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故事：内蒙古新娘在日本拒做家庭主妇的遭遇

南瓜小弟

2010年11月05日

编者按：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国，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日中国人已近百万。他们到日本，去留学，去结婚，去挣钱，去创业……怀着五彩缤纷的理想和梦幻，从湛蓝的天上，从碧蓝的海上，踏上了这块扶桑之地。他们在域外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备受网民们关注，本网联合日本华文媒体《日本新华侨报》陆续刊发在日华侨华人的生活点滴。  

　　中新网11月5日电 题：内蒙古新娘在日本拒做家庭主妇的遭遇

　　◆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 ◆编辑 王海波

　　我细细地看着手中这张彩色照片：坐在沙发椅上的胖女娃娃，眨着大大的眼睛，笑起来脸上泛起的两个深深的酒窝，煞是可爱。她刚刚来到人世间8个月，还全然不知人世间的风雨冷暖。

　　眼下，她的妈妈，一个来自中国内蒙古的眉宇间流露出清秀的女性，正坐在我的面前，泪眼涟涟，哀声凄凄，倾诉着和孩子分离后的种种精神痛苦。

　　妈妈。女儿。肉连着肉，心连着心。那么，这对母女为什么会在东瀛分离呢？

　　看着她“未语泪先流”的样子，我劝慰着她：“有事情慢慢讲，能够帮忙的，我会尽量帮忙”，同时，我心里也想尽快阐释解明这个大大的问号——

　　她曾从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到日本的新潟县进修。时间在一年半左右。她说自己在内蒙古上了大学，学的是财务会计专业，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才到日本研修的。

　　研修结束后，她回国了，又是通过父亲的关系，她“考”上一家电台的播音员。这种播音员工作带来的那种职业或者说“无冕之王”的“优越感”，在我采访的时候依然可以丝丝地感觉到。但是，稍许有些遗憾，这种“优越感”也没有能够把她留在播音员的岗位上。因为在研修生活期间，她除了获得技术学习的“正成果”之外，还有一个“副成果”，那就是与一位日本男人产生了“好感”。而情感世界的“好感”往前走一步，常常就是婚姻。2008年6月5日，她走出国门，和这个日本男人结婚了。

　　一般的中国女性和日本男人结婚，就意味着要成为日本一个家庭的“家庭主妇”。

　　在日本，女中学生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未来理想”话题的时候，可以堂堂正正地大声说：“我毕业后想当一名家庭主妇，想当一个好妈妈。”日本的女性结婚后，可以在职场立即申请辞职，理由是“我要回家去做家庭主妇”了。她们还可以在履历书“职业”一栏内堂堂正正地填写上“家庭主妇”4个字。街头巷尾，时常可以看见穿着白色围裙衣的家庭主妇堂堂正正行走的身姿。这些，在中国社会都是难以想像的。

　　是的，在中国社会，叫“家庭主妇”太沉重。这个词汇在中国被简称兼蔑称地叫做“家妇”。上海里弄的大妈，北京街道的“小脚侦缉队”，她们的所作所为，使“家庭主妇”的名声一落千丈，难以翻身。即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恋人可做，妻子可做，母亲可做，甚至“小三”——情人都可以做，唯有那“家庭主妇”，还是不可做或者说是不愿做的。即使做了，也要尽量地掩饰，或者用另外一种“贵妇”的形式扭曲地表现出来。这或许因为“家庭主妇”，在当代中国意味着远离社会，意味着自己无能，意味着献身一人或者一个家庭，意味着平凡劳作……

　　她的爸爸、妈妈在MSN和QQ上也经常这样教育她，让她看看国内的姐姐如何努力，看看国内的嫂子如何有成绩，看看她往日的同学如何大显身手，然后就劝她要争气，不能在日本无所作为，不能每天在家里守着丈夫转，不能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家庭主妇”。这种来自故国不了解日本国情而又充满着亲情之“爱”的教诲，不知使多少中日国际婚姻的家庭夫妻关系渐行渐远。

　　女儿出生了，还不满周岁，她闹着要出去学开车。她的日本丈夫，自称是介于传统日本人和现代日本人中间的一个日本人，支持她去学开车，而且自己开车去送她、接她。

　　孩子呢，由孩子的日本祖母来照管。日本祖母和祖父特意从老家新潟搬来，与儿子、儿媳同住一栋两层小楼，但不走一个门。这应该也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色——两代人同居一处，各走各的门。

　　她的日本丈夫跟她讲过，自己年幼时家庭贫穷，经济拮据，弟弟生病以后，因为家中无钱请医生而死去了。现在，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希望让父母的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于是，他每个月给父母20万日元。

　　应该说，对她，日本丈夫也是不薄的，每个月给她50万日元的生活费，我怀疑这是在日本的国际婚姻家庭中的最高生活水准。写到这里，自然要说明，他的日本丈夫是一家大企业的高管，个人收入相当可观。每到星期六，日本丈夫要带她到外面吃饭；知道她不喜欢洗碗，日本丈夫就买回来一个洗碗机，有时干脆自己动手洗；知道她嫌照顾小孩麻烦，遇到孩子哭了，有时她会跟着一起哭，日本丈夫就天天晚上按时回来给女儿洗澡。

