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婚姻波折：母亲讨厌残疾儿媳妇

刘恒宝

2009-08-21 09:09  来源： 书摘
        1901年2月，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居住时间已够入籍所需的五年，成功地成为他所谓的“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的瑞士联邦的公民。获得瑞士国籍后，他很快被要求服兵役。所幸，因为扁平足、汗脚及腿部静脉曲张的缘故，他入伍体检没有通过，免去一场兵役之灾，只被编入预备役做后勤服务。但即使轻松很多的预备役，爱因斯坦也不愿参加，他宁可根据瑞士法律交军事税到42岁来代替预备役服务，因为军事训练实在是他深恶痛绝的苦差事，当年放弃德国国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在德国被迫服兵役。

爱因斯坦在此期间对米列娃是万般宠爱。她小时疾病落下腿脚微跛、她为此而穿的整形靴子及其喜怒无常的性格都没能影响他对这个感情丰富而脆弱的女人的钟爱。几年苦苦追求终于让爱因斯坦在22岁时的爱情开花结果，米列娃在他再一次求婚时终于答应嫁给他。不知什么原因，母亲保利娜?爱因斯坦还是那么不喜欢米列娃。可能是因为米列娃身体残疾还是因为她不是犹太人？因为她是东欧人？因为她比爱因斯坦大四岁？还是因为在她眼里，米列娃一点都不漂亮？不论如何，反正保利娜总是觉得米列娃配不上她的爱因斯坦，总是想方设法阻止儿子娶她为妻。考虑到爱因斯坦尚未找到工作，她最大的担心是米列娃怀孕。在给儿子的信中她写道:“(如果米列娃怀孕的话)那将是多么糟糕的事！”米列娃刚开始还挺乐观能够赢得婆婆保利娜的好感，但后来当她得知婆婆竟写信给她父母苛责她的性格后，才知道保利娜是多么希望把她从爱因斯坦身边赶走，她们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缓和了。

找工作的过程中，爱因斯坦为推荐信的合适用词字斟句酌绞尽脑汁。他试图获得苏黎世一份助教职位的努力归于失败，申请一些当地中学的教职也未成功，最后只能靠临时教课和家教来维持基本生活和与苏黎世的米列娃保持联系。每次米列娃离开苏黎世回匈牙利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爱因斯坦都会给她写热情洋溢的情书。同时他不断地给瑞士乃至整个欧洲的的物理学教授写自荐信，从没有放弃寻找全职工作的艰苦努力。但这些信都石沉大海，没人对爱因斯坦感兴趣，也没人提供任何工作机会给他。找工作的挫折使得他对没有按照惯例聘请他当助教的韦伯教授大加鞭挞。

保利娜最担心的事终成现实，1901年春天，米列娃怀孕了，孩子可能是他们俩在意大利北部科摩湖畔的一次浪漫而秘密的约会中怀上的。得知这个消息时，爱因斯坦刚探视完在意大利米兰的父母返回瑞士，正准备到瑞士温都尔一个技工学校去当两个月的临时代课员。刚开始他对米列娃的身孕泰然自若，但不久即意识到正处于失业中的小两口无法承受生养一个小孩的费用。他开始犹豫是否应该在找到工作前就结婚。随着孩子预产期的逼近，他依然在等待着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任职通知。半年前，在好朋友格罗斯曼的帮助下，他被告知可以在伯尔尼的瑞士联邦专利局里谋得一份技术专家的职位，负责专利申请的审核工作。夏天，他结束了在温都尔技工学校临时代课的工作，回到母亲和妹妹身边短暂休整。米列娃则留在苏黎世全力以赴复习参加毕业补考，但是她再次折戟沉沙没拿到毕业证，心灰意冷的她再也无心继续按计划攻读课程。毫无疑问，米列娃很难接受这个与理想相去甚远的结果，带着极度失望、沮丧的心情，无奈的她只能先回匈牙利的家中等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降生。米列娃十月份曾短暂回到瑞士与爱因斯坦相会，他们俩都很小心保守秘密，特别提防保利娜知道。这次会面的时候，已可以看出孩子的预产期极可能就在来年的一月底——所以她在爱因斯坦住处几英里外一个村庄的旅馆里住下来。尽管小两口没有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任何朋友，保利娜似乎还是得知了此事——即将到来的孩子并没有使她对米列娃的成见有任何消减。1901年底，米列娃回到匈牙利，保利娜深深的敌意让她感到很受伤，她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爱因斯坦夫人)看来拼了命要把我和她儿子的生活投入痛苦深渊……我简直无法相信世上竟然有如此绝情的、不可救药的刻薄的人存在！”爱因斯坦也无法理解母亲的行为，继续给亲爱的“Dolly”(他对米列娃的昵称)写情书，表达对她不渝的爱和支持，她还之以甜蜜的“Johnnie”昵称。这两个德文称呼都是德国南部当时流行的情侣间的亲昵叫法。

