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看日本主流社会的反战

刘恒宝

2010年02月04日
      夜晚归宅，打开电视机的时候，这个名为《母亲》(日文名《母べえ》)的电影正在朝日电视台播映……

　　在大学任德语教授的野上滋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审讯室里面，听见有人进来就要赶紧起立。进来的是一个“检事”，看似彬彬有礼，首先说“上学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你的德语课，讲得非常好”。转脸就冷漠地表示：“按照现在的法律处境，我是不能对你讲敬语的。”接着，甩过去一叠材料，凶狠地说：“你必须重写。从你现在写的内容看，你没有任何反省。”教授反问：“你要我反省什么？”他说：“我提醒你一下，你在里面把‘支那事变’写成‘战争’了。不对！那是应该写成‘圣战’的！”

　　看到这里，我的心骤然紧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又遇到敏感的话题了。我拿起一杆笔和一本便笺，趁着穿插的广告节目，随手地写着。

　　日本所说的“支那事变”，在中国叫“七·七事变”，或者“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全体中华民族抵御日寇的开始。一个历史称谓，一个事件性质，从肇端之始就出现分歧性地认识了。这个检事高喊着：“真没想到，我所认识的教授成为了‘国贼’！”我在想，或许是他穿的那身皮让他不得不这样说，或许这就是他接受洗脑教育后的自身认识，令人钦佩的是那位教授，凛然不为所动。

　　教授的妻子野上佳代在小学当老师，只身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一天，佳代的父亲来看他的女儿和外孙女，准备请她们吃一顿鸡素烧。就在餐桌上，他劝女儿给作为“思想犯”的女婿写信，他说因为女婿是“卖国奴”，他这个警察署长已经当不成了。他还说，“一个人连老婆孩子都照顾不了，为什么还要管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呢。”没有想到，野上佳代愤然起身，表示一辈子都会相信丈夫，拉着两个孩子一口都没吃就走了。那一瞬间，我肃然起敬，政治逆境下的这种坚贞、坚定与坚毅，凸现出一位女性的绝对不仅仅是美德。

　　信函来了。信函上有一片一片的墨迹，那是信从监狱里面发出时接受检查被涂抹的痕迹，墨迹的下面就是不合时宜的反战“思想”……电报来了，带来的是丈夫野上滋死在狱中的噩耗。按照日本的习俗，人死在了外面总是要接回家过一个“通夜”的。还好，这位被称为“非国民”的“思想犯”的尸体也被允许接运回家。进门的那一霎间，妻子在后面哭诉着：“爸爸，你回来了”，但镜头闪现的是一个蓬头垢面、赤裸着双脚被众人抬进门的冰冷的尸身。

　　电影中间还穿插着野上滋的学生山崎与这一家凄美的爱情故事，我不愿做过多的记述，因为我担心自己匆匆写来不足以传递这个感情的真髓。我看到野上佳代在战后去世的时候，女儿前来与她告别，对她说：“妈妈你去吧，爸爸在那里等你呢……”这个时候，母亲翕动着嘴唇吃力地说：“我不想去那里见他，我想看见活着的他！”

　　字幕出现了，我特意看了一下，制作这部影片的是松竹映画会社，赞助这部影片的是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以及《朝日新闻》社、《读卖新闻》社。我顿时心中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因为这些公司都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公司、主流媒体，由他们参与制作的这部反战影片，也一定会在主流社会产生影响。尽管近年来日本右翼噪杂、挑衅、好战的声音不断，但“和平与反战”的主流仍然在日本社会站着主导地位，正是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在战后走了六十多年和平发展的道路，绝大多数日本人才不允许改变这个航图。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作者: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