籍，她白天工作，晚上自学到深夜一点。在学习中遇到难题她就用卡片记下来，并把一些常用的专业术语记在卡片上随身携带，抽空就拿出来背。比如：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非必需的氨基酸等，她不仅记下了中文的名称，还记住了它们的英文名称。

和于若木接触过的人都被她谦虚好学的作风深深感动。新中国营养学的奠基人之一、我国著名的营养学家沈治平教授说，无论是我们和她交流还是出席营养学的会议，她总是拿着本子记录，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她还博览群书，阅读了国内外大量的营养学刊物，及时了解世界各国营养学科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动态，提出了许多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于若木潜心研究、厚积薄发，她二十多年来苦苦思索、辛勤笔耕的成果已汇集出版了《于若木文集》和《于若木论学生营养》等书。

于若木作为营养专家，对食疗很有研究。我国是“食疗古国”，又是“食疗大国”，中国食疗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早在西周就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记载，并把食医列为四医之首，唐代孙思邈主张有病“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神农本草》所载365种药中，一半以上既是药物，又是食物；《本草纲目》中收载的食疗药物达数百种，仅药粥一项有62方；古人云：“三分治病，七分调养”，调养就是食疗，“医膳同源，药食两用”，“医疗不如食补”，是祖国医学的光辉成就。食疗是中国的国宝，而于若木把这些理论结合陈云的身体情况，摸索出行之有效的食疗方法，并获得很大的成功。

1980年，于若木离休后，积极为老区建设及儿童事业发挥余热。有一次，曾多年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河北省行唐县副县长温书义看望于若木，于若木得知行唐这一革命老区仍有部分贫困儿童就学难后，当即从自己节俭的生活费中拿出2000元，委托温书义转赠给行唐贫困儿童。

在我国，于若木倡议成立了学生营养促进会，她主动捐钱设立学生营养餐。她认为，有许多做少年儿童工作的人，谈营养之外的事情很多，像服装、玩具、体育锻炼等等，可就是很少有人讲营养。于若木觉得这是缺陷，营养应该是第一位的，并提出“营养应成为国策”。

于若木是著名的营养学家和学生营养事业的大力推进者，在她倡导和政府支持下推行的学生营养餐和学生奶计划正在一些大中城市推广。儿童少年时期是一生中长身体、长知识、性成熟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营养状况是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与心理、智力有密切关系。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家长也重视孩子的营养，天天吃鱼、吃肉。可是，某项调查表明，城里的孩子营养不良的比例高于农村孩子。这让人有些费解。对此，于若木说：“这就是文明病的表现。营养水平和经济状况不完全是同步的，它与知识结构相一致。我认为，宴席的食物结构就是最不合理的，主要都是肉类、海鲜，几乎没有主食。常吃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食品，很容易患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有的人并没有觉悟，还认为这样吃饭是种享受呢！”

现在，有些家长为了孩子长得健壮，花费金钱买各种高级食品，认为越贵越有营养，于若木说，“这是走入了营养的误区。食物结构不合理造成儿童厌食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体需要多种营养素，必须齐全，才能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据于若木身边的人员介绍，于若木不仅在营养学领域潜心探索和研究，而且还不辞辛劳地出席各种营养学术研讨会、现场交流会，足迹遍及长城内外、海岛边疆。寒冬她冒着风雪到东北考察，盛夏她顶着烈日到海南调研；她为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足而担忧，也为发达地区儿童的营养失衡而不安。于若木呼吁各省市领导同志对学生营养问题给予关注，同时要强调平衡膳食，提出要重视营养教育、普及营养知识，要用营养学智慧开启人们的心灵。

1997年，于若木从一份资料上得知黑龙江农垦局有两个农场很多人得冠心病和癌症，死亡率较高，人们情绪因此不稳定，纷纷要求请调到其他地方去。于若木说：我一定要去弄个明白。

到农场的路很不好走，一会儿是一个泥淖，一会儿是一个大坑，汽车在上边行驶要么颠簸得厉害，要么车陷在泥淖里难以行进。随行的人员担心地劝她，到农垦局里听一听汇报就行了。但于若木说：“没问题，我能坚持，不到现场就不能了解真实情况。”

经过调查，于若木认为这个地区是严重缺硒地区，建议有关方面对农作物施硒肥解决贫硒问题。根据于若木的建议，有关方面在农作物生长期用飞机低空往叶面喷洒亚硒酸钠，使植物的叶片充分吸收，农作物就成了富硒作物。当地的居民吃了富硒粮食以后，这一地区人们冠心病和癌症的发病率明显降低，人们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也能在这儿安心工作了。“贫硒地区的居民尤其要防止缺硒，这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健康的大事，我们应像抓补碘那样抓好贫硒地区居民的补硒工作。”

于若木身边的原工作人员高英说，于老对于营养事业的挚爱和对全民健康事业的关爱让人无法不感动，无法不赞叹。高英说：“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1996年，那是陈云同志逝世的当天，我突然接到了于老的电话，说第二天有一个关于营养方面的会议，她让我一定代她去参加，而且要做好录音和记录，回来放给她听。”“在那样特殊的时刻，她不顾自己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还惦记着中国人民的营养事业。”“从那天起，我对这位老人加倍崇敬。只要自己能做到，一定克服困难完成。”高英这样来表达她对这位老人的理解。

关心全民的营养事业，办好学生营养餐、营养奶——这是于若木的毕生心愿，为此她付出了一切。

2002年12月，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河北省有一个企业要推出学生营养午餐并举行开业典礼，于若木准时出现在会场上。

2003年1月4日下午，于若木去参加联合国一个有关环保的会议。事先大会没安排于若木发言，但主持人临时让于若木讲一讲。身边的工作人员很担心，因为没有准备，怕措手不及。没想到，于若木紧紧抓住人们关心的问题讲了起来，十几分钟的讲话，博得了人们的阵阵掌声。会后大家都说于若木博学多闻、思路敏捷、头脑清楚。身边工作人员高英说，于老的这些知识和见解都是平时读书看报积累下来的。

于若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祖国传统医学，学会了针灸。现在年纪大了，她又研究出一套按穴位贴胶布疗法，治疗一些疾病。

于若木共有5个孩子。现在，女儿陈伟华、陈伟力和儿子陈方同她住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很忙，一家人一起吃饭，是于若木享受亲情的一个重要方式。于若木从不搓麻将、不打扑克。有空就读点书、看看报，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是她常看的节目。走动的朋友中也大多是营养学家和各方面的学者、专家。

2004年4月28日，“光辉永存——陈云生平业绩”陈列仪式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拉开序幕。这是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巡回展的第一站。“光辉永存——陈云生平业绩”陈列展分8个专题陈列，充分展现了陈云光辉的一生，观众也能从中了解到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思想、品格、风范。陈列中不乏陈云生平珍贵文物。

为纪念陈云100周年诞辰，表达家乡人民的思念，上海恒源祥集团和陈云纪念馆联合绣制一幅陈云巨幅绒绣像，将放在位于上海青浦区练塘镇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烈士纪念馆。在2004年11月的启绣仪式上，陈云夫人于若木怀着对丈夫的思念和深情率先绣了100针。

2006年2月28日，享年87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原研究员、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我们在于若木那亲切、随和、平凡举止中，似乎也看到陈云的另一个背影。她的为人、她的品行，一如记者见面时所送的百合纯洁、优雅，也如那康乃馨清香长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