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一沙龙”:亚洲第一个日军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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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6日

1931年11月，“大一沙龙”因被称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扩张。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的证实，日本海军“慰安所”在1932年初就有记录。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这些“慰安所”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

    《百年潮》 2006年第8期

    这是刊载于一册日文书籍上的广告，该书出版于1942年。广告的上半部是一幢日式房屋花园的一角，下面自右向左写着“大一沙龙”的日文假名，汉字是“大一会馆”，上方为“大一沙龙”的罗马发音：DAIICHSALOON。当中还有“大一”两字组合的徽记。最下面记着两门电话：46940，（02）2801。

    这是日本人在上海建立的、后来成为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它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地址是上海东宝兴路125弄。

    那么，这个“慰安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大一沙龙”的由来

    “大一沙龙”最早称“大一”，是上海日侨建立的日本式“贷座敷”。所谓的“贷座敷”，就是一种日本样式的风俗营业店，这类店除了向客人提供餐饮外，也提供女子——当时称“乙种艺妓”供客人玩乐。“大一”的名字早在1920年的《上海日侨人名录》上已有记载，因此，至少在1920年就已存在了。这个在上海日侨中颇受欢迎的风俗店最初由日本侨民白川经营，地点在宝山路上。宝山路邻近日侨云集的虹口，属于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域，也就是闸北地区。

    根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1920年至1923年的调查，日商“贷座敷”为躲避租界当局对废娼运动的打击与压力，而设在越界筑路区域。但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管辖的地界也开始实施禁娼，上海特别市政府于1929年6月公告废除公妓，不允许妓院公开营业，并于1930年3月20日正式向日总领事馆提出，将日侨设在华界的“大一”等四个卖淫场所，或转为正业，或移入租界。于是，日方被迫于次年11月25日，将“贷座敷”内营业的“乙种艺妓”改称“酌妇”，承认“贷座敷”可以继续存在，不过劝说日侨将店迁入越界筑路地区。于是，日商开设的色情业不得不逐渐向虹口迁移。这个时候，“大一”的经营权被转让给近藤美津子。

    关于“大一沙龙”等“贷座敷”的营业妇女人数，目前还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只知道娼妓人数前后稍有变化。根据1930年颁布的《昭和五年在上海总领事馆警察事务状况》记载，包括“大一”在内的四家“贷座敷”，1928年有“酌妇”32人，1930年为19人。而根据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警察的同一资料统计，1930年在上海的艺妓及其他接客的日本妇女计1290人，其中甲种艺妓173人，乙种艺妓（娼妓）19人，旅馆、料理店、贷席、饮食店419人，舞女164人，“洋妾”159人，私娼346人。

    清末民初的虹口地区，是广东籍人士的集居之地。东宝兴路125弄1号的主人也是广东来的移民，而且这里还是潮汕帮商人的会议场所。九一八事变之前，虹口的局势已逐渐紧张，日本海军陆战队耀武扬威，日本浪人对中国居民挑衅事件接二连三。住在此处的广东商人遂纷纷离去，近藤美津子夫妇趁机占据了东宝兴路125弄1号，在日本海军的支持下，继续经营“大一”，并改称为“大一沙龙”，也叫“大一会馆”。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了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安全的”性服务，就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大一沙龙”作为首选，与其他三家“贷座敷”一起成为“慰安所”〔除了 “大一”，还有“小松亭”（虬江路大富里5号）、“永乐馆”（狄思威路）、“三好馆”（吴淞路松柏里）等“贷座敷”——笔者注〕。

    “大一”海军“慰安所”的内幕

    根据笔者的调查，“大一沙龙”通常不挂牌子，也没有“慰安所”的名称，除了接待日本海军军人外，也同时接待日本侨民。对“慰安妇”最初也无任何检查身体制度。这一时期的“慰安妇”，基本上都是从日本贫困山区招来的年轻女子，原来大都是娼妓。

    1931年11月，“大一沙龙”因被称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扩张。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的证实，日本海军“慰安所”在1932年初就有记录。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这些“慰安所”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是年底，在这17家“慰安所”中，有艺妓279人、“慰安妇”163人。

