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乡村治理的流氓化趋势--兼论皖北的衰败与反思 中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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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乡村治理的流氓化趋势 --兼论皖北的衰败与反思

已有 1029 次阅读 2016-7-24 09:14

李静

个人分类:学术观点|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乡村治理 皖北地区 粮食产区 道德滑坡

皖北乡村治理的流氓化趋势

--兼论皖北的衰败与反思

一、现实的落差

二、历史的荣光

三、粮食主产区的代价

四、乡村治理的流氓化

五、唯利是图文化的盛行

前记：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皖北农村人，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虽然现在我已经远离家乡，成为了所谓的城市人，并在其中学习、工作和生活着。但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仍然是家乡。不仅仅是指养育我的故土，我的双亲，我的亲戚朋友，更重要的是漂泊在外的我仍然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和进步。但这么多年过去后，作为一个经济研究者我仍然惊讶地发现：家乡虽然也在发展，人们再也不用饿着肚子，但是家乡却与其他地区渐行渐远，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凭着本人经常地往返于皖北各地的调研经验与现实情况，我发现不只是我所在的县，整个皖北平原地区（甚至整个淮海地区：包括苏北地区、河南东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情况大体如此：不仅与其他富裕省份的差距地逐步扩大，就是在本省范围内也与其他地区，比如皖中和皖南地区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化。本篇博文据此略表本人研究之余的一些看法。

一、现实的落差

         ——越发展差距越大？

皖北的地理概念故名是指安徽北部地区，具体指淮河以北地区。记得安徽省曾经下过具体的定义，范围要比本人的定义要广义得多，比如它还包括像淮南、六安等地区。我这里探讨的皖北是指狭义上的皖北，具体指淮河以北五个地市：亳州、阜阳、宿州、淮北、蚌埠等五个地市。至2015年初，五地人口2915万人，占全省人口6936万人的42%，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的38.6%占比上升了近3.5%。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30%。由于绝大部分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可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近年来的，皖北的发展与省内其他地市相比，可谓渐行渐远。

经济总量上：2014年，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为20848万亿元，首次突破2万亿大关，其中合肥市独占5180亿元，近1/4；皖北五市GDP约为5124亿元，与合肥接近，占比不足25%。但皖北人口却是人家的4倍多。与合肥比较意义不大，再看看与多山且人口仅为1895万人的皖南7市（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黄山、池州和安庆）相比：2014年皖南GDP总量7845亿元，占比37%。

居民收入上又如何呢？2014年，全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25678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8576元，而同期皖北分别为21436元和7248元，皖南则为27864元和9269元；不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也远低于皖南的收入水平。且这一差距多的来一直在不断拉大。对此，有人质疑这个比较的科学性，认为如果历史上皖北就一直这么低，与其他地市的差距亦是可以理解的。通过查阅安徽五十年统计资料，可以给出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比较：1980年安徽省城镇收入为389元，农村收入为184元；同期皖北城镇收为387元，农村收入为174元，相应地，皖南同期城镇为395元，农村为186元。可见，皖北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收入都与全省平均水平相差不大，而皖南仅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非常小。即目前收入差距皖南要高出皖北30%左右，而1980年仅高出不足2%。差距是不是在拉大，一目了然。

城市化的发展上：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文明素养的重要指标。而这一指标上皖北也与省内其他地区差距明显。城镇化水平，通常用城镇化率或非农化率来表示，即用非农人口与人口总量或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示。2014年皖北五市非农化率仅为16.9%，其中淮北市较高为42%（淮北仅辖一个农业县），阜阳为12%，亳州为9.9%。而同期皖南非农化率已经高达29%以上。差距立判。

如果我们继续比较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可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即皖北地区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弃儿”。那么历史上的皖北一直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低层还是有过辉煌的时期？我们不妨从历史上找找基本的脉络。

