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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健1944年在英国宣讲中国抗战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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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7 20:47:3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得到了世界各国热爱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大力援助;中国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尽己所能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在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战场,在各条不同的战线上,都能看到中国健儿的身影。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一年,中国作家叶君健作为中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应邀前往英国参与了对民众的战争动员,向英国人宣讲中国的抗战经验。

叶君健的这次英伦之旅,不仅鼓舞了英国及西方民众的抗战信心,更为东西方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成就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获邀去英 一波三折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以德、意、日法西斯为一方的“轴心”国阵线从总体上开始由进攻转为退守、防御,它的薄弱环节意大利军队在一些地区已开始崩溃;美国、英国、法国及苏联、中国等国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开始由防御转为进攻,美、英、法正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时候,英国政府由文化委员会出面,派遣牛津大学教授道兹等来中国讲学。他们一方面作为战时的中英文化交流使者,另一方面还负有一个特殊使命,即物色并聘请一位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到英国宣讲中国的抗战经验,以激励民众。

在重庆中央大学,道兹认识了当时正在中央大学教书的青年作家叶君健,并对这位29岁的英文教师产生了浓厚兴趣。叶君健的热情、爽朗和勤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随后他了解到,叶君健于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专修英国文学。英国著名青年诗人、后来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英勇牺牲的朱理安·贝尔是他的老师和挚友。他在大学毕业后曾到日本寻找出路,因和贝尔通信遭日本反动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回国。抗战爆发后,叶君健积极投身抗战,先在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任翻译和联络员,广泛接触了来华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武汉沦陷后,叶君健一度到香港,在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保卫同盟工作。香港失陷前夕,他辗转来到重庆,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将中国作家的抗战作品译成英文,在英、美等国的报刊发表,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道兹惊喜地感到,叶君健正是他所要找的那个年轻人。

在离开中国之前,道兹给叶君健留下一封信,具体说明了英国政府的意愿。叶君健后来回忆:

在他(道兹)离开中国的时候,他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英国战时宣传部需要聘请我这样一个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到英国做战时宣传工作。具体地说,也就是到英国各地向英国各阶层的人民做报告,告诉他们贫困的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子弟兵——基本上是农民——如何顶住日本侵略者,以及如何在万分艰苦的情况下,与装备优良的日本法西斯军队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当时西方盟国正在准备开辟第二战场,最后击溃德国,而英国是盟军在欧洲登陆的基地,国内必须全面动员群众,做最充分的准备,以期一举消灭希特勒军队。我去英国各地演讲中国人民的抗战英勇事迹,激励英国人民的士气,也是群众动员工作的一个方面。

道兹的信等于是一个正式文件,因为信上说明他是代表英国战时宣传部对我发出邀请,同时还表示,战争结束后,作为我战时工作的酬劳,我可以获得一笔研究经费进英国大学进修,这属于文化交流的范围,也是他此次来中国的目的之一。

看了道兹的这封信,叶君健非常高兴,他很愿意接受这个邀请。首先,他想趁此机会离开重庆,因为在那里,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以后,他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非常压抑,想尽早跳出这个令人窒息的牢笼。其次,他想切实做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情,到英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直接参与英国人民对德作战的“全面动员”,其意义显然要比在重庆教书实际得多,也重要得多。再次,如果像道兹所说,大战后能得到一笔奖学金在英国进修,也能实现他多年来的一个梦想。

道兹在信上写得明白,他是代表英国战时宣传部向叶君健发出邀请的,而且说这封信就“等于一个正式文件”。这表明,作为邀请的一方,英国方面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中国方面,叶君健想,既然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事实表明,他想得太简单了。

叶君健拿着道兹的邀请信到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去说明情况,申请办理出国护照,却遭到拒绝。他们认为道兹的邀请信不足为凭。他们认为道兹只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教授,没有官方身份,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叶君健竭力解释,也毫无用处。其实,他们当时只需向驻重庆的英国外事机构打电话问一下就清楚了,但他们根本不想去问。叶君健立刻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是对英国政府不邀请中国的政府官员,却邀请叶君健这样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表示不满。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抗战的消极态度和腐败是举世皆知的。他们担心国民党政府官员到英国宣讲抗战会引起听众的质疑和反感,才做出这样的选择。但这样的考虑是很难在桌面上讲出来的,这就让叶君健很为难。叶君健的护照没办下来,赴英国演讲的事搁浅了。

正所谓好事多磨。在申办护照被拒绝后不久,叶君健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政府为储备战后“建国人才”,由教育部主持,公开登报招考出国留学生。凡通过考试者,不仅可以得到出国护照,还可以按官价换一定数额的外汇。报名者自然非常踊跃。叶君健觉得是个机会,也报了名,并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随后通过了体检,又通过了由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举办的严格而漫长的“出国人员训练”,领到了“训练”结业证——在当时就相当于出国的通行证。至此,叶君健赴英国演讲的事终于有了着落。