    包括“大一沙龙”在内的专门接待日海军的这些“慰安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慰安妇”已实施严格的身体检查制度，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会同日本海军陆战队对所中的妇女进行检查，每周两次，患有性病者不准接待客人。“大一沙龙”专门设有一间检查室，供日本海军军医对所中的妇女进行体检。

    根据《日人在华人名录》（第33版，1942年，第271页）记载，“大一沙龙”的经营范围是“咖啡贷席业”，老板是来自东京的近藤美津子。

    “大一沙龙”所在地为两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进门处是一个日式花园。最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只有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所以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于是，近藤美津子夫妇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东宝兴路125弄2号、3号），那两幢房屋也是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到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成为日军的驻屯地和中转站，常驻日军多达10多万，于是，近藤夫妇又将东侧的两幢两层房屋也霸占下来，并在五幢房屋之间，架起连接通道，以方便日军官兵进出。经营者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路对面设立了停车库（东宝兴路120、122、124号），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日军“慰安所”。

中、日证人的回忆

    1994年，笔者找到时年81岁的陆明昌老人，据这位家住东宝兴路108号的老人介绍，他原籍江苏南通，一二八事变前后，从家乡到上海谋生，经人介绍进“大一沙龙”做杂务工。这时的“大一沙龙”，客人除了日本海军以外，还有日侨。进大门后是个日本式庭院，上台阶里面是个大酒吧，平时接待客人，可以喝酒，也可跳舞。两厢房、二楼以及后面的三幢建筑均是日本“慰安妇”的房间。楼房的东侧有个花园，中间是个喷水池，四周的空地就是舞场，每天这里都是热闹非凡，尤其是晚上7点以后最为疯狂。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这里成为日本海军专用的“慰安所”。“慰安妇”们穿着和服，都是来自日本贫困山区的女子。日本医生每周都来检查，在一楼的4号房间为“慰安妇”检查身体。营业情况极好，因此，后来老板近藤就只身带着钱财跑回东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龙”便由老板娘近藤美津子一个人支撑。大约在1944年左右，老板娘死了，此后则由其儿子经营，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陆明昌在“大一沙龙”除了烧饭外，还要收拾酒吧、搬运啤酒等。因为每天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晚年仍能讲一些日本话。他在这个“慰安所”整整干了14年，可以说是在日军“慰安所”内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每月的工资却只有6块银元，还时常遭到日本人的打骂，回忆痛苦的往事，陆明昌老人仍满腔怒火。

    根据陆明昌等知情人的回忆，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里面也有不少中国女人，遭受日军的奴役。

    家住附近的林铃娣（1994年71岁）对“大一沙龙”还有清晰的记忆：“我父亲是桶匠。我们管‘大一沙龙’叫‘大一记’，老板娘经常来我家订购小木盆，这种小木盆是给‘慰安妇’与客人洗澡时放置毛巾和肥皂用的。一次定做总有10只，每只价钱是1日元。那时我只有10来岁，这些木盆每次都是我送过去的。但只能送到门口，不准进去。里面的女孩都穿着和服、木屐。里面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敢看。对面两幢房子（东宝兴路120、122、124号）原来是车库，是专供客人们停车用的。”

    林铃娣的家为东宝兴路113号，就在“大一沙龙”的东首。她的丈夫王金鑫（1922年生，江苏启东人）回忆，除了小的木桶外，“慰安所”还需要大的木桶，他也时常做这种人能进入洗澡的大木桶。

    “大一沙龙”后来的规模越来越大。日本海军和管理者合作，对内部进行了改造。家住东宝兴路101弄6号的陈阿金老人，年轻时为木匠。他曾与师傅一道在“大一沙龙”做工，主要是隔离房间，做日本式的移门拉窗，安装榻榻米。他记得五幢房屋的两层楼均用天桥连接起来，以方便营业。“慰安所”里有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慰安妇”。他与师傅做工，每天的工钱是25钱。他回忆，“大一沙龙”设备在当时算是非常好的：有煤气和抽水马桶。但许多设备在战争结束时被日本人拆毁了。账房先生是个日本人，比较胖。 “大一沙龙”有门卫，晚上关门。

