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南海问题的历史：东南亚国家更信任美国

陈浩海

2010-10-16
      核心提示：东南亚这些国家和美国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从冷战前到冷战后，已经有几代人。美国政府换了很多届，不同的总统、国务卿上上下下。东南亚国家早已对美国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认识，对美国比较放心。(南都记者周勇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周五(24日)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将再次就南海问题表态，美联社报道称，奥巴马将与东盟领导人发表一项联合声明，重申希拉里7月曾提出的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南海问题牵涉区域内外众多国家，预计将会持续“发酵”，中国、东盟、美国三方的立场备受关注。东盟国家与中国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关系，面对中国的崛起，它们既想分享发展机遇，又力图保持东盟国家独特身份，“抱团”争取利益最大化。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有着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它们在不断思考应对中国的策略。

在亚洲的利益博弈格局中，美国扮演何种角色？东盟国家的对策是什么？中国对自身以及其他各方应有怎样清醒的认识？南方都市报记者日前就这些问题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

关于中美互信：不够稳固、透明和畅通

南都：9月11日至12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应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邀请在日内瓦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与会者谈到中美之间对抗的风险。基辛格警告，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那么两国就有对抗的风险。你怎样看这种危险？

丁学良：在我看来，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长期以来，只有熟谙中美两国关系深层背景的人，才有这样的认识。当然，过去20多年里，中美双方也有人持另外一种观点，即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冲突。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中美冲突不仅仅牵涉到外交关系，同时也牵涉到两国不同的政治体系和权力架构。即便是其他国家之间不太可能引发冲突的摩擦，放在中美之间都容易升级为大的冲突。

高层决策者要处理其他的一些国际国内事务，不可能天天盯着中美关系。一旦发生这样的冲突时，会不会有最高层决策者理性、迅速地介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我想，基辛格他们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南都：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互信机制？

丁学良：我认为这种机制存在，但是还不够稳固、透明和畅通。因为，这牵涉到双方不同的决策机制。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层次很清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同部门职权的划分相对而言也清晰一些。发生什么事情，谁第一拨出来处理，谁第二拨，基本上能预测出来。

关于南海：国家实力决定意图

南都：据美联社报道，定于本周五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将再次就南海问题表态。此前一些西方舆论认为，希拉里7月23日在越南河内的讲话意义深远，并认为是希拉里取得的一次“外交胜利”，你对此有何评论？

丁学良：“外交胜利”是一个非常简单化的概括，其背后牵涉到很多东西。这并不是美国的单边行动，作为一名学者，我接触到的很多信息显示，东南亚国家(我不喜欢用东盟这个简单化的称呼)并不是铁盘一块，它们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立场。过去这些年，这些国家有很多的讨论，也有很多试探性的动作，想了解美国是否把东南亚放在美国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层面上。这些国家看到美国一天到晚忙着中亚、西亚的事，担心美国无力应付东南亚出现的新格局。经过多年的试探、磋商之后，希拉里的这一番讲话，至少澄清了这一届美国政府是如何把东南亚放在美国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棋盘上。这种澄清使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松了一口气。不能简单说，这是美国的外交胜利，应该看到，很多东南亚国家主动邀请美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南都：东南亚国家究竟担忧什么？

丁学良：在近代史上，东南亚国家对于它们在大国博弈中的处境心知肚明。在大国博弈的棋盘上，东南亚这些国家都是中小规模的棋子。它们没有办法单独应付更大的行动者。单看21世纪，东南亚国家亲眼看到大国在这个区域的力量扩张，造成这些国家所谓的威胁。于是，它们借其他大国的力量来制衡。在一战和二战之间，日本、英国、美国在这个区域博弈，二战后是美苏博弈。苏联解体后，这个区域似乎开始变得太平，但很快它们看到中国的崛起。
南都：美国地缘战略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前不久接受CNN采访时表示，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StatusQuoPower)。他认为，美国在亚洲没有领土野心，因此可以成为平衡力量，所以亚洲的很多国家都需要美国。你对此有何评论？

丁学良：我在卡内基基金会做研究员时，罗伯特·卡普兰也是该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在很多机构中兼职，我们在一起开过几次会。卡内基基金会的立场在美国算中间偏左，卡普兰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比较悲观。中国提“和平崛起”时，卡普兰不认同。他认为，大国崛起而不造成冲突，在近代史上没有先例。任何一个国家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实力相匹配，实力会导致意图的改变。这也是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它反映了一种理性的选择。打个比方，如果你有100元，你的意图会很小，如果你有100万，你的意图会很大。所以意图是不可靠的。

卡普兰的讲话，只不过重复了国际关系学者的一个信念：随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增长，它一定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造成改变，使它自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发言权，甚至掌握主导权。

卡普兰说美国可以成为平衡力量，这也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观点，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也经常引起它们的不满和批评，但如果它们被迫要在美国和其他大国之间做出选择，它们对美国的信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南都：卡普兰在接受美国CNN全球公共广场节目主持人法里达·扎卡里亚采访时还提到，南海之于中国，正如同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加勒比海之于美国。你怎样看这种比较？

