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险断送南昌起义 周恩来拍桌子称要辞职

步天涵谷

核心提示：平素只努力工作，常常化解矛盾问题的周恩来，此时甚至拍了桌子。他愤愤地表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命令又如此。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精神不符。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由于长期身居要职，他的举动常常对党的历史进程产生很大影响。张国焘在南昌起义准备阶段，曾妄图阻止其发生，如果他的企图实现，那么南昌起义就会被扼杀，中国共产党党史、我军军史很可能就会改写。

    张国焘非常固执的偏见

    1927年，是中国革命党人经历血雨腥风的一年。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这次起义。

    当时的张国焘，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在这次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他却起到了严重阻碍、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的不良作用。如若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武装反抗。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周恩来离开后不过数小时，中央再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刚得到的共产国际对于此次行动的电报内容。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据资料记载，对待这次起义的态度，原文中有这样关键性的一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按照这条思路，几位参与中央常委会的同志（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所以，便委派张国焘前去南昌，传达电报内容。

    但是，这样本来颇为清楚明白的言辞和中央态度，在张国焘那里却出现了歧义。原来，当时的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国焘的认识。这里，也许得将当时的背景情况略作一点介绍。

    当时我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的几支主力，事实上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弟所率的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受其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倘有革命姿态，甚至有可能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汪精卫武汉政权，已开始明确反共，并开始采取手段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作为军人，张发奎自然向汪精卫集团靠拢，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但是，此时的张国焘仍认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应当说，此时的张国焘，正是在此问题上发生了这样的认识偏差。

    千方百计阻挠南昌起义的举行

    7月26日开完中央常委会，张国焘便奉中央之命赶赴南昌。当晚，他乘上长江下行船，先由汉口前往九江。第二天早晨，张国焘到达九江。由于局势动荡，这里集中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他们大部分是候车转赴南昌的，也有一部分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张国焘很快在那里找到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共产党人，向他们简略传达了头天的会议精神。但是，张国焘此时已将自己的偏见理解渗透了进去，有尽可能不举行起义的意思。

    听了张国焘的话，恽代英非常激愤。他与其他同志一样，一致认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恽代英愤怒地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一时间，张国焘无话可说，他只想到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偏颇理解，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和会议精神。他告知，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这显然是张国焘的偏见所致），并进一步强调所谓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并认为自己是来考察这里实况的，希望大家告诉他南昌的情况，并对这次起义与否重新讨论。这当然也是张国焘可以以准备不足为由反对起义的一个借口。

  听了张国焘的一番话，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表示反对。李立三马上站起来表示否定：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讨论？因对国民党表示不满，辞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大发脾气。他一面表示对共产国际电报的不满，一面大骂一再阻挠起义行动的张国焘“混蛋”。

    平素只努力工作，常常化解矛盾问题的周恩来，此时甚至拍了桌子。他愤愤地表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命令又如此。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精神不符。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周恩来的这一表态，使张国焘感到无法收场。他赶忙说：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

    第二天，即7月31日早晨，张国焘又要求召开第二次讨论会议。此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在庐山召开会议，封闭了九江《国民新闻》；针对南昌军事人员（如叶挺、贺龙等）采取行动的迹象已十分清楚。起义已没有退路，必须马上发动。

    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已经基本明朗，可张国焘仍然坚持认为，起码表面上，还应保持与张的良好态度：可以打电话给张发奎，甚至派人与他联络，尽量使他不对这次起义产生反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欲盖弥彰。你用人家的军队起来暴动，脱离他的部队，还想人家认同甚至支持，岂不是痴人说梦？

    这次会议，起义领导人已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之久。由于大家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无奈地表示，他可以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举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