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政治生涯中值得记上的历史功绩

步天涵谷

（转贴）

毛泽东晚年选定华国锋当自己的接班人，并将他调到北京，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1976年4月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等老干部是真心诚意地支持华国锋工作的。“四人帮”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表面上也服从华国锋，甚至还有要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是表现出服从华国锋领导的样子的。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服从华国锋的领导的: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为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人帮”搞的通报材料稿上写有“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叶剑英、汪东兴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样写，认为这不是事实。双方发生了争论。华国锋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宣布散会，通报稿交给华国锋，由他签署，华国锋签署通报稿时，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华国锋删掉了“四人帮”强烈坚持要写上的这些字，可是“四人帮”并没有像过去对待其他高级领导干部那样不依不饶，追究下去，而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拥华的。
   
    但是，毛泽东逝世，情况就不一样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见此前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就下决心要把华国锋搞倒。当时，“四人帮”要把华国锋搞倒，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造华国锋不可信任的舆论。另一种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权力，同时为自己上台造舆论。“四人帮”认为，华国锋在中央没有根基，人老实，魄力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华国锋，然后取而代之。
   
    华国锋下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决心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华国锋就是一个傀儡，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无用之人。他们不需要这个木偶，要动手搬掉他。于是，他们开始向华国锋直接发难了。
   
    他们向华国锋发难，主要是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篡改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本来，毛泽东在1976年4月30日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亲笔给华国锋写的三个条子之一是:“照过去方针办。”对此，华国锋向中央政治局通报过。当时，毛泽东的病情日益发展，说话已经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临着在毛泽东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因此，对毛泽东那时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帮”对毛泽东写的条子，逐字研究过，心中自然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却偏要把毛泽东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这一篡改，等于把华国锋的解释权剥夺了，也就等于动摇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华国锋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张春桥率先向华国锋发难，他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四人帮”手下的亲信则攻击华国锋，说他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了捞政治上的“稻草”。由于“四人帮”的刁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事迟迟定不下来。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当家人，连出版一本书的事都定不下来，还能决定其他重大事项吗？
   
    面对“四人帮”的挑战，华国锋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在“四人帮”的压力下，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与“四人帮”搞“权力再分配”，让给“四人帮”一部分权力；三是与“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所面临的三种选择，叶剑英也估计到了。叶剑英希望华国锋选择最后一条路。所幸的是，华国锋真的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但是，华国锋却不动声色。他在表面上对“四人帮”逆来顺受。“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华国锋并没有严厉追究，他只是在一份文件上把被“四人帮”篡改的文字加以注明。但是，“四人帮”却借口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不加改正，还反诬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对此，华国锋没有和他们争论。“四人帮”阻挠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公开争论。他默默地忍耐着，同时密切注意“四人帮”的动向，心中有了对付他们的主意，就是依靠党中央内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华国锋十分清楚叶剑英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泽东在临终前让叶剑英辅佐自己，因此，他对叶剑英十分尊重。据时任叶剑英秘书的范硕回忆，华国锋刚刚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叶剑英提出要去看望华国锋。
   
    华国锋得知后，表示要先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你住得远，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叶剑英驱车到华国锋家里时，华国锋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剑英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谈话中，华国锋恭称叶剑英是“8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对叶剑英的话，华国锋都能听得进去。华国锋在依靠叶剑英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争取掌握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权力的汪东兴的支持，他对汪东兴也十分尊重，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先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华国锋对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争取吴德的支持。华国锋还特别争取在中央领导层中工作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争取到了陈永贵、倪志福的支持。吴桂贤本来是跟着“四人帮”跑的，经过华国锋做工作，吴桂贤在支持“四人帮”问题上也开始徘徊起来，而且，她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表决时，没有表决权。这样，华国锋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在中央领导层中却逐渐争取到了多数支持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76年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华国锋还特别注意争取军队领导人的支持。除叶剑英外，他对许世友等其他军队高级领导人也十分尊重。此外，他还听从叶剑英关于不能搞第二武装的建议，在中央明确提出各地不许搞第二武装，这就使“四人帮”失去了掌握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步天涵谷

