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少帅与“鸳鸯蝴蝶”:“碰壁”仍三请张恨水

步天涵谷

老年时的张恨水。


风流少帅与“鸳鸯蝴蝶”

张恨水是现代著名作家，“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一生创作了100多部长篇小说，发表文字达3000余万字，被誉为“中国的大仲马”。比较知名的作品有《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春明外史》等。近年来，他的很多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荧屏，仍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张恨水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原名张心远，13岁开始创作小说，后因为欣赏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名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为自己取“恨水”的笔名。

张学良与张恨水，一个是统率千军万马的军事将领，一个是以写小说见长的高产作家，看似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但两人却以文结缘，用今天的话讲，张学良是张恨水的忠实“粉丝”。

不速之客突登门

1924年4月，张恨水创作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开始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小说揭露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腐败，自见报第一天就引起了轰动。《春明外史》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妓女梨云、女诗人冬青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吸引了很多读者。小说里的青年将领韩幼楼就是以张学良为人物原型。从字里行间来看，张恨水对韩幼楼的描述还是比较正面的，没有讽刺的意味。

这年冬天，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张学良得以经常来到北京。军务之余，张学良看了几期《春明外史》后，被小说情节深深吸引。尤其是他发现小说中的“军队总指挥韩幼楼”身上有许多自己的影子时，萌生了造访作者的念头。

一天下午，张恨水正在家专心致志地续写《春明外史》，妻子秋霞抱着孩子在家门口晒太阳。突然，两个穿军装的人随一位身穿雪白西服、打着黑色领结的“公子哥”向张家走来。张恨水的妻子看到军人有些怯意，忙站了起来。正在迟疑间，一个穿军装的人很有礼貌地问她：“这位太太，请问张恨水先生住在这里吗？ ”

听到丈夫的名字，秋霞更加惶恐了，她本能地猜想到军人是来找张恨水麻烦的，指不定张恨水写的哪段文字因为影射到谁而招惹了是非。想到这，秋霞抱着孩子就往屋里跑，边跑边喊：“快，快，快藏起来，来兵了，要找你，快！ ”

屋内的张恨水正沉浸在小说的情境里，听到秋霞急促地喊声，他皱了皱眉，头也没抬，说：“嚷什么，没看到我在写作吗？ ”

秋霞把孩子放下，悄声说：“门口来了三个陌生人，两个当兵的，腰里挎着枪，说是找你的，快躲起来！ ”

张恨水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面对妻子的惊慌失措，他显得很冷静。他知道，真有当兵的上门找麻烦，跑是跑不掉的。于是，他对妻子说：“我又没做犯法的事，怕什么，没事的。 ”说着，张恨水继续坐在椅子上，若无其事地拿起了笔。

这时，一个声音从房门口传过来：“请问，张恨水先生可住这里？ ”张恨水站起身，看见门口站着三个人，说：“在下就是张恨水，请问三位是……”

一个穿军装的人正要接话，被身旁那位着白色西装的“公子哥”止住了。只见这个风度翩翩的青年掏出名片，双手递给张恨水。

张恨水接过名片，上面的“张学良”三个字让他吃惊了。张恨水没想到，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原型、大名鼎鼎的“东北第一公子”找上门来了。诧异归诧异，张恨水还是将张学良让进了屋，客气地说：“原来是您，快请进，我家太寒酸，连个待客的地方都没有。 ”

张学良屏退左右，一个人走进了张恨水的书房。为消除主人的戒备心理，张学良主动打开了话匣：“您姓张，我也姓张，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就不用客气了。我读了您写的《春明外史》，觉得很过瘾，您做过多年记者，熟知北京各个阶层人物和各界黑幕，各色人物在您的笔下都能活灵活现，小弟佩服兄之才华，冒昧登门拜访您这位张家宗亲来了。 ”