爱因斯坦当时连个长期的工作都没找到，但他并未因此气馁，仍然坚持写下自己关于理论物理方面的想法。对于这项他最为钟爱的工作，即使没有任何长期工作他也能乐此不疲，不需要老板告诉他做什么该怎么做，在这件事上他完全可以主宰一切。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颇为早熟的人，我也被大多数人所毕生追求的但毫无用处的名利所打动……我很快认识到了追逐名利的残酷性，在那时，这种名利的追逐往往用伪善和花言巧语掩饰着，比现在显得更隐蔽一些。”无论如何，一个孤立无援的学者，出于无可厚非的满足感，二十一岁的爱因斯坦在1900年12月把他关于毛细现象的科学论文寄给了颇有名气的德国《物理学纪事》。该刊编辑看中了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爱因斯坦的论文，并把它登载在1901年3月号上，成为爱因斯坦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在这次成功的激励下，爱因斯坦于当年9月份开始撰写一篇关于气体分子力的博士论文，准备申请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


1902年1月底，爱因斯坦的第一个孩子莉莎在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米列娃父母家诞生。当时爱因斯坦并不在母女俩身边。根据米列娃父亲给爱因斯坦报喜的信中所述，孩子出生时，米列娃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爱因斯坦在随后给米列娃的信中对她所受的痛苦表达了安慰。不过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手头拮据的他并没有马上动身去诺维萨德看望母女俩。他根本没有余钱可用，而由于当时父亲生意也发生困难以及母亲对婚事的坚决反对，他甚至不可能伸手向父母要到诺维萨德的车费。他给米列娃的信中爱意自然流露，详细询问孩子的情况:“她身体健康吗？是不是很爱哭？”“她的眼睛长什么样？”“她跟咱俩谁长得更像？”“我是多么爱她啊！尽管我们俩还没见面呢！”他还说:“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们。”米列娃带着孩子在匈牙利一直待了半年，爱因斯坦经常写信给她，一起计划孩子的未来，向她表达思念之情并关注孩子的情况。但他一直没提到跟她结婚的事，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尚处于一贫如洗的状况，而且也担心父母对婚事的反应。保利娜在当年2月份在给朋友们信中称:“我们完全反对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往来，我们甚至不希望他跟她有任何关系……她的到来是我一生中最苦涩的时候。”米列娃的父母虽然对此颇为尴尬，不过比起爱因斯坦现在的处境，由他们来照顾母女俩显然更合适。

由于喜得爱女的缘故，当年2月份爱因斯坦打起精神收拾少得可怜的行装搬到伯尔尼，满怀希望地等待来自瑞士专利局的工作机会。爱因斯坦的好朋友马塞尔?格罗斯曼的父亲此前已向专利局极力推荐了他，他也获得苏黎世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阿尔弗雷德?克莱纳教授对他博士论文的支持。刚开始，在女儿莉莎出生，但还没搬到伯尔尼之前，爱因斯坦突然要求撤回博士论文，因为他在文中对统计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路德维格?波尔兹曼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克莱纳教授对他的论文持保留态度，本来爱因斯坦可能想根据教授的意思对论文做出一定的修改。但是克莱纳教授突然改变态度，允许爱因斯坦不用对论文再进行修改。这样，爱因斯坦便得以脱身前往伯尔尼,他显然对克莱纳教授的突然开恩很高兴，“教授并不如我想得那么愚蠢”。