英国驻重庆使馆立即给叶君健办了签证,并为他安排了去英国的行程。而此时已是1944年的初夏,距道兹正式向他发出邀请已经过了整整一年。

漫长旅程 精彩演讲

如果今天去英国,乘飞机从中国的某个城市起飞,只需要十几个小时便可以到达伦敦。那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便捷。尽管英国政府和军方为叶君健做了周密安排,并提供了在当时来说最好的交通工具,但他仍足足用了两个月才抵达英国。这主要是因为战争,不仅交通工具很难安排,而且在从中国到英国即从世界的东方到西方的漫长行程中,不论天上、地上或海上,处处都可能遭到来自法西斯一方的阻截或袭击。他们不得不同这些敌人兜圈子、捉迷藏,尽一切办法避开他们,以便安全到达目的地。

叶君健先是乘坐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重庆起飞,沿着世界闻名的“驼峰航线”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加尔各答,再乘火车到新德里。在这里,他因病以及等待交通工具耽搁了近一个月,最后乘英国空军的运输机继续飞行。此后又经过了中东和北非的广大地区,绕了许多弯子,起起落落、走走停停,终于在一个晚上,飞机降落在英格兰南部的海港小城普尔,他总算是“安然无恙”地到了英国。第二天一早,叶君健便乘火车赶往伦敦,到英国战时宣传部报到。

由于英国战时宣传部的精心安排和悉心照料,叶君健在英国的生活和工作都很顺利。他们先让他在伦敦休息几天,稍作调整,并熟悉伦敦的生活和英国的战时情况,再安排他到各地做巡回演讲。

叶君健的第一次演讲在伦敦举行。这是战时宣传部依照叶君健的要求特地组织的,带有尝试性质。叶君健知道,自己在国内虽然做过外事宣传工作,并长时间在大学任教,却从未在公众集会上做过报告,何况现在要直接面对英国公众,效果如何,还没有把握。他想先在伦敦试试,听听反应,然后再去别的地方。这次演讲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做志愿者的消防队员,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民的战时生活》。演讲按英国惯例进行,即叶君健先讲40多分钟,留下10多分钟由听众提问,叶君健再回答,面对面直接交流——叶君健后来在英国的巡回演讲基本上照这个模式进行。虽然题目一般,但由于内容新鲜、语言生动活泼,又是英国人很少能见到的由中国人亲自述说,听众反响强烈、掌声不断,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坐在后边旁听的战时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深受感动,对叶君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这样,叶君健对自己的演讲心里有了谱,用他的话说,随后他便很有信心地到英国各地做“表演”了。

作为英国战时宣传部特聘的专职演讲人,叶君健离开伦敦到各地演讲,一般每期半个月,然后回伦敦休整两三天。每次出去都只是他一个人,没有任何人陪同;战时宣传部指定一位年轻女士直接同他联系,帮他安排到各地演讲的旅程、时间和地点。叶君健说:“每次我出去演讲以前,她就交给我一个打印好的小册子,册子上注明我出发的车站和时间、所到的地点、到达的时间和车站,以及我下榻的旅馆,此外还给我一张搭乘车免费单,一切都写得那么清清楚楚——这也表示英国人的办事细心。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各地巡回演讲,从未出过差错。”

叶君健的演讲是充分自由的,讲什么和怎么讲都由他自己做主。战时宣传部除那位女士外虽然还另有两位“领导”同他联系,但只是提供一些情况和资料供他参考,对他的演讲内容从不干预,既不发“指示”,也不定框框。叶君健也是直来直去,完全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不去“请示”“汇报”。在这种彼此尊重、充分信任和非常宽松的氛围中,叶君健的讲题很宽泛。根据当时英国动员民众和开辟欧洲战场的需要,演讲的基本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

二、中国的人民武装如何拖住日本侵略军,使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三、中国知识界及其他职业界对抗战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四、为什么中国人民必胜,日本侵略军必败;

五、中国人民对战后的憧憬和希望。

每次演讲,他都会根据不同场合和对象进行内容调整,中心思想则是要使英国民众增强这样一种信心:像中国那样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顶住德、意法西斯的强大伙伴日本军国主义的现代化军队,那么英、美两个先进国家的联盟,加上苏联红军的配合,就一定能彻底摧毁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的顽固堡垒,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铲除法西斯!叶君健充分结合抗战以来自身的经历和见闻,特别是在第三厅和在香港宋庆龄身边工作时的经历和见闻,并揉进了他在香港期间翻译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的观点,以此作为指导,在演讲中作了生动的阐发,得到了各界听众的普遍认同和好评。

按照英国战时宣传部的安排,叶君健在巡回演讲中每天讲两场,有时还要增加一场,行程很紧张,听众很广泛。演讲场所无所不有,从学校、工厂、农场、兵营,到工商妇女社团、少年劳教所、教堂等,有时还去美国驻军的兵营。往往演讲完毕天色已晚,叶君健有时就在好客的英国人家中,或者在英国或美国的兵营里,随便过上一夜,第二天再赶到另一个地方。在那些日子里,叶君健不停地在英国各地巡游,足迹遍布英伦三岛,许多城市和乡镇还去过不止一次。