　　新年到了，她想和日本丈夫尽情地玩一玩，希望孩子的日本祖母继续照料孩子。可是，老太太说：“过年了，我们也应该休息几天了，你自己带带孩子吧。”

　　这样，她带着孩子跟着日本丈夫在外面饮食、购物、游玩。孩子感冒了，做妈妈的她也着急起来，整日在日本丈夫耳边吹枕边风：“都怨你妈妈，有时间不为我们看看孩子。现在孩子感冒了，都是你妈妈造成的……”

　　这个日本丈夫是个孝子，听到这番话不免要反驳两句。她不愿意听这种话，口头禅顺嘴而出：“不行，我们就分居，我们就离婚！”

　　这种话，日本丈夫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曾经开玩笑般地撕过她的嘴。每听一次，这个日本丈夫就感到心头被针刺了一样。他常常闷闷地想，是不是自己不了解中国文化呢？是不是中国家庭文化中有把“离婚”挂在嘴头天天说的习俗呢？

　　维持婚姻的诀窍之一就是忍耐。日本丈夫又忍下来了。可是，第二天妻子仍在喋喋不休向他进攻，说：“你不去办离婚手续，你就不算是一个男人！”

　　血往上涌。一个男人被女人认为“不是男人”的时候，他的血是会往上涌的。他毅然从市役所(市政府)领取了“离婚届”(“离婚手续书”)，自己首先填写。他怕妻子不了解这个举动真正发生后的真实意义，就又把妻子带到市役所，让那里“外国人相谈中心”中国籍职员逐条进行解释。他的中国妻子没有动摇，爽快地提笔签字，协议离婚成立了。

　　正如他所预料，他的中国妻子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真实的意义。回到家，孩子祖母的脸型变了，毫不客气地说：“你没有收入，可以从这个家滚蛋了。你没有收入，孩子由我们来负担。”她的日本丈夫也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恶狠狠地对她说：“你是为签证和我结婚的。现在，距离你签证到期还有几个月，你自己去想办法吧。以后，你一个月只可以来看两次孩子。”

　　她傻眼了，但她的性格、脾气使她没有办法接受眼前的一切。她真的放下孩子走了。

　　从一个家庭出走，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这种出走，带来的是什么呢？

　　夜晚，她手捧着小女儿的照片，失声痛哭；白天，她在街头看见人家抱着孩子，自己就掉眼泪；坐在电视机前，她看见播放的尿布广告，也情不自禁地泪水奔涌。这时，她懂了，什么叫骨肉亲情；这时，她懂了，家庭生活不是儿戏。

　　她要看小女儿，要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孩子的日本祖母担心她把孩子抢走，孩子的日本父亲担心她把孩子抱走，他们想出来一个招数，让她在小汽车中和自己的女儿见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小汽车的四个车门都被锁住；这一个小时，孩子的祖父、祖母、父亲环绕在小汽车的周围紧密地监视；这一个小时，他觉得瞬间就过去了，小女儿又不在她的身边了。

　　那以后，她又想看小女儿，可是把孩子祖母家的铁门都快砸破了，门就是不开。

　　她到丈夫的事务所去取自己的行李。走到车站，她发现日本丈夫悄悄尾随在后面。她转身扑了上去，只见日本丈夫泪痕满面。她也哭了，终于软下来了，抽噎着说：“我们和好吧。”谁料，她的日本丈夫艰难地摇摇头，伤心地说：“我们就像一个破碎的杯子，既然已经破碎了，就不可能再复原了。”

　　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找到《日本新华侨报》编辑部，希望能够帮她一把。她后悔了，后悔自己的任性；她反省了，反省自己的不懂事理。

　　战争的幽魂，历史的创伤，在今天日本国际婚姻的家庭中若隐若现，至今还在咀嚼着两个民族的心灵。

　　家庭问题还是不要政治化、历史化为好。我去找她的日本丈夫，转达了她的悔意，他听了以后，眼圈红红的，说：“我们和好的可能性虽然不是零，但和好太难了。她不希望做一个家庭主妇，她常常说，‘我在中国是一个播音员，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所以我在日本也应该享受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的幸福。’她不愿意做一个家庭主妇，她对家里的收入安排非常不满意，她常常说，‘50万日元的生活费不够，我想每个月要70万日元。你不要每个月给你爸爸妈妈20万日元，他们有年金保险费，足够了。那个钱，给我！’”

　　真的没有和好的可能性了吗？为了孩子呢？听到这句问话，这个日本男人眼泪“唰”地下来了，哽噎着说：“我把她的东西都处理了，只留下了她的化妆袋。将来，女儿长大以后，肯定要问妈妈的事情，我就告诉她：在你小的时候，妈妈生病了，回中国了，最后在中国病死了。”

　　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是感情。世界上最简单的东西也是感情。透过这首家庭主妇咏叹调，我再次体会到：在日本，“家庭主妇”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中国，“家庭主妇”还是一种身份的表现。

　　还好，不久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谢谢你和我丈夫的谈话，我们和好了。”

　　那好，但愿中日两国民族之间那堵“家庭主妇”的文化差异之墙，早日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