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华侨华人“找工族”：从雄心勃勃到近乎绝望

陈浩海

2010年09月17日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日本新宿Hellowork(职业安定所)有一个面向外国人的窗口，专门负责接待找工作的外国人，其中，又以中国人为最多。这个窗口是外国人雇用支援指导中心，每天都有中文翻译帮助中国人寻工。


　　该指导中心的小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是以零工为主，也就是说，不是寻找会社正社员那样的工作，而是饮食业、清扫业这些比较需要零时工的行业。仅从今年7月和8月来看，来找工作的中国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这个数字，为华人“工作难找”的感受作了数据佐证。留学生、主妇、日本人配偶者都在感叹工作难找，想要找一份工打很不容易。

　　从“雄心勃勃”到近乎“绝望”

　　25岁的女生小柳(化名)来自中国沈阳市，今年4月刚刚从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几个月的求职经历让小柳经历了从“雄心勃勃”到近乎“绝望”的终生难忘的心理大转折。

　　小柳从小到大一直成绩优异，从沈阳市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毕业后，顺利地考入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入学后，她就把毕业后的就职目标定在了欧美系的投资银行上。大学四年里，除了专业课，小柳拼命地学习日语、英文，临近毕业时小柳的英文成绩已经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2009年春天，大学三年级的小柳成为了日本大学毕业生求职大军中的一员。时值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最不景气的一段时间，小柳虽然也曾担心过，但是中文、日语、英文都很好的她认为自己还是有优势的。她满怀自信地应聘了几乎所有的在日大型欧美系银行，结果第一轮的书类选考中全部被“刷”了下来，给小柳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究其原因，小柳表示，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欧美系银行虽然也正常公开招聘大学毕业生，但实际上银行的招聘名额和往年相比大幅减少。不仅自己，自己的同学圈中当年也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应聘欧美银行成功的。随后，小柳又把就业目标定在了日本的各大制造企业。参加索尼公司面试时，小柳高兴地见到了几个庆应大学的“校友”，谁知一细问才知道，几个“校友”全部来自庆应大学纽约分校。小柳表示，和这些常年在美国生活的毕业生相比，自己引以为荣的那点在日本学的英文实在是不值一提。果然，在第二轮面试时，小柳又被“刷”了下来。

　　一次次地碰壁使小柳不由得心慌起来，留学生面临签证问题，如果不能在毕业前落实工作，自己就这样签证到期回国，实在不知道如何和父母交待。小柳不得已之下把就业的目标一降再将，从最开始的欧美大银行到日本大公司，直到最后，小柳认为，只要有一个公司肯录用自己，让自己先拿一个就职签证就行。

　　一直等到5月黄金周连休，小柳的工作依旧没有着落。她知道，日本公司毕业生招聘工作一般会在5月黄金周连休前全部结束。近乎“绝望”的她不得已报名参加了“大学院”的入学考试。就在小柳对于就职已经“绝望”时，终于等来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的“内定”。前后应聘了40多家企业，这是小柳拿到的唯一一个“内定”。小柳欣喜若狂，她表示，自己考入庆应大学时实在没有想到临近毕业会为拿到这样一个月薪18万日元的小贸易公司的内定而欢呼雀跃。亲身经历了经济不景气下找工作难的小柳给“后辈”们的建议是两个字——“坚持”。她表示，在无数次地满怀希望地应聘然后落选，再应聘再落选，人就会不由得对自己产生怀疑。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总会等到曙光来临一天。

　　语言留学生找工陷“严冬”

　　小丁2009年4月来日本留学，马上就要从语言学校毕业了，目前正在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报考大学。

　　小丁在国内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入理想的大学，直接来日本留学。小丁是独生子，父亲是大学老师，母亲是政府机关的科级干部。小丁来日本留学，父母为他缴纳了10多万人民币的学费，又每月支付近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这对家里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想到自己已经20岁了，还在靠着父母生活，小丁心里很过意不去，来日本留学后一直想找个短工打。前半年由于不熟悉日本的生活，语言也不通，没有找工作。半年后资格外活动证书办下来了，小丁开始积极找工，但一直没找到，去年9月一位同学的老乡为他介绍了一个刷碗的短工，要了介绍费5万日元，其实这个工每天只干3个小时，每小时800日元，一个月只挣5万日元左右，但想到找工难，小丁还是接受了。这样小丁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尽管每天只打工3小时，通勤就需要1小时，小丁还是认认真真的打好这份工。但是天不遂人愿，这家饭店由于不景气，在今年8月闭店了，小丁失去了工作。现在小丁还在找工，但由于面临考学，时间和地点都有限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短工。