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学良和张恨水从《春明外史》的情节设计、布局谋篇谈起，话题越来越广，两人从文学谈到社会，又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让张恨水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不仅对文学十分感兴趣，而且知识面很广，还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同样看不惯。谈到最后，张学良说：“恨水兄，咱们虽然初次相识，但一见如故，如兄不嫌弃，我们就做朋友吧。 ”

东北军好多人都成了“粉丝”

几天后，张学良又来到张恨水的家。这次，张学良专程请张恨水出来做官，到奉军中担任文职官员。不想，张学良的真情相邀，却遭到张恨水的婉言谢绝。原来，当年张恨水受其私塾先生的影响，对官场的丑恶深恶痛绝，早在11岁时就立下了终生不涉足官场的誓言。如今，面对“新交”张学良的盛情邀请，张恨水很得体地回应说：“我们本来是朋友，可以在一起无话不谈，但若是做了官，我成了您的僚属，咱们在一起谈话还能这么随便吗？再说了，我也不是做官的料，我觉得咱们还是做朋友的好。 ”

张学良虽然“碰了壁”，却并没有改变对张恨水的好感，相反对张恨水的人格倍加赞许。张学良看到张恨水靠一支笔，养活一个大家族几十口人很是辛苦，没与张恨水商量，便授予他一个“参事”头衔，只挂名，不需要写片言只字，每月照付薪水。

步天涵谷

1928年8月，为了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所办的报纸相抗衡，张学良决定支持创办奉天《新民晚报》。这份报纸与后来上海的《新民晚报》同名，但没有任何关联。为了让将问世的《新民晚报》增加看点，张学良亲自去信，约张恨水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连载小说。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子承父业，是名副其实的东北最高统治者。如此“重量级”的军政要人亲自写信约请一位作家给报纸写稿，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接到张学良来信后，张恨水没有怠慢，立即开始构思、动笔。他顺着《春明外史》的思路，重新虚构了一些人物，并为新小说取名《春明新史》，既有续篇之意，在许多情节上又另起炉灶，力求保持讽刺、鞭笞、揭露的风格，写得生动、好看，引人入胜。

1928年9月20日，奉天《新民晚报》在创刊号上即开始推出《春明新史》，一时间好评如潮，报纸不但热销奉天，在关内大城市中也拥有很多读者。史料记载，奉天《新民晚报》销售量最多时高达50万份。这其中，张恨水的作用不能低估。应该看到，如此前卫大胆地揭露时弊的小说能公开发表，与张学良的开明思想不无关系。

1929年初，张学良得知张恨水寄来新出版的《春明外史》一百部托《新民晚报》代售，立即派副官去买来二十部，随后发给在帅府中任职的主要官员。一时间，张恨水的小说成了帅府中最受关注的读物。后来，张学良还将张恨水小说推广到东北军中，步兵第七旅的连长以上军官，几乎都读过《春明外史》。

张学良三请张恨水

1929年8月，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张恨水前往沈阳，专程拜访张学良。来之前，在张恨水脑海中，“觉得东三省是边省，那省会是很简陋的。”然而，下了火车后，张恨水看到沈阳城中不仅马路宽敞、市场繁华，还建起了很多西式建筑。再看街头行人，着西服、系领带的男士和烫头发、穿高跟鞋的时髦女子比比皆是，这种景象在北平街头也是罕见的。看到这番景象，张恨水不觉加深了对张学良的好感，感到张学良为政有方，让沈阳城早早接受了新事物。

当晚，张学良在大帅府设宴欢迎张恨水的到来。餐桌上，张学良趁着气氛融洽，对张恨水旧话重提：“恨水兄，我还想问您一次，您能不能改变初衷，接受我的聘书？ ”张恨水明白，张学良还是想请自己做官，于是他诙谐地说：“恨水乃一介书生，提枪拿刀手就发抖。 ”就这样再次婉谢了张学良的好意。