丁学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从最强大的国家慢慢衰落，美国开始崛起，宣布“门罗主义”，认为加勒比海是其“后院”。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西方国家很容易进行这样的类比，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宣布为“后院”的是南海。

南都：中国宣布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有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犯下了一个策略性失误，你怎么看？

丁学良：一个国家随着实力的增长，它的意图会随之变化。这种意图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表达出来的意图，另一个是内心的意图。在很久以前，中国就认为南海是自己的“核心利益”，但当时实力还不够，没有表达出来，而现在表达出来了。以前讲的声音小，现在讲的声音大。以前是在小范围讲，现在是在国际舞台上公开讲。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一种发展。

但别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把你的话当成事实，那是另外一码事。你讲出来，别人就照单全收，这也不大可能。人家会看，你的话背后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支撑。

以日本崛起(“日本膨胀”)为例，它确定东亚是它的核心利益区域经过了两大步骤：首先是打败大清帝国，做亚洲老大；然后打败俄国。

关于东盟：它们更信任美国

南都：东盟国家中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东盟国家应该追求“零敌人”(ZeroEnemy)的目标。例如，菲律宾外长就曾说，东盟国家不需要美国帮助它们来解决与中国的领海争议。

丁学良：不能完全相信它们公开讲的话，在公开场合所有国家都不会把话讲得太难听。菲律宾外长虽然那样说，但菲律宾不照样背地里与美国不断接触？在东南亚国家看来，唯一能长期在东南亚起到维持均势作用的是美国，这种情况不可能有大的变化。日本受和平宪法的限制，至少短时间内不可能变成军事强权。俄罗斯处于转型和恢复期，也不大可能在东南亚恢复苏联时期的强势。印度也许还需要再过20年，才能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印度虽然称得上是南亚第一海军大国，但要想在南海等区域成为与中国抗衡的力量，还要假以时日。

东南亚这些国家和美国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从冷战前到冷战后，已经有几代人。美国政府换了很多届，不同的总统、国务卿上上下下。东南亚国家早已对美国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认识，对美国比较放心。

南都：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丁学良：亚洲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互信。在对外交往方面，长期的承诺更重要。虽然东南亚国家对美国有不少批评和抱怨，但它们对美国的长期信赖要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

南都：中国不也做出了承诺，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丁学良：这些东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反反复复的检验。

关于“重返亚洲”：美国亚洲战略并没有改变

南都：希拉里在南海问题上表态，有媒体报道称美国“重返亚洲”，但我问过一些美国智库的专家，他们认为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

丁学良：美国当然没有离开过亚洲，美国在日本、韩国都有强大的军事基地，美国舰队在太平洋上巡航，在小布什时期，美国把其最好的潜艇和远程轰炸机部署于关岛，把更多先进的潜艇派往冲绳。有一段时期，美国忙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资源有限，不可能均衡投入。事实上，9·11事件后有一批学者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把全部精力用于对付萨达姆等人，美国还需要面对其他的战略威胁。

南都：也就是说美国的亚洲战略并未发生转变？

丁学良：只能说，美国在全球战略上的“轻重缓急”正在回归。9·11事件对美国的战略造成一些冲击，但燃眉之急的问题解决后，美国就要考虑长期的战略性问题，要追求长期的战略目标。

南都：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正在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例如，美国宣布恢复美国军方与印尼特种部队的关系，美国同意与越南谈判分享核燃料和核技术等等。这些动作是不是你所说“轻重缓急”的一种调整？

丁学良：是的，更不用说美国强化与印度的关系。美国也在强化与东南亚一些老牌盟友之间的关系，如泰国。

关于历史经验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泡沫”

南都：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亚洲的国际关系的特征仍然是实力政治，你怎么看？

丁学良：所有的国际关系中都有实力政治这个因素，这是一个持续未变的事实。只不过不像二战以前，基本上有实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二战以后，有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有了国际法，国家行为受到很多制约，不能手里有斧头就去砍人了。二战后60多年没有发生新的大战，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家实力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南都：你是研究宏观问题的学者，你认为中国与美国、东盟国家交往应该汲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丁学良：再过50年，回过头来看中国，这都是一个国家在综合国力变化的长长曲线中的一小段。在工业革命后的300年，历史不断重复，如果一个国家善于学习，在遇到新问题时，就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如果不善于学习，那么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些错误的观念和错误的决策会一再重复。黑格尔讲过一句话，如果人们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什么也没有学到。在大多数时候，人们对错误、对过失的记忆都很短暂，环境稍微变化，他们就以为跨入了一条新的河流，他们没有想到，只不过是“表面的泡沫”变了，底下照样有坑，照样有石头。照样一脚踩下去后，说不定脚就断了，说不定膝盖就被撞伤，因为他们只看到“表面的泡沫”。(根据采访录音整理，不代表本报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