　　小丁介绍，他们班20多名学生，只有一半人在打工，女生居多，剩下的一半人都像他一样，只打过很少的工或根本就没打过工，都在靠父母给生活费。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失业率上升，找工作难，对于初到日本日语不畅的留学生来说，找个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一些急需工作以赚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留学生，开始“扫店”找工。

　　所谓“扫店”，就是在家到学校的电车沿线各站下车，到车站附近的饭店、便利店等去看，只要看到外面贴有招工的标志，就上门自荐，找工打。

　　据位于高田马场附近的一家语言学校的一位留学生介绍，他是去年10月来日本上学的，大家虽然家庭条件各异，但几乎每一个人都想找一份工打，以赚钱补贴生活费，同时在工作中了解日本社会，学习语言。

　　在这位留学生所在的班级有20名左右的中国留学生，班里的同学大都想打工，但都找不到，只有4人在打过工，3人是前辈老乡介绍的，1位同学就是“扫店“时找到的。这对急于找到工作的留学生们是个不小的鼓舞，他们班很多学生都开始了“扫店”找工，他自己就在一个星期六从上午10点出门，沿线“扫店”找工，但到了晚上10点，走得两腿都麻木了，问了有10几家店，都没成功。

　　主妇找工打不容易

　　华人主妇冬姐这样介绍了自己的寻工经历：在一家职业安定所，上午十点多就挤满了人。大部分是中年人，也有年青人和年老的，还有背着婴儿的年青妈妈。工作人员在忙碌着，一个一个叫著号，轮到的人才可以与工作人员商谈求职。一次商谈要等三个小时，比医院看病的人还多。看上去安安静静的，其实大家心里等得心焦得很，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没有办法耐着性子等。

　　冬姐50多了，人很端庄文静，是个认真的人。她已经来过三次了。她是中国人，在日本住了十几年了，一直在工作。以前经常换工作，所以辞职也没想那么多，怎么也没想到今年的景气会那么坏。冬姐一到，先排队拿商谈的牌子，再拿查电脑的牌子。拿好牌子她坐到了电脑前，有几十台电脑供失业者用，每人一次可以复印五份资料。冬姐一页一页地看着，在找招工会社。冬姐手巧女红不错，看到一家刺绣会社在招人，就印了一份资料。又找了几家会社的资料，然后到窗口商谈的地方等。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冬姐吃过饭，又回到介绍所，接着再等。

　　终于轮到冬姐了，接待她的是一位中年男士。为冬姐打电话联系刺绣会社，那头让冬姐星期三去面试。工作人员捂着话筒问冬姐行吗？冬姐说可以。另一家会社负责人不在，没法联系。他打完电话后，开了介绍信，交给冬姐。冬姐谢过他，十分疲劳地回家了。

　　晚饭后，冬姐的丈夫为她查地图找乘车路线，做好准备。到了星期三，冬姐去了，倒了一次车，还不算太远。上了大楼7层，按了铃，一位年轻女子开的门，请冬姐进去，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等著。这是个不大的房间，里面挂满了裙子，是那种跳舞表演用的，裙子上缀了许多亮晶晶的珠子，冬姐想，要是能做这个工作真不错，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了。

　　一会，来了一位中年女的，短发，很精干的样子，她是负责人。她介绍说自己是韩国人，会社开了不久，只有三个人。她问了冬姐一些个人的情况，又问：“中国有朋友做服装生意的吗？”冬姐说：“没有”。又问：“你经常回国吗？”冬姐说：“一两年回去一次”。她说今天就这样，一星期内打电话给你结果。冬姐在回家的路上想，面试时的提问是什么意图呢？不是招刺绣的吗？想想不对头，大概是找贩卖的吧。冬姐真后悔，要说国内有人做服装的才好啊，自己领悟得太晚了。

　　冬姐在家天天等着电话，出去买东西按上留守电话，匆匆买好快点回家，生怕错过了电话。一周过去了，也没接到电话，刺绣会社一点不讲信用，冬姐很生气。去介绍所问，结果是没有采用，不采用也应该通知一下啊。

　　冬姐又去了介绍所，找了一家百货店，在招贩卖员。开好介绍信，去面试。盛夏时节十分炎热，太阳毒辣辣的，晒得皮肤都疼。冬姐走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那天面接的同时有两个人，冬姐和一位日本女青年。面接的是一位中年女的，瘦瘦的，没有一点笑容。提问像审犯人似的，质问每一次转职的理由，让人很不愉快。接著还有考试，一张国语，一张数学。弄得冬姐挺紧张，远远没有发挥出平时的水平。

　　一周后，百货店来电话说不行。

　　就这样的面试冬姐去过多处，每次都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新宿职业安定所的小林先生还表示，在寻找工作中，日语是一个关键词。日语好的，就容易找到工作。所以，他认为留学生或刚来日本的人，应该先学习日语，然后找工作，这样容易事半功倍。(杜海玲 李春雁 孙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