华国锋确定了抓“四人帮”的决策
   
    进入1976年9月下旬，“四人帮”的“倒华”动作更大了。他们在上海暗中搞的第二武装――上海民兵的活动日益频繁，同时，他们开始在中央直接攻击华国锋。9月16日，“四人帮”抛出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公开对他们篡改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进行了诠释，社论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华国锋没有按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威胁华国锋必须按照他们的路线走。在攻击华国锋的同时，江青出面对华国锋进行无理纠缠。早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江青就向华国锋提出，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必须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华国锋不理江青，江青就纠缠不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才暂时不闹。接着，江青又纠缠张玉凤，要拿走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档案，张被逼无奈，让江青拿走了两份。华国锋得知后，让汪东兴追回了这两份文件。江青又向华国锋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青就与华争执不休，反复提这个事。据吴德回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反复与华国锋纠缠毛远新去留的问题，一直纠缠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与此同时，“四人帮”抓紧做夺权的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8月间丁盛（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笔者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秘谈的情况汇报，当得知南京军区有一些部队不但不听丁盛的，还调动了三个师驻扎在上海外围的情况后，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他指示，要在上海尽快扩大第二武装。9月21日当天，王洪文就跑回上海，对上海民兵的所谓“布防”问题，做了部署。28日，张春桥派人回上海向上海市委传话说:现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经受林彪一类上台的考验。
   
    当时，党和军队内很多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邓小平、邓颖超、李德生、陈锡联等，都与叶剑英或者相互之间商讨过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华国锋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中国实际的党政第一号领导人，只有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才名正言顺，才合乎党法。华国锋心中也知道，解决“四人帮”问题非由他先提出不可。心中有了底之后，华国锋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于9月11日郑重向李先念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并且把解决“四人帮”的任务，交给了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接受华国锋的委托后，于9月13日见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委托。不久，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首先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问题，怎么解决？”虽然大家没有深谈，但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向他们提出来了。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等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可见，那个时候，华国锋不但再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而且已经争取到了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
   
    亲自坐阵怀仁堂
   
    197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这篇文章，等于是“四人帮”向华国锋宣战了。原来，两天前，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一个材料上批示说: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错误，“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四人帮”看到华国锋这个指示后，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安排“梁效”写作班子，连夜写出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把华国锋定为“修正主义头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这样，华国锋就处于必须被打倒之列了。

步天涵谷

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决心要尽快解决“四人帮”问题。他在9月未与李先念、吴德等人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时，确定了“越快越好”的方针。他说“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当时，李、吴二人都同意华国锋的这一方针。这一方针正好同叶剑英不谋而合。10月4日，叶剑英看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后，专门驱车进城，向华国锋汇报了解决“四人帮”的方略。叶剑英的意见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以快打慢。这个意见，正合华国锋之意，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决定，解决的时间，最迟在后天。这样，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最后拍了板:在10月6日抓“四人帮”。拍板后，为了更慎重些，华国锋要叶剑英通知陆海空等各军种、兵种，三总部，“务必搞好战备”，“一切行动听从军委指挥”，把军队牢牢掌握住。
   
    华国锋拍板后，还有些不放心，他对一些细节问题过问得很细。他要叶剑英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一切细节都安排好，落实好，做到万无一失，并且亲自送叶剑英上车。叶剑英从华国锋那里出来，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华国锋拍板做出的决定告诉了汪东兴，并且与汪东兴一起商定了10月6日解决“四人帮”的方式问题。因为此前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告诉了汪东兴，此时汪东兴已经考虑好了一个抓“四人帮”的方式。他向叶剑英谈了这个方式，这就是:在10月6日下午，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就说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一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问题，王、张二人必到会，让姚文元以列席名义来怀仁堂，姚也会到会，等他们到怀仁堂时，安排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将他们抓起来。至于江青及他们的另外几个死党，则安排中央警卫局派人到他们的住处把他们抓起来。叶与汪商定，一定要严格保密，妥善安排，严密组织，人不能多，但要精干。到时，对“四人帮”的警卫人员也要实行隔离，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慎重决定，并由汪东兴完全负责。随后，他们向华国锋做了详细汇报，华国锋做出决定:就按汪东兴确定的方案办，10月6日，由汪东兴负全责，抓“四人帮”。
   
