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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日本精神病院的上海男子:患病原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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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6 21:43:1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2010年02月26日

他离开了日本,带着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带着未能痊愈的病情,离开了企望成为新的生存空间的扶桑热土。这种始料未及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跌宕有致的悲剧。日本新华侨报网26日刊文讲述了一位上海男子是如何走进日本精神病院的故事。文章如下:

  听说,他被警察强制送进了医院,送进了这位于世田谷区八幡山的东京都内最大的一家都立精神病院——松泽病院。

  又听说,他迫切要求出院,想在春节前回国,和父母、妹妹过一个团圆年。但是,他周围的朋友大多是“潜伏”下来的“黑”户口,无法“出头”和有关方面交涉,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还需要做出“反馈”。

  ●这是一个抑制癲狂的地方。我在采访时感觉到,人如果长期生活在这里,会渐渐变得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常。

  1月13日,我和他的一位朋友约定上午10点钟在京王线八幡山车站见面后一起去医院。结果,等到10点45分,他的这位朋友才睡眼惺松、满脸倦容地赶来。此君每天夜里打工,早上5点钟下班。每天上午的10点钟,都是他睡得正熟的时候。今天,为了朋友,他牺牲了自己的睡眠时间。没有想到,在车上还是抵挡不住睡魔的袭击,一下坐到终点站去了。穿过一个又一个迷魂阵般的院落,我们来到“A14病栋”门前。按响电铃后,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位护士,打开一道铁栅栏门,又打开一道铁栅栏门。她让我们换鞋、签字、进屋,自己又在匆匆忙忙地锁门。显然,她是担心病人跑出去。

  只见,十几个病人正在大厅里活动。初到乍看,个个都是悠哉闲散,有的在看报,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室内散步。他呢,看见我们后也立即走了过来,脸上略带木讷的神态,讲话还有点嗑嗑巴巴。当我们和他坐下来后,他马上拿出一包七星牌香烟,又伸手要打火机。进门时医生已经嘱咐我们:“不能给病人打火机。”于是,我们只好轮流给他点烟。

  谁料,我们刚刚坐定,一位女患者也凑着坐了过来。她听见我们讲中文后,脸上猝然泛起痛苦的表情,用日语问:“你们是中国人吧?你们要告诉我:这里是日本吗?怎样办到日本旅游的手续?”我只好客客气气地请她走开。据说,她8年前来自中国的广西,因为婚姻的不幸而住进了医院。不一会儿,又过来一位女患者,她用责怪的口吻说:“你们的桌子太脏了,太脏了。”说罢,大动作地又是擦桌子,又是倒烟灰缸,着实忙乎了一番。等到她搞完卫生,我们刚要进入谈话的正题的时候,又有一位女性患者走过来,磨磨唧唧地问:“你是单身汉吗?请你把住所和电话号码写给我!”接着,拿出了一张纸。旁边一位女患者见此情景,用中国话大声告诉我:“别理他,她是神经病。”说完,硬是把她叫走了。

  究竟谁有神经病,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搞清楚了,日本的精神病医院内也实现了“国际化”。认真比较起来,他呢,还算是好的,能够清楚地记着自己两张银行现金卡片的密码,让朋友帮助他提取出来;说自己已经在这里过了新年,无论如何都想回中国过“虎年”;还说回国之前想到外面去买点送给亲属的礼物。

  正在我们交谈的时候,病房内突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声,只见数名医生、护士像消防队员一般迅速地冲了进去。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他,也被喊声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见下嘴唇在轻微地抖动着。不一会儿,病房内恢复了平静,医生和护士也都气喘嘘嘘地走了出来。当时,我的感觉是,在这个颠狂的世界里,没有病的人也会患病;有病的人也难以养病。

  好不容易等来了他的主治医生李益焕。韩国籍的李医生听完情况后说:“根据目前的治疗来看,他可以出院了。但是由于他是超期滞在者,又是按照日本精神病法被警方强制送入医院的,所以他即使是出院,也不能返回日本社会了。我们要和东京入国管理局联系,等他们派人来办理手续。”

  但是,办手续需要时间。问题在于怎样争取时间脱离这个颠狂的世界。

●他渐渐步入一个癫狂的世界。患病的原因更是扑朔迷离。

  他当初为什么要来日本呢?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人家都去了,我也要去;人家都赚了钱,我也要去赚钱。”这样,他来到日本后,只到学校念了3个星期的日语,然后便全身心投入打工了。

  开始,他在六本木的“扒金宫”(又称“弹子房”)店打早工。后来,一位朋友离开东京去神户打工,他便顶替朋友到饭店打晚工。每天起早贪黑地打工,首要的目的是偿还出国时欠下的100多万日元的债务。当债务渐渐还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能够继续忍受饭店老板的“冷漠”了,便把晚上饭店的洗碗工给辞退了。

  多余下来一些时间,他就找朋友搓麻将。也巧,当年在上海工厂一个车间内工作的另外两个同事也来日本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们也确实是相互帮助了一番。不过,他的朋友很快发现,总是闷闷不乐的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神气,大有“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劲头,说出话来也不寻常,“工作不好不要着急,过些日子我替你介绍”;“现在东京住房就是难找,再等些日子我帮你找”。看着他满有把握的样子,他的朋友便一边喝酒,一边刨根问底地追问他哪来的这么大“后劲”。他“黄汤子”一灌,招出了实话,原来他在与“扒金宫”老板的女儿谈恋爱。

  中国人到日本来,在读书、打工之余,如果再能够得到异国异性的爱情,也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了。然而,他的好景似乎不长,回家后又常常陷于闷闷不乐之中。这次,朋友们再灌“黄汤子”,才知道他失恋了,并且卷入了店内的纠纷。