专利局的工作敲定之前，为了保证在伯尔尼的生活，年轻的爱因斯坦刊登了一则私人授课广告，希望为在校学生提供数学和物理的钟点补习家教。很快有主顾循广告找上门来，不过人数不多，总共也只是几个人，所得收入勉强能让爱因斯坦糊口，远无法改变其窘迫的财政状况。与此同时，他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也遇到在伯尔尼学习的老朋友。老朋友当中有一个叫保罗?温特勒，是他第一个女朋友玛丽?温特勒的弟弟，到伯尔尼大学学法律。另一个老熟人是康拉德?哈比希特，是爱因斯坦以前在沙夫豪森私人学校教书时认识的，他到这城市拿数学博士学位。新交的朋友马莱斯?索洛文，是看见广告慕名而来的听他讲物理的一个伯尔尼大学哲学系学生。他们俩一见如故，除了物理知识方面的交流，还常常一起探讨物理学领域的哲学问题。

1902年6月，爱因斯坦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伯尔尼专利局的职位。尽管这个职位提供的薪水依然不足以在伯尔尼这个物价昂贵的城市供养一个家庭，但爱因斯坦还是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聘请。他成为专利局里的低级别职员，主要负责检查申请专利的电子器件，并对器件的有用性提供意见。工作试用期两年，两年过后专利局再决定是否转为长期职员或确认不合格而解雇。1902年，米列娃在夏天和秋天几度到瑞士与艾尔伯特相见，但不知何故没有带女儿莉莎同行，所以爱因斯坦父女还是没能见面。爱因斯坦的父亲此时健康状况很差，几次生意失败带来的压力使他患上严重的心脏病。1902年10月，爱因斯坦得知父亲病危，心急如焚的他马上奔赴意大利米兰守护在父亲身边。弥留之际的赫尔曼最后的嘱托是同意儿子跟米列娃的婚事，然后为了不让让家人看到自己临死前挣扎的惨状，让所有家人全部退出房间，自己一个人面对死神的降临。赫尔曼去世时年仅55岁，抛下44岁的妻子保利娜孤单一人和爱因斯坦兄妹。

1903年1月6日，赫尔曼去世三个月后，历经六年半的爱情长跑的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在伯尔尼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只有挚友索洛文和哈比希特两位宾客参加，深陷丧夫之痛的保利娜自然不会参加儿子与自己所厌恶的女人的婚礼。爱因斯坦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与非犹太人结婚的人。为了迎接婚后的生活，夫妻俩在伯尔尼城的蒂利尔街租了一套公寓。在婚礼的当天发生了一件趣事，他们从饭店庆祝完新婚之后很晚才回到住所，这才发现忘记带钥匙了，他们只好把房东叫起来开门。婚后的生活相当惬意，爱因斯坦告诉朋友们说，他的新婚妻子有一手好厨艺，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伯尔尼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可爱城市，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成群结队地在城中的酒吧和寓所间聚集，他们俩在这里生活得很习惯。就在这种氛围里，爱因斯坦、索洛文和哈比希特三人于1903年春天参照希腊神话中的典故组建了所谓“奥林匹亚科学院”的业余性质的科学活动小团体。这个“科学院”其实就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小组，业余时间聚在一起探讨当天重要的科学和学术的话题。他们经常讨论卡尔?皮尔逊、戴维?休姆、厄内斯特?马赫、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黎曼和布鲁克?斯宾诺莎的著作，而且常常讨论到深夜。有时在讨论的间歇爱因斯坦会为大伙拉一段小提琴或由别人念一段古典文学作品。这样的讨论会有时也会变成喧闹的社交沙龙，米列娃偶尔也加入讨论，但她更多地是做忠实的听众，很少主动参与，也许她更多时间在思念远在匈牙利的女儿小莉莎。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这样的聚会充满着“孩子般的快乐”。

