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步诗》是曹植所作吗？

步天涵谷

（转帖）

  好诗本来是远离政治的，伟大诗作常常与政治格格不入，艺术本来就与政治不是一回事。但是，有时，杰出的诗人又很难避开政治，曹魏时的大诗人曹植，骨子里就是个文学家，我们相信，他作为诗人比作为政治家要快乐得多，可是，他却生长在大政治家的家族里，父亲曹操是魏王，是没有宣布当皇帝其实行使着帝王权力的政坛枭雄，他的哥哥曹丕，是比他父亲更有赤裸裸政治野心的权谋家，而且，父亲似乎更高喜欢这个有文学气质的三儿子，曹植正面临着与他的权谋家哥哥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激烈斗争。一个文学家与一个政治权谋家在政坛上较量，结果是必败无疑的，何况，曹植这位权谋哥哥又是个深谙文学的行家里手，事情就更棘手了。
    曹氏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父亲曹操写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绝妙好诗，哥哥曹丕写过划时代的文学理论著作《典论论文》，而曹植是大诗人，写文学论文的哥哥比写好诗的弟弟更有政治头脑，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争斗中，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哥哥曹丕获胜了。众所周知，在封建王朝的政治角逐中，失败者的结果是很惨的，哪怕是亲兄弟，也可能被逼得死无葬身之地。这回，文学评论家夺得了王位继承权，他对弟弟的惩罚方式可谓是别具一格，既然都是文学中人，也按文学的方式来论输赢，于是，故事就很悲痛，也很有趣了。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七步诗》及其产生的背景：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魏文帝曹丕在继承权上占了上风，顺利登上王位，这位在文论上和政治手腕上都很娴熟的帝王，以胜利者的姿态想尽情享受对失败者特殊惩罚的乐趣，他想看看他的弟弟到底有多大的诗才，反应有多敏捷，于是，十分苛刻地下令，让曹植在走完起七步写出一首诗，不然就给他上极刑。才华横溢的曹植果然了不得，在威逼下，立马应声吟出了极好的一首诗，而且，与当时的情境，与兄弟两人的紧张关系，与他心中所要倾诉的感受，十分贴切。想象当时的情境，他吟出的诗，简直是太绝了，诗极好，平平淡淡地说进去，应对着极为紧张的气氛，说的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而所隐涵的深意是太深刻，太尖锐，太恰当了，“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仿佛听到曹植在说：咱两同是魏王曹操的亲生儿子，哥哥你当了帝王，我做弟弟也不是真要争权，你既然已经彻底地胜利了，大权已在握，我现在也没有权力与你争了，我更兴趣的是文学，你何必把我逼到绝路呢？人间亲兄弟，总不能像豆萁与豆，相煎太急！诗人弟弟的绝妙好诗，让大权在握的哥哥也心有所悟，感觉到惭愧了。看来，好诗的力量是强大的，征服了杀气腾腾的强权哥哥。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看出，上述《世说新语》引用的曹植的诗，是六句，与通常流传的不太一样，其实，《太平广记》卷一七三引《世说新语》，其中《七步诗》的文本也是六句，仅个别字句略有异同。而《七步诗》的流行版本是四句，《文选》卷六十任彦昇（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的“陈思见称于七步”句下有李善注，引《世说新语》云：
    “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里文字比较简略，不知是李善所见之《世说》即已如此，还是他在引用时有所删节。由六句压为四句，很像一首唐人的五绝。古书注释中的引文往往并不严格按照原文引录，为简明起见常是有所省略，而为了引文的通妥流畅，又相应地改易少数几个字。这种作风到近代还有，如某些老派学者的引文有时不尽忠实于原文，正是这种老传统在起作用。
    懂诗的人可以看出，与六句本原诗相比，李善注所录的四句本保留了原诗的主要内容，而将诗的前两句“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删掉了。删掉这两句，诗的妙喻仍在，主要意味也没有变化：拿豆秸草作燃料来煮豆子，本是同根生的东西如此相煎甚急。诗说得很通俗，但蕴含的意思很深刻：至亲兄弟，相煎也太急了！这令人不胜感慨。
