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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清洗”,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在1936-1939年发动肃反,共逮捕了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
“大清洗”期间,苏联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139个联共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消失”了。难怪托洛茨基说:“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这些仅仅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这已经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谜案。
说法一:苏联官方认定350-450万人
“大清洗”运动中的镇压人数,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
首先看看俄罗斯人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此人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是当时少数能够看到最机密档案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有多处涉及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人数和规模。据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数字等比较权威的资料分析,在1937和1938年这悲惨的两年里,大约有350-45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60-80万人是判了死刑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对被镇压者的人数作一个保守的估计。”沃尔科戈诺夫说:“我有许多文献,它们似乎可以间接地证明,350-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
这一结论与两年后苏联公布的官方说法比较接近,但仍有出入。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作为官方说法,无论是资料来源还是调查结果,均有一定可信度,但统计显然不够全面。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些人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范围。
苏联的许多大型建筑工程,如地铁、水电站、运河用的都是劳改犯。这是非常残酷的人力使用方法,例如被派到北极圈工地劳动的劳改犯,他们的服装和其他装备都是无法在那里生存的,更不用说劳动了。这些人据说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的劳动,然后就会“消失”。这部分死亡人数至今官方仍未能提供确切的数字。
而且,只有中央一级公布数字也是不够的,如果不配以各地区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统计,统计数字很难做到全面准确。特别是“大清洗”时期,无法无天现象极端严重,地方各级“肃反”机构乱抓乱杀事件相当普遍,有许多数字已无法统计。
在苏联“大清洗”和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不仅仅有“按反革命和最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还有许多按其他原因被判罪的,如所谓“破坏集体财产罪”、“破坏国家财产罪”、“破坏生产罪”、“破坏劳动纪律罪”、“不能完成播种计划罪”,等等,其中有大量过不当罚、罪不当判的受害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颁布的“麦穗法”, 一些人只是在集体农庄麦田里揪了几穗麦子,就要被关进劳改营达10 年之久。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决的。其实, 他们作为“破坏分子”,犯了“破坏集体财产罪”,属于政治罪。
类似的例子在那个时代非常多。如在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尔区,两个少年因为夜间牧马时在集体农庄菜园里摘吃了3 条黄瓜,他们就被法院判了8 年徒刑。事实上,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还有30万人因为没有出工、没有完成劳动日的任务、捡了“麦穗”以及其他问题被判刑。
这场镇压运动还波及到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载,得靠师徒代代相传。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 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转变到八小时工作日、七天工作周和禁止职工擅离企业和机关职守》的法令。依据法令, 职工擅离职守、迟到或早退,要判2 个月到半年(还要扣除25 %工资) 就地劳动改造。按照这种“破坏劳动纪律罪”,仅在1940 年下半年,就有209万人被判刑。
可见,无论“破坏集体或国家财产罪”,还是“破坏劳动纪律罪”,许多因“重大反革命罪”之外而判刑的人,都不在上述官方历次统计之列。
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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