康拉德?哈比希特与爱因斯坦初识于1902年，他是一个小提琴家，当时正在伯尔尼大学学数学。他成为爱因斯坦一生的朋友和合作者。此后十年间，特别是1907年到1910年，爱因斯坦、康拉德?哈比希特和他弟弟保罗?哈比希特合作造出一台叫“小机器”的东西，可以用来测量微小的电流。索洛文被爱因斯坦亲切地称为“索洛”(Solo)，他对人文和技术科学都很感兴趣。

1903年9月，米列娃回到匈牙利诺维萨德的娘家看父母和小莉莎。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她带来了坏消息:莉莎染上了猩红热。爱因斯坦回信关切孩子的病情，也问起孩子是否登记户口，但至今没有发现米列娃的回信，可能回信被弄丢了。莉莎的出生和受洗纪录也无法找到。按常理推测，即使莉莎是送给别人收养了，也会有相关纪录留存下来的，可依然无迹可查。

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者二十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莉莎出生后没有被带到瑞士爱因斯坦身边。也许由于莉莎属于非法的非婚生育的原因可能会让爱因斯坦失去在专利局的公务员工作，才决定在瑞士严格保守莉莎出生的秘密，当时瑞士的社会风气在欧洲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也许是两口子决定婚后经济状况改善后再把孩子接来同住。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爱因斯坦至少刚开始时曾想把莉莎留在自己身边。他在女儿出生后不久给米列娃的信中还在讨论如何养育莉莎。他给身在匈牙利的米列娃的信中说:“我不想放弃她。”但后来他也没坚持说服米列娃要把孩子带到瑞士的家和他们待在一起。有人认为莉莎出生时难产导致健康问题或身体残疾，使得爱因斯坦夫妇无法照顾孩子。但各种猜测中最有可能的是，就在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商量好如何养育孩子之前，小莉莎就不幸死于这年秋天染上的猩红热。当时欧洲大陆有很多人死于这种传染病。总之，根据米列娃朋友的回忆，这次之后他们感觉到两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变化。这并不奇怪，像所有母亲一样，米列娃希望孩子能跟她在一起，特别是她和爱因斯坦结婚以后。米列娃的父母也会多少给他俩提供必要的资助，但不知因为什么，爱因斯坦不愿意这么做。

在提及莉莎患上猩红热之后，关于女儿莉莎的一切就再也没有在现存的爱因斯坦、米列娃及其亲属的通信中出现过。这并不是说他们及亲属没有提到过莉莎，但是在伯尔尼，没有一个人知道爱因斯坦夫妇还有一个女儿，莉莎的存在成为一个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关于她出生的消息直到爱因斯坦与米列娃及亲属的通信七十五年后公诸于世时，才始为世人所知。直到今天，莉莎的命运依然不明了，难住了许多爱因斯坦研究专家。


1903年秋天，莉莎一岁半时，米列娃从匈牙利给爱因斯坦写信告诉他又怀孕了。他欣喜地给妻子回信说他热切地盼望她回家跟他在一起。10月底，为了迎接第二年孩子的出生，夫妇俩搬入位于伯尔尼一处漂亮的街区一套普通二居。此时的米列娃经过两次物理毕业考试失败和两次怀孕，已完全失去对追求属于自己的事业的兴趣，她安心地做她的家庭主妇，把探索物理世界的工作完全留给丈夫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时加入了当地物理学家、医生和其他科学爱好者组成的科学协会。1903年12月份，爱因斯坦在这个科学协会所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作题为“电磁波的理论”的首次学术演讲。虽然爱因斯坦常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但他正式演讲不多，他更喜欢到其他科学家家里作非正式交谈。也是大约在此时，爱因斯坦开始考虑给博士论文换一个新题目提交给苏黎世大学。