英国多雨,叶君健每次出行都随身带着一把黑色的雨伞,手上拎着他那只已经很旧的小手提箱。他曾自嘲自己的那副模样很像一个巡回表演的魔术师, 还曾以“来自东方的魔术师”自命——不过,他所依凭的不是灵巧的手法与幻术,而是坚强的信念和事实。

中英抗战 互相鼓舞

叶君健在英国各地的巡回演讲,均由战时宣传部通过他们在各地的直属机构组织、召集,这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英国各地、各阶层的民众,从基层地方官员到企业家、工厂主、城乡居民,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巡回演讲期间,叶君健多半是在旅馆歇脚,好客的英国人也常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或过夜——尽管他们的供应也非常紧张。这使叶君健更深入地融入英国民众的战时生活中,对英国战时社会和民众的生活状态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得到许多启示。

让叶君健感慨不已的,首先是战时英国民众的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精神。由于战争消耗巨大、物资匮乏,英国对生活用品统一实行严格的定量分配制度,全国上下都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但大家对此都毫无怨言。以通信为例,叶君健说:“那时我很难买到新信封。大家,包括政府机关,一律使用旧信封。文具店所卖的只是一块小方纸,专为贴在旧信封上写收信人地址而用。”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全国民众依然情绪高昂,表现出忘我的牺牲精神。叶君健亲眼看到:“英国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参加了战时工作。青年男子绝大多数直接服兵役或做与军队有关的工作;青年妇女也大多数穿上了军服当女兵,做军中的辅助工作;中年男子和妇女则大多数加入了本地的后备军。因此许多公共事业中的工作人员也都由妇女承担,如递送邮件和开汽车。”叶君健说:“我在英国各地巡回演讲,凡是火车和公共汽车不通的地方,英国的地方宣传单位就派汽车接送我。这些汽车都不属于公家而是为私人家庭所有,开车的也是中年家庭妇女。她们的汽车都在当地政府部门挂了号,国家要用,打个电话,车主就把汽车开来,听候支配。这完全是为国家服务,不收费。国家只送给她按里程计算的汽油免费券。这也说明英国战时的全民动员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这样的全民动员,有这样上下一致共赴国难的精神,就使得英国的社会基础十分稳固,人们对战争的前途充满信心。这对叶君健也是很大的鼓舞。

其次,是英国民众和军队的高昂斗志以及他们的牺牲精神。在巡回演讲中,叶君健常常被安排或被邀请到英国的军营做报告。报告要在士兵们的任务完成之后进行,一般都已很晚,所以演讲完毕他就留在军营过夜。有一次,他在一处空军营房过夜。夜半过后,他在休息室(即文化室)看报纸,遇到几位刚从德国执行轰炸任务归来的飞行员。他们都完成了任务,但有3架飞机没有回来。叶君健很感震惊并深表同情,飞行员却淡淡地说:“有什么可说的呢?表演得不高明呀,失误了!”然后就不再说话。这使叶君健非常震惊,他说:“‘表演得不高明’可能是这些飞行员彼此之间常用的语句,意思是飞机被敌人击落了。他的声音平淡,不带任何感伤情绪……在这些平淡的话语中,我体会到一种英雄气概,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一种对敌人的蔑视。这就是英国战时的士气。”是的,这是一种士气,一种英雄气概,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也不能压倒和征服的。面对这样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斗志,任何法西斯强盗妄想独霸世界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也是如此。

叶君健在英国各地巡回演讲,向英国民众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经验和在战争中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实际上具有双重意义。这既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中国人民同英国人民在思想文化上的一次交流和沟通,而且,叶君健的演讲使英国民众了解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精神风貌和斗争,对他们也是一种启发和鼓舞。在演讲过程中,叶君健也深入了解了英国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以及他们为抗击德国法西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牺牲,大大增进了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叶君健记得:“有好几次我在演讲的过程中就有群众自发地散发传单,谴责英国政府曾经一度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封锁滇缅公路,给中国抗战造成困难。他们也借此对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表示歉意。有的群众组织还在演讲会上代收群众的捐款,赠予‘英国援华委员会’,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这是非常感人的。”确实,这些表现令人感动,也有力地表明了叶君健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深远意义。

叶君健在英国宣讲中国抗战整整进行了一年。每天的日程从早到晚总是排得满满的。一年当中,不管有多少困难挫折,也不管风雨冰雪、饥渴劳顿,他都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从没有因为个人的原因耽误过一次演讲。

1945年8月15日深夜,叶君健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从广播里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立刻同欢腾的民众一起走上街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叶君健同英国民众一起,以自己的顽强工作和斗争迎来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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