    张银富（2001年72岁）家住东宝兴路103号，他说原来“大一沙龙”东边也是两层的建筑，非常好，但日本人进攻上海时被轰炸毁掉了。“大一沙龙”里的日本人对待周边的中国人还算比较可以，而帮助老板管理的人则非常坏，经常训斥甚至殴打中国人。日本投降后，这里作为敌产被国民党空军接收。解放后，被解放军接管，并分配给军方一家皮鞋厂的职工居住。现在那里还住着原解放军3516工厂的家属，大多已退休。笔者访问这里的居民何怀启，他1955年即分配到这里居住，现在已过古稀之年。他说，东宝兴路原来是弹夹路，“大一沙龙”的房屋外面有些变化，连接的天桥都被拆掉了。我们来住的时候，房间内的地上仍全部是榻榻米。

    1924年出生的龚荣华，住在东宝兴路123弄7号，14岁时被国民党拉夫做过火头军。后来他曾为日军做饭，做了14个月。他记得“大一沙龙”原本有大铁门，后来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除了。

    “大一沙龙”的历史还得到了日本证人的确认。1998年，我随日本友人去日本久留米市，寻访一位证人。约定在久留米车站附近的酒吧相谈。在酒吧见到了一位身体壮实的古稀老人，浓浓的白眉，一双大眼很有神，衣着很朴素，有点像中国的退休工人。他姓近藤，一阵寒暄之后，三人入座。近藤老人听说我是从上海来的，马上将日语换成了上海话：“阿拉上海拧。”老人一口纯正的上海话，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近藤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战时他在上海江湾当兵，为第十三军司令部的通讯兵。根据他的证言，作为第十三军司令部的传令兵，曾去过“大一沙龙”和杨家宅“慰安所”。我与他有个约定，在他生前，不公开他的证言。现在他已离开人世，我有责任将他的证词公布。

    东宝兴路125弄2号、3号后来也成为“慰安所”的一部分，现在还有一些遗物留存，如日本式的拉门、拉窗。2号2室是“大一沙龙”时代遗物保存最佳的一个房间，除了日式隔窗、装饰物外，里面居然还保存着“慰安所”时代的两幅木雕，一幅是富士山，另一幅据铭心会的日本朋友考证，认为可能是琵琶湖，雕刻相当精致。房屋主人吴让三先生1945年起就住在这里。当年这里是中国银行职工宿舍，而他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因此他从那时一直住到现在。

    遗址能否保存

    锈迹斑斑的黑铁门、彩色瓷砖地面、富士山木雕……“大一沙龙”这个亚洲第一家日军“慰安所”现在住着几十户市民，房屋因为没有维修而显得相当陈旧。有的居民说，这里已是危房。马路对面曾经是“大一沙龙”的汽车库的两幢房屋，早在1997年就被拆除。

    人们在知道了“大一沙龙”的历史之后，常常来此寻访。加拿大教师访华团每年7月来此参观。还有韩国国会议员、日本的国会议员、菲律宾妇女运动活动家、荷兰“慰安妇”等。现在，这里已被虹口区列入开发规划范围。

    从一个村庄、城市到一个民族，往往有许多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如果没有这些符号，很难想像中华民族要如何使自己的集体记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然而，在这种正面符号背后，记载一个民族不幸与灾难的符号也应该保留下来，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对于一个有记忆、有血性、有耻辱感的民族，灾难的记录会激发一种悲壮而强烈的反思和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有些符号记录了另一个群体的无耻与暴行，这样的符号，对净化整个人类文明，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慰安所”就是具有这种功能的记忆符号。我们的后人需要我们为他们保留下一些集体记忆，关于一个民族灵魂最深处的伤痛的集体记忆，不仅需要文字，还需要实物，好让他们和我们一同在正视历史中永远地远离灾难。

    在战争加害国的日本，2005年8月8日“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在东京开放。作为“慰安妇”制度最大受害国，中国也需要建立一个“慰安妇”纪念馆，以揭露这一摧残了40万各国女性的法西斯罪行，而作为亚洲第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上海东宝兴路125弄是最合适的地址。在大量抗日战争遗迹遭到毁坏的今天，我们这代人有责任保存“大一沙龙”遗址这一重要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