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激荡日本史(39) 日本民权运动中的暗战

刘恒宝

2010-05-10
       在倒幕运动胜利之后，日本政局渐渐稳定了下来，希望读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庆应义塾也就越来越火。不过因为战争刚刚结束，很多来上学的都是退役下来的武士和士兵。这些人比较粗暴、野蛮，在教室里也坐不住，时不时地要闹点事、打个架、喝个酒、泡俩妞什么的，俨然就是《流星花园》的近代版。

福泽谕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教好课、写好书，还要担负起让年轻人走向正途的责任。国家已经大定，但日本要想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关键是必须让青年人满怀理想、满怀激情、满腹经纶。

福泽谕吉为了让自己的学校不至于沦落为工读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校园规章，规范学生们的行为，同时，他也身体力行的教育那些退役兵士，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但是你们肩上的任务更加繁重，你们要面临的局面是让日本走向强盛，这个任务比打胜一场战争重要得多，有意义的多。在他的努力之下，庆应义塾慢慢走回了正轨，一批批精英从这所学校毕业，成为建设国家的骨干力量。

1871年，庆应义塾搬到了东京的三田地区（现东京三田），福泽谕吉看着绿树成荫的新校区，想想自己当年从一个简陋的房间里白手起家，到如今，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不禁流下了感慨的泪水。少年的坎坷、年轻的报国梦想、成熟后的心系天下，一起涌上福泽谕吉的心头。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福泽谕吉都是个伟大的人，是一个真正领会了知行合一的人。他曾经想过和伊藤博文一样走上政坛，报效国家。但随着不断接触西方世界，福泽发现，成为一个教育家更能启发民智，因为传播思想才能让更多人领悟日本的落后、西方的强盛。于是，福泽谕吉告别了无聊、扯皮的公务员生活，走上了开办教育实业的道路。很多年后，无数日本公务员的名字被人们忘记，但福泽谕吉却名垂青史，甚至日本人把他的头像印到了万元钞票上，告诉后人，没有福泽谕吉就没有今天的日本。

好了，让我们暂时把目光投向日本政府吧。在政府里有一个人和福泽谕吉的关系非常好，他就是大隈重信。这俩人的交情建立在日本金融之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福泽谕吉这人很博学，对英美的银行体制进行过广泛研究，而大隈重信担任大藏卿，参与了日本近代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在专业方面，大隈重信有不明白的一直向福泽谕吉请教，福泽谕吉虽然对当官没什么兴趣，但仍然热心于协助政府改造国家，所以对大隈重信的提问也是不吝赐教。后来，俩人还一起帮助中村道太开设了日本第八国立银行。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日本政府里的高层们出现了意见分歧。山县有朋是藩伐的代表，他压根不知道国会、宪法有什么用，还自以为是的认为，国会、宪法只会让政府变得薄弱，任人宰割；黑田比山县有朋还要迂腐；井上薰倒是很了解民意，他提出废除元老院，从贵族和士族中挑选人员成立上议院，颁布民法，最后制定宪法。

伊藤博文比较倾向于井上薰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先扩大元老院的范围，把那些贵族和士族的精英引入到元老院来，为天皇和政府服务，免得他们因为得不着权力成天惹是生非。

而大隈重信是一个绝对的激进派，他希望日本能马上开国会，但他也知道，岩仓具视本就是幕府的高官，思想比较保守，不可能马上同意开国会、立宪法，与其跟他们扯皮不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用民间的力量推动宪法的制订。

所以，在伊藤等三个人讨论建议书的时候，只有大隈重信沉默不语。其实，他一方面照例参加政府的密议，同时又跟福泽谕吉沟通，让他派遣学校里面有理想的年轻人到民间去了解百姓对立宪、开国会的想法，推动民权运动进一步发展。

后来，福泽谕吉也常常跟着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一起讨论开国会等问题，言谈间，福泽谕吉挥斥方遒、妙语连珠，让伊藤博文大为欣赏，还邀请他到内阁来工作，当然，伟大的福泽谕吉婉言谢绝了。

福泽谕吉拒绝的原因很清楚，他跟着这些高官们每天开会，有时候争论得很激烈，可说来说去一个多月，就没谈出些有实质性的内容来。都说要开国会、立宪法，但到底什么时候下手、怎么下手，我们要学美国、英国还是德国，都没有定论。

不光福泽谕吉不耐烦了，连岩仓具视都怒了，他督促大隈重信，赶紧提交建议书，别耽误工夫了，再不出政策恐怕人民都要揭竿而起了。

大隈重信接到任务后，脸上泛起了微笑。他并没有告诉伊藤等人岩仓的意思，而是自己写了份建议书，在这份文件上赫然写着:明治16年将开国会。

岩仓看到之后大惊，这也太快了吧？赶紧把大隈重信叫到身边，问道:“伊藤博文跟井上馨也是认为16年可以开国会吗？”

大隈重信一本正经地说:“没错，他们都同意！”

岩仓具视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