  一天,他对同住一室的朋友说:“今天,我出门后,警察来给我送吃的,还都是我喜欢吃的。警察还在屋顶安装了窃听器。我也不怕,就对着窃听器说,这家‘扒金宫’里从店长到跑腿的,人人都在搞钱。不过,我可没有拿钱呵!我说得口渴了,就对窃听器说:‘我下去买罐饮料,回来再跟你说。’下去后一看,警察骑着摩托车刚走,给自动贩卖机里都换了新饮料。这个贩卖机下面卖饮料,上面还卖香烟呢!”听完这番话,他的朋友感觉不对劲,直问他“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不过,谁也没有当真,谁也没有会料到他正一步一步地走入癫狂的世界。

  几天后。池袋警察署给他一位正在打工的朋友去了电话,说他在60层的“太阳城”转来转去,影响对方的营业,被带到警察署了。警察从他身上找出一个小本,按照本子上的地址找到了他的朋友。他的这位朋友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到警察署去领他。

  情况继续恶化。他不打工了,整天拿着一罐“乌龙茶”在外面遛遛逛逛。最喜欢去的还是“太阳城”60层的展望台,而且每次去都是那个固定的位置。只要发现那里有男女恋人,他就要把人家轰开。说“这是我们过去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展望台的经营者就去找警察,警察就去找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要从打工的地方赶来后再把他带走。有时,他硬是不肯走,坐着电梯上下来回跑。他的朋友不能总追他,便站在售票处门前等待,看见他坐电梯下来又要进去的时候,就给他花600日元买一张门票。售票人见此情景感动了,索性“免费”让他上上下下。

  除去“太阳城”以外,他还爱到一家理发店门前去站站。恰巧,他早年谢顶,长着一个“需要地方支持中央”的头型。这样的人气哼哼地站在理发店门前自言自语,过往行人都觉得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客人也自然不敢光顾。理发店老板只好给警察打电话。

  警察把他从理发店门前轰走后,他转几个弯,又进了一家饭馆。进去后把在坐的客人都赶走,说自己要包桌。客人都走后,他用中国话向店长点菜。气得鼻子冒烟的店长也只好找警察。

  终于,在年底的12月25日,警察根据他的病态、根据他朋友的请求、根据日本的《精神病法》,把他强制送进了医院。

●东京入国管理局一路绿灯。他吐露的“暗示”也是让人思之久长的。

  1月20日上午。松泽医院的李益焕打电话给《日本新华侨报》编辑部,说院方已经与东京入国管理局取得了联系,希望入管局派人来给他办理回国手续。但入管局人手紧张,近期日程已经排满,不能够立即来人。

  得知此信后,《日本新华侨报》又与东京入管局进行了直接联系。入管局在认真听取了情况介绍后表示: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请拿着他的飞机票、护照、诊断书并带他本人一起到入管局来,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给他办好出国手续。但是,必须保证有人把他送到成田机场。

  这样,1月21日上午,我和他的朋友又去了医院。从院方那里取出他的护照后,下午到位于新宿的一家旅行社为他购买了24日下午回国的飞机票。

  24日上午9点,松泽医院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诊断书上写明:“急性精神病”,仅仅收了他住院一个月期间的7000日元饭费。他自己还笑呵呵地折算了一下,说“每天才花费200多日元。”

  来到东京入管局,事先联系好的一位官员带他到A室,和蔼地用中文对他说:“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立刻给你办手续,让你高高兴兴回家过春节。”接着,另一位调查官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询问了他来日后的一些情况,然后让他签字、按手印。

  “调查控室”里面坐满了人。这里的职员也给他放行,破例不让他排队。在《强制退去通知书》上签字、拿着12685的号码照相、由入管职员协助按下10个手指印,再发给他一个等待领取护照的小白牌。白牌上一面写着:“52-4”,另一面写着一个红色的“特”字。这里的规定是在等候期间不许说话、不许翘“二郎腿”。他不管这一套,话照说,腿照翘,一位女职员冲他发脾气,但一听说他有病也就作罢了。

  前前后后57分钟,他在东京入管局的手续办理完毕。

  在去成田机场的快速列车上,他的脸像云收雨散似的。一下子开朗起来。提起往事,他的话真像流不完的水,扯不断的线。只是,说到那段恋爱的经历时,他显得有些遗憾:“社长的女儿总是暗示我。每次看见我都是笑咪咪的;我到事务所去的时候,她也总是把手放在桌上,向我暗示她中指上带着的戒指;我说请她吃烧肉的时候,她说想吃生鱼片。你们想想,一个女人如果不对你有意思的话,你说请她吃饭,她不请你吃耳光才怪呢。后来,我才知道,社长的女儿早结婚了,女婿是这家公司的常务。”

  我赶紧转换话题,因为我担心他重新返回刚刚走出的那个颠狂的世界。

  到成田机场后,我们没有办法把它送进候机大厅。于是,经与东方航空公司联系,他们决定派两位年轻的小姐送他上飞机。他的朋友说:“他该不会觉得那两位小姐向他‘暗示’什么吧?”我无言,再次找到东方航空公司服务台,请他们安排一下,委派专人把他交给焦急地等待在上海机场的他的亲人。

  他走了,带着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带着未能痊愈的病情,离开了企望成为新的生存空间的扶桑热土。这种始料未及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跌宕有致的悲剧。

  我在想,假如我们在做这出悲剧观众的同时,能够让这剧情深入心底,甚至应声而响,这样令人涕笑皆非的悲剧是否会徐徐落下帷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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