1904年5月14日，米列娃经历了再一次艰难的怀孕生下了大儿子汉斯?艾尔伯特。儿子生下来就跟父母在一起，25岁的爱因斯坦担负起父亲和一家之长的责任。米列娃的父母刚开始其实跟爱因斯坦母亲保利娜一样对他们的婚姻并不同意，长孙汉斯的出生让他们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保利娜也在喜得长孙之后最终默许了儿子的婚事。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关系从此更放松，他们的婚姻生活更加美满，不管从感情上还是事业上均相当满意。

爱因斯坦的事业也呈现出积极的变化。1904年9月，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的试用期完满到期，他获得在专利局的长期职位，并且专业级别从三级技术专家升迁为二级技术专家。他在此期间鼓励好朋友、机械工程师米歇尔?贝索也申请专利局的一个更高的职位。贝索得知从13个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欣喜若狂，从此两个好朋友共事于同一城市的同一个单位，他们俩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爱因斯坦1903年在苏黎世首次认识贝索时两人一见如故，对他广博的知识颇为赞赏，后来还称贝索是他的理论在“欧洲最好的宣传者”。同时，根据两人后来的相互通信显示，爱因斯坦对贝索良好的个人品质也推崇备至。在爱因斯坦的介绍下，贝索后来与爱因斯坦第一个女朋友玛丽的妹妹安娜?温特勒结婚。安娜与米列娃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贝索曾感谢爱因斯坦在给他带来无比幸福的人生两个重要关口对他的巨大帮助:一是促成他与安娜的结合；另一个是助他获得专利局的职位。正是在伯尔尼，爱因斯坦终于摆脱了经济上的窘迫境地，他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岁月也是在这度过的。在伯尔尼工作和生活的时期，他开始独自构思和完善他带给人类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基本上没有借重当时科学界大师的力量。工作方面当然他并非十分满意，根据米列娃给朋友的信中透露，每天处理那些专利申请简直把爱因斯坦烦透了，他甚至开始寻找更好的工作。但是米列娃的信中还透露，找工作对爱因斯坦来说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因为爱因斯坦尖刻的言辞，而且在当时反犹太主义情绪高涨的欧洲，他的犹太人身份也影响找工作。她写道，他们俩一度考虑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教德语——这个考虑显示出米列娃还在惦记着女儿莉莎，希望住得离她近一些或最好让她跟他们一起生活。


尽管在专利局的工作对他来说刚开始确实可能是一件令人厌烦的苦差，但客观地说这个工作很适合他。这项工作要求具有质疑的眼光，能够确定所申请专利器具的价值或所谓的实用性，而且特别要求职员能够跳出设计思考其实用价值。爱因斯坦很擅长这样的工作，一天的工作，他往往几个小时就做完了，这也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他的的物理学研究。爱因斯坦在专利局是惟一一个学物理学出身的，其他人大部分是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生。但是他能在专利局站稳脚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那时许多申请专利的发明都来自当时快速发展的电力工业，大部分都与电磁场理论相关，这个领域爱因斯坦可谓轻车熟路。爱因斯坦成名离开伯尔尼专利局后，专利局还常常请教他专利方面的事，并恳求他提供专利申请的意见。他回答这类问题往往乐此不疲，因为一方面与他对技术的爱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据他自己的说法，也有益于他自己的研究工作。1906年，当时爱因斯坦还在伯尔尼专利局任职，有一个世界闻名的专利在这个专利局申请通过，即具有独特外形的瑞士品牌巧克力三角牛奶巧克力(Toblerone)。这是世界上第一例申请专利的牛奶杏仁蜂蜜巧克力，这个产品无疑使伯尔尼专利局的职员都会很高兴，因为他们有机会在审查时亲口尝尝。

在伯尔尼的日子里，爱因斯坦不修边幅，而且不介意长期坚持不懈地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工作。他不论在上班时还是业余时间中都坚持创造性的思考物理学的重要问题，这些努力为他在随后的“奇迹之年”所发表的光辉著作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自《一路投奔奇迹:爱因斯坦的生命和他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