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支那"到中国 军事胜利迫使日本人改变称呼

步天涵谷

中日甲午战争后，战胜国日本开始蔑视中国，“支那”、“支那人”、“支那马鹿”……种种辱华之称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现。当时的中国政府，虽多次照会日本要求取消此类侮辱性称呼，但日本充耳不闻，我行我素。直至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后，这些辱华词汇才被彻底禁用。这不仅是无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国世界地位上升的一个形象体现。

从“豚尾奴”、“清国人”到称“支那人”

如果回首中日2000余年的交往历史，截至二次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变化可以概括为仰视、平视、俯视三个阶段──从唐代到宋代，倭人对中国文化典章全面模仿，对“大唐”有一种仰视的崇拜感；13世纪日军借“神风”即台风的帮助打败元世祖的军队，不过明朝派大军抗倭援朝获胜，日本朝野对华已有野心却还是平视；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东洋三岛上对中国转入为时半个世纪的轻蔑俯视，种种辱华之称陆续呼之而出。

清朝时期，日本对华只称“清国”，日语中的“中国”一词只是对其本国以广岛为中心的本州西部地区的称呼。例如对甲午战争的称呼，日本一直称之为“日清战争”，将北洋水师称为“清国舰队”。日本在战争中获胜后，东洋三岛上又以“猪尾巴”作为蔑称中国人的绰号。当年华侨男子或中国留学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扯辫子，口中还喊：“清国奴！豚尾奴！”穿黑制服的警察看到后一般都不加制止，还放声大笑。

1912年清朝灭亡而中华民国成立，日本人不能再称“清国”，却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有人认为“支那”是“秦”的谐音，或是英文 China的音译，这一词汇原无恶意，然而在“中国”有正式国名时却称别号，本身就是轻侮态度。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递送外交照会都无视国际礼仪而称“支那共和国”。其不少“名流”还叫嚣日本是“日出之国”，乃世界中心，对寓意“中央之国”的“中国”之称自然不能承认。

对“支那”这一侮辱称呼，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居然长期忍受。直至 1930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经过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认为忍无可忍，才正式下令：“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从同年底起，日本政府在对华外交公文中被迫称呼中华民国的国名，在其他场合却仍一律称呼“支那”。

当年的日本侵略军踏上中国土地，驻扎于华北的日军定名为“北支那驻屯军”，卢沟桥事变后扩大为“北支那方面军”，其进攻华中的日军则命名为“中支那派遣军”。直至1945年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率军投降时，其头衔还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战后有些中国人愤于此词的国耻标记，在中文书籍中改译为“华北方面军”、“中国派遣军”，其实保留“支那”原词不要改译，反而更有益于人们记住国耻。

听到辱国之称，爱国者常常泪下

从20世纪初至中日全面战争前，曾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踏上东洋三岛。他们一走到日本人中间去，就经常听到居民在抱怨中说“这个东西怎么做得这么糟糕，好像是支那式的”一类言语，甚至小孩子吵架也骂“你怎么这样笨，你父母肯定是支那人！”

当年在日本社会，“支那叭嗄”(しなばか，用汉字为“支那马鹿”)，竟成为通行的骂人话。笔者小时候曾听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自述，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护士爱上中国留学生郭沫若时，素称开明的父亲却马上发怒──“你怎么能和一个支那猪结婚？”

曾留学日本的我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也写过一个场面：一个中国留日男子在餐厅里遇到一位美丽的日本女侍。听到“贵国是哪里”的询问时，他马上欲言又止──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面前，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啊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他全身发起抖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知耻而后勇。在这种民族歧视面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青年虽大多去了日本，回国后却有众多人成了宣传革命和组织抗日的先锋。例如最早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也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

清朝灭亡后，日本当局出于分裂中国的野心，以其“历史地理学家”进行所谓考证后又扬言，“支那本部”只有长城以南的十八省，“满蒙”、“回部”(新疆)和西藏都不在其范围之内，那些光头军阀们炮制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恰恰以此为根据。在当时日本的称呼中，“支那人”又只限于关内的中国人，对关外的中国人则绝不以此相呼，而称为“满洲人”、“蒙古人”等。1931年日军侵占全东北并随即建立伪满政权后，为泯灭当地居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对敢于自称“中国人”的民众轻则打耳光、重则抓捕，强令他们必须自称是“满洲国人”。在近年国内有些描写伪满时期的电视剧中，出场的日本侵略者还训诫居民“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这一听便知是编导者不了解伪满时的社会状况。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侮华、蔑华风潮，在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华宣战，只称这是一次“膺惩暴支”的“事变”，不承认也不遵守任何国际间的战争法规。此时一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称呼“支那”尤嫌不足，又称中国人为“强克猡”(“猪猡”之意，由“豚尾奴”发展而来)。受这种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自然会放手对中国和平居民实行大屠杀。19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悔过的日本战犯通过反省，追思为什么犯罪的原因时都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中国成为胜利者才迫使战败者改口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迎来了洗刷对日国耻的一天，各地的日本人则大都如丧考妣地集合收听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要求其投降)的“御音”。中华儿女以3500万人伤亡(其中死亡2000多万人)的代价赢得胜利，同时也使“支那”这一辱华之称走向了终结。

日本自战败起，其新闻报道开始改变了“重庆政权”、“支那军”一类传统称呼，出现了“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正式称号。战后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东京后，发现某些媒体中仍出现“支那”一词，马上以战胜国身份要求盟国占领军禁止，美国占领当局就此向日本政府发出命令。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这个通知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口气，“支那”这一使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在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不过，由于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许多表现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确立起尊重，战后的中国又仍处于内战和极度贫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的言论，日常口头习惯仍使用“支那”一词。

后来的历史证明，“支那”一词在日语的口头表述中消失，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并使美国舆论惊呼遇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时，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惊！他们对过去数典忘祖而一度轻蔑的神州古国重新产生了敬佩之感，“中国”一词就此真正成为日本人平时的口头语言。战后出生和长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震动了日本本土，当中国军队对美军作战的捷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那些从苏联递解过来而对华表示不服的战犯们也都低下了脑袋。这些一向只崇尚强者的人，就此才纷纷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并不能不重新认识中国的力量。

[ 本帖最后由 步天涵谷 于 2010-6-30 10: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