    10月6日，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一时间，叶剑英也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里，往常摆放的会议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厅摆放了两个大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大沙发上。在这里，华国锋亲自坐阵，与叶剑英共同指挥抓“四人帮”。
   
    7点55分，第一个迈进怀仁堂的是张春桥。张春桥看到，怀仁堂前厅只摆放着两个沙发，华国锋稳稳地站在沙发前，旁边沙发上坐着神态自若的叶剑英，心里立即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争辩，却听见华国锋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声音: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华国锋接着宣读了他事先起草好的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命令汪东兴事先安排好的在场的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立即执行！”张春桥被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几分钟后，王洪文进入怀仁堂，他的眼睛还没有看清屋内的情况，身子还没有站稳，中央警卫局两个警卫人员就上前抓住他的胳膊。王洪文挣扎着反抗，并且冲向华国锋和叶剑英，却被警卫人员扑倒在地。华国锋对着被警卫人员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郑重地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命令警卫把王洪文也带走。姚文元迟迟没有来。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得到报告说，姚文元的汽车已经驶进中南海时，华国锋与叶剑英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安排中央警卫局的人员把姚文元引进东廊大休息室，在那里把姚文元抓了起来，并且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与在怀仁堂解决张、王、姚的同时，汪东兴安排好的中央警卫局的另一个行动小组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江青的住处，向江青宣读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尽管江青撒泼耍赖，但还是被行动小组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另外一个行动小组也到中南海怡年堂后院毛远新的住处，把他带走了。
   
    当各行动小组完成任务，到怀仁堂向在那里坐阵的华国锋、叶剑英汇报战果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做出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稳住“四人帮”的上海死党
   
    虽然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但事情还没有完。在上海，还有“四人帮”的死党，他们手中还掌握着不少民兵武装，并且早已有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中央抓了“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死党觉得一连有几天没有听到“四人帮”的消息，感到不妙，他们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们中多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见:“要大干一场”，“要武装起义。”只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不费一枪一弹解决问题，但粉碎“四人帮”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很重大的问题，即避免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搞不好，上海的民兵很可能在“四人帮”死党指挥下进行武装反抗，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步天涵谷

为了避免出现上海武装反抗的局面，华国锋运用智谋，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首先决定，对上海封锁抓“四人帮”的消息，麻痹“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接着，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调动南京军区第六十军的几个师，摆在无锡、苏州一线，并且向前推进至上海外围，把上海四周的战略要地控制起来。做好这些后，他以中央召开会议的名义，调马天水来北京。马天水来北京后，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与马天水谈话。他首先向马天水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且要求马天水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在这种形势下，马天水不得不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听从华主席指挥，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华国锋让马天水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转达“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开会。徐、王二人信以为真，马上来到北京。他们一到北京，就被隔离起来。马、徐、王三人是“四人帮”不在上海时他们在上海主政的人物。这三个人被控制起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其他死党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了，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但是，光是消除了武装叛乱的可能，还不算彻底解决问题。
   
    “四人帮”原来在上海建立的班底还在，他们的“系统”还在，他们还会继续与中央对着干，甚至造成其他一些事端，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上海问题，华国锋又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一个一个地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争取他们，要他们与中央站在一起。当马、徐、王三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表示要和中央站在一起，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时，华国锋表示了对他们的信任，并且以中央的名义，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妥善处理上海的事情。马、徐、王回到上海后，马上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公布了中央批判“四人帮”的材料，并且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见大势已去，也就不敢再有什么“大干一场”的打算了。接着，华国锋又派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接管了上海市委的工作，直接控制上海的局面。在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下，上海的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于10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大会还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1976年10月27日。经华国锋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上海建立的老巢，彻底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