这次沈阳之行，张学良为张恨水安排了丰富的活动：游览沈阳故宫、北陵，与省城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会面、座谈，张恨水借此机会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在沈阳逗留数日之后，张恨水准备返回北平。临行前，张学良特意送他一些土特产品。回北平后不久，为感谢张学良的盛情，张恨水又为沈阳《新民晚报》创作了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以供连载。

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之后，势力扩展到华北。 1931年4月，为了延揽人才，张学良又想到了张恨水。这次，他派副官持专函到张恨水处，邀请其出任自己的秘书。张恨水捎话表示，只会写小说，不懂得军事、政治，无法胜任作张学良秘书，还亲笔给张学良写信表示谢绝。

这封信送达到张学良手中时，赵四小姐也看到了。赵四觉得张恨水的字写得很好，很有功力，便嘱咐副官带去一把白纸折扇，请张恨水再赐墨宝。张恨水看到扇面上已有名家画作，描绘的是春暖花开时节，在爬满青藤的篱笆上飞舞着一对恩爱的燕子。他略加思索，在扇子的空白一面题写了诗句：“少帅隆情嘱出山，书生抱愧心难安；堂前燕子呢喃语，懒逐春风度玉关。 ”写完，亲自将扇子送到张学良在北平的住所。张学良见到张恨水，本想再次提请其出山，但一见扇子上的题词，知道张恨水的心意，便再也没有提起此话。

北平的报纸从张学良身边人处得到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立刻以大版面刊出张学良与张恨水交往的文章，标题就是《张学良三请张恨水，张恨水婉辞不就》。

故人隔海相念

在张学良和张恨水的交往经历中，还有这样一段花絮：1930年，张学良曾委托《新民晚报》负责人钱芥尘去找张恨水，请他为张学良写一部长篇传记小说，名字就叫《张学良》，并特意嘱咐要秉笔直书、不加粉饰。张恨水当时答应下来，可他认为张学良的人生还没有进入高潮阶段，不妨等一等再写。结果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写传只好暂时搁置。及至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囚禁，这个写作计划流产。没能履行承诺为张学良写一部传记小说遂成为张恨水心底的遗憾。

张恨水永生难忘与张学良的最后一次会面。那是在1934年底。这年5月，张恨水前往西北地区考察，归来后创作了《燕归来》、《小西天》。年底，张学良闻知张恨水西北归来见闻颇多，电邀张恨水赴武汉一聚。此时张学良担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正为“剿共”战事而愁眉不展。

到武汉后，张恨水把在大西北看到的社会状况如实告诉张学良，并说通过此行，自己的思想变了，写作风格也受到影响。张恨水的思想倾向自此转向同情、歌颂穷人和揭露、抨击权势者。他的这种转变受到有着强烈救国救民思想的张学良的高度赞赏，张恨水的思想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张学良。

武汉一别后，张恨水没有再见到张学良，却仍然关注着张学良的消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张恨水则辗转漂泊到陪都重庆，创作抗战小说，鼓舞国人奋起抗日。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张恨水领着妻儿离开重庆，乘车回故乡安徽。在经过贵州桐梓县县城时，张恨水压低嗓音对妻子说：“知道吗，桐梓境内有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张学良就在里面。 ”妻子明白张恨水的话意，问道：“你想去看望他？”张恨水叹息说：“当然想去，只是不知道监狱的具体位置；再说，别人也不会允许我去见他。 ”就这样，张恨水只好把对张学良的牵挂埋在心底。

1946年，已经回到北平的张恨水得知张学良已于一个多月前被国民党特务带到台湾拘押时，特意于12月12日即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日这天，在北平《新民报》上发表《今日赠张学良》一文表达思念之情，文章中写道：“今日双十二，不免想起了西安事变。这幕戏两个主角。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杨虎城。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已于一月前，坐专机由贵州去台湾。贵州是山区，台湾是海岛。不才为张氏撰一联送之：日积十年钓鱼，晚积十年读史，学而习之；昔居四面包山，今居四面环水，良有以也。”上联嵌一个“学”字，下联嵌一个“良”字，表达了对张学良的深切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