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遗体保护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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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遗体保护内幕


2008-4-7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毛主席遗体保护的情况，一直很少为外界所知晓，几十年来像一个谜，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如今，这些内情逐步公之于世。有关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内情，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成立“九办”
　　
　　9月8日晚，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欢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访华。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毛主席病危的消息。华国锋没等宴会结束，迅速赶回了中南海。他走进毛主席卧室，看到主席已经停止了呼吸。华国锋立即在中南海住地202室召开政治局会议，紧急磋商治丧事宜。会上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主席的后事；二是主席的遗体如何处理；三是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首先要保护主席遗体，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并决定，从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干部和专家，共16人成立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主任。办公室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九号，为对外联系方便，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遗体保护的决策和一切组织措施、工作落实。“九办”经过研究，责成卫生部部长刘湘屏马上组织力量对遗体进行保护。
　　9月9日凌晨4时左右，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中南海北门，在一排灰房前停下。车上走下两个人，一个是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一个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副博士。
　　徐静是上世纪50年代留苏研究生，曾获副博士学位，在医学上有较深的造诣，在中国医科院负责形态学教研室工作。昨天晚上，她是被刘湘屏派人从百万庄一带的抗震棚里紧急找来的。
　　随后，汪东兴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主席卧室。室内光线很暗，室温很低。毛主席仰卧在大床的中央，身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徐静缓缓地走近床边，从侧面掀开毛巾被，仔细察看毛主席遗体。她粗略计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仔细观察了皮肤有无损伤，又轻轻地触摸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然后，重新盖好毛巾被。

　　批准方案

　　出了中南海，刘湘屏和徐静直奔医科院。徐静向党委书记杨纯进行了汇报，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研究决定，徐静牵头负责此事，张炳常和陈克铨参加，组成三人小组。张炳常是解剖教研室副主任。陈克铨是个年轻人，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
　　9时左右，三人碰面，共同商定了遗体初期防腐的方案。10时，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准时赶到中南海。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李志绥在门口等着他们，随后领他们去见华国锋。
　　主席卧室旁边一间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华国锋正在主持召开会议。徐静他们进来后，原来讨论的话题停了下来。汪东兴让他们坐下，并提议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曾在苏联读过三年研究生，对列宁的遗体保存稍有一点耳闻。
　　张春桥站起来，背着手，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徐静镇静地回答道：“我们三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
　　华国锋说：“长期保护好毛主席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方案批准了，下一步关键是实施。徐静三人小组首先把主席的卫生间进行彻底的清洁打扫和消毒，作为工作场地。临时找来的尸体台被摆放在房间的中央，便于在四周操作。三人顾不得吃饭，就急促地对毛主席遗体实施防腐处理。
　　首先要摆正遗体的姿势。手臂怎么摆？是下垂，还是像列宁那样摆在胸前？经请示领导，按中国人民的传统习惯，下垂。
　　做完防腐处理后，一直到10日深夜，他们三人一直守候在遗体旁，仔细地观察着遗体的细微变化，为长期保存做好原始记录。
　　整个过程，江青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传“首长要来”，周围的气氛马上变得严肃、紧张起来。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在主席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杜修贤为她拍了照，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遗体转移

　　后来，党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至17日，毛主席遗体移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9月11日凌晨3点20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主席遗体出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防腐小组的几位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大会堂北大厅，人们紧张地忙碌着。
　　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大厅内所有能够使用的风冷设备全部启动，温度降得很低，使得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即使如此，对遗体保护来说还不够低。这样下去，不仅使得来吊唁的老同志无法忍受，而且人们带来的热气还会使室内温度升高，对遗体保护不利。领导和专家们一致认为，应制作一个有机玻璃棺罩，使遗体与环境隔离，棺内局部降温。专家们提出，不但要降温，还要隔氧。
　　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由于时间紧，没有准备，只好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1925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韩伯平立即带人赶到碧云寺，打开一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使用。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因此，确定做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只有一个小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1.6米，而有机玻璃棺需要2.2米长。北京有机玻璃厂的全体职工，眼含热泪，把短板粘接成长板，并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就粘合成了有机玻璃棺。11日，工厂职工将有机玻璃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跑到化工部展览设计室，同设计人员连夜制灵床，很快成品就拿出来了。灵床四周雕有花纹，既美观，又大方。
　　为了隔氧，北京氧气厂和化工系统对棺内进行了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遗体保护要求以下。科研人员在灵床底座安插了胶皮管，让氮气缓缓输入棺内，既保证了棺体的温度，又使含氧量降到最低点。
　　降温是最关键的一条。谷牧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医疗器械厂等各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有明显的效果，但是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做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定在7℃—8℃。

　　代号“769”

　　18日追悼大会结束。
　　20日凌晨3时50分，毛主席遗体由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离开人民大会堂，顺利地转移到某医院的地下手术室，代号为“769”。运载工具是毛主席生前专用的黄色大轿车，经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四厂改装，车后安有对开的两扇门，添置了液压降温系统，车内温度可降至3℃—5℃。保护室的正中央，是盛放遗体的特制保护器。遗体移来第二天，即被浸泡于药液中。药液的配方，是根据解剖、组织和病理学专家们平时在医学院校里处理尸体和标本保存的成功经验，以及马王堆古尸出土后的处理和保存经验而配制的。
　　“769”保护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警卫与医务两套班子，各司其职，循环往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遗体进行细致的观察记录，一天一报，直接报送华国锋、李先念和汪东兴。科学院化学所值班，每日检测棺中的气体和防腐液的成分等。
　　为了确保环境不受污染，规定汽车不准进入。中央领导同志到此，即使是华国锋，也必须在洞口下车，步行进去。“四人帮”中除姚文元之外，都来过“769”。江青来时从不打招呼，而且车子直接停在工作区门口。10月初，逮捕“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指示“769”加岗设防，防止“四人帮”破坏。
　　为切实长期保护好毛主席遗体，做到绝对可靠、万无一失，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除卫生保护组5位领导成员外，还吸收了北京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参加。从1976年10月开始，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举行一次遗体保护科研工作会议，报告科研取得的成果，交流经验。
　　1977年12月19日，第四次科研会议在京召开，组成了由54人参加的遗体保护科学委员会，制定出一年的遗体保护科研规划。它的主导思想和课题的主攻方向是以“防”为主，防腐、防干、防分解、防变形、防变色、防霉防菌。以后，每年都召开一次科研会议，各单位就自己承担的课题，做学术报告，提供新的研究成果和保护措施。
　　中科院化学所张任恩等人，首次在国内建立了灵敏度极高的腐胺和尸胺的检测方法，北京医学院生化室周柔力等人建立胺肽酶的检测方法，无论气态和液压条件，可准确检测机体有无分解产物，预告有无分解的可能。上海技术物理所和北京感光材料研究所共同研制的红外测湿仪，用敏感的方法远距离测试皮肤的含水量，随时可得到数字显示。北京中医学院筛选的中药云香精，是二十多种中药配起来的市售成药，具有杀菌作用。
　　采取隔氧、低温的物理措施和化学防腐措施相结合，可以控制机体内的物质分解，同时也抑制了细菌的生长。因而，水晶棺内采用低温、隔氧的综合手段是可靠的。
　　本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作者胡移山黎明斯夫

稿件来源:解放网-上海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