    此后更流行的文本则将李善注所引版本的首句改为“煮豆燃豆萁”（参看《诗纪》卷十四引“一作”本）。如此一来，诗的开头就把豆和萁一道提出，更为自然地引向下一句，比一开始就突如其来地说“萁在灶下燃”更妥切顺当。这一巧妙的修改到底是谁做的，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一定是诗中的行家里手。
    曹植原作六句是古朴全面的，诗的焦点是燃豆萁煮豆子，那么煮豆子是何用呢？诗的前两句先说明：“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这是常理，很顺当。《齐民要术》卷八《作豉》讲豆羹、豆鼓的制作，也是这样说的。在魏晋时代，豆豉是“时尚美食”，所以曹植在诗中详细言之，是合理的。之后，在唐人或更后的读者看来，“豆豉”已不再时尚，是熟见的了，不用累赘多说了，删去“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两句使诗更凝炼，更含蓄。要知道，曹植当时多写两句可是要花时间的，搞不好误了时间会被砍头，好在他才华横溢，敏锐异常，说白点更能阐明诗意。
    对于这首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争论问题，就是关于这诗是不是曹植写的？古今都有学者认定此诗并非曹植所作，其主要理由是几种古老的曹植诗文集中皆无此诗。其实，这种看法是很值得商议的，根据似有不足。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值得注意，最早正式为曹植编定的集子的人，是奉曹植的侄儿魏明帝曹叡的旨意编的。《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植死，时年四十一。过了几年，景初（公元237—239年）中明帝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以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中外。”这个集子显然不全。另据曹植本人先前所说，他自己选编自己的辞赋，“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前录自序》），这显然不是他一生辞赋的全部。而奉旨编撰的钦定本全集，包括赋颂诗铭杂论在内一共“百馀篇”，其中的辞赋诗比曹植的自选本少了，可见“钦定本全集”其实不全，一定有不少的作品被删。
    想想就知道，像《七步诗》这样的诗篇，在钦定本中被删去不录是绝对可能的，其实，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一诗篇非删不可。要知道，这首名诗讽刺打击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魏明帝曹叡的父亲魏文帝曹丕。曹植这首诗当时一定非常遭忌讳。作为曹丕的儿子和继承人，曹叡虽同情和理解叔父曹植，但他绝对不会也不敢批准，把讽刺他老爸的诗，选进曹植诗文集中。这样看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七步诗》是曹植所作。其实，在刘宋时代，此诗已颇为人们所熟知，且有故事流传。再说，《世说新语》是一部高水平的名著，所用的材料有相当的可信度，往往被视为重要的史料。《七步诗》为曹植所写当时无疑的。
    值得深思的是，曹植的这首诗，在被威逼的情势下七步而就，却能最为深刻地写出了古代政坛极为可怕的黑暗。同是曹操的亲生儿子，曹丕打压迫害乃弟曹植可谓用心良苦，手法怪谲。两兄弟原是最上层政治竞争的对手，曹植颇得曹操的喜爱，一度似有可能继承父王曹操的王位。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对曹植防范、报复甚严，无所不用其极，何况，两人都是精通文学的，曹丕的报复方式，从他的立场出发，也算是正常的。
    其实，专制政权往往导致人性严重异化，这是政坛的“合理”怪圈，中国古代皇室成员中父子、母子、母女、叔侄、兄弟，甚至姐弟、姐妹等，相煎太急的事情，史不绝书。李世民杀了亲兄弟李建成、李元吉，逼父亲退位；武则天杀了亲生的儿子；朱棣攻进了京城，逼得他的侄子建文帝不知死活；雍正皇帝据说也下令处死了他的儿子；慈禧太后软禁了他的亲生儿子，有人说还毒死了他等等，政坛的生死较量没有亲情可言，只有对权力的占有，政治的黑暗是最可怕的，历史上有多少令人听后毛孔悚然的宫廷中惨绝人寰的历史故事，而曹植的《七步诗》似乎都把这说透了，说明了了，这诗，能不让人读后而感到触目惊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