二、历史的荣光

——历史上我们曾经令人羡慕过

现在每每去某个皖北县或地市，当地领导都能给我们讲出不下10个当地的历史名人，可谓名人辈出，像老子（一说涡阳人，一说河南人），庄子，春申君，管仲，张良，曹操，华佗，嵇康，范蠡等等。听多了，见多了，有时我就会莫名地捉摸：历史上皖北出现过这么多名人，而且都是著名的人物，多是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文学家等等，一个推论自然形成了：这个地方至少当时是富庶之地，唯此，才能使得人们在不为生计发愁之余潜心研究“怎么治理国家”“人生是什么”等重大的哲理及政治问题，否则大家每日都在为生计发愁，也不可能有心思去研究吃饱饭之外的东西。加上皖北地区地势平坦，95%以上都是广阔的平原地区，耕作技术的发达，使得其一直以来就是我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另外，从皖北宏大人口数量上也能说明问题，其养育和承载的人口也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举出皖北众多的名人轶事，我只想表达的是皖北至少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穷困的地方，其广袤的平原，千里的沃野，曾经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造就了无数的先贤。我们需要思考和自问的是为什么皖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渐的没落和衰败？是什么力量在扮演着“负能量”？

三、粮食主产区的代价

——“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作为国家定义的粮食主产区，本身就不是影响发展的坏事。在农村改革之初，大包干的实行直接受益者当然是拥有较多土地或农业条件更为优越的传统农业区的农民，至少保证了国家粮食供给的安全，使农民终于摆脱了几千年来压在自己头上的“饥饿”魔咒，也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税收的提高，保证了农村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并为进一步开展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我们才得以开展诸如工业和社会事业的改革开放。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皖北5市的粮食产量相当于全省粮食产量的65%，目前这一比例仍然高达53%以上。

但是随着工业和城市改革的推进，粮食生产区抑或农村发展逐渐被抛到脑后；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甚至出现了越种粮食越穷的局面，这对于被定义成粮食主产区的皖北地区而言更是如此。

当其他地区大兴土木建设城市，发展工业，招商引资快步迈入小康时代的时候，皖北地区的困境在于由于被定义了粮食主产区的帽子，所有经济活动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围绕着农业。这从近年的产业结构上依然能够看到对粮食为纲的固守。2014年皖北农业比重仍然维持在20%以上，有的县达到40%以上。

由于农业是主要产业，基层领导人头脑中经济帐还是围绕农业“做文章”，也就不可能跳出农业发展经济。这也给一些地方领导者“胡抓乱搞”提供了依据。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经常会被老师布置一些和学习无关的任务，比如有一次布置说让我们上课之余回家配合家长把山芋藤摘下来，开水加工晒干，说是乡里收购出口国外（他们指挥老师，老师再指挥学生。现在想来，那时的老师也必须听从乡领导的，工资乡里出呀，虽然和教学无关），等我们兴高采烈地加工好，交上去，又说我们做的不合格，最后又不了了之了。

还有就是地方领导不懂农业规律，胡乱指挥。我所在的县有个乡盛产一种特产叫“苔干”，又叫响菜（可以百度），于是乎我们乡也想学习人家，强迫农民必须每家都种苔干，他们硬生生地把种好的小麦全部犁掉，全部改种这种特产。但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农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发现，自家种的又细又矮，品相难看，怎么种的也不如人家那个地方的好，很多人都明白：特产特产，只有那个乡里种的正宗的，才能长得好。

又一任领导据说参观了砀山的梨园，回来就布置每家必须改种砀山梨。我记得每村都拉来一车一车的梨树苗，我们家也分了二十几棵（当然每棵都是要钱的）。大概还是土壤不服的问题，服侍了两年树苗仍然不怎么长，三年之后结的梨子又小又涩。乡领导不知道调到哪里去做官了，这事又不了了之了。

记得有一年笑星牛群到邻县蒙城县挂职副县长，据说他去的原因是因为蒙城县是当时阜阳市最大的黄牛养牛大县（现在蒙城是亳州管辖）。其实我们都清楚，当时皖北机械化不发达，每家养牛的目的不外乎是用牛干农活的，与养牛吃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县领导也想借此发展养牛经济，说动了当时阜阳书记王怀中，王就领着当时国务院的一个副总理一行人参观我县的黄牛产业。县乡村极为重视，动用交通局把通往村的土路临时喷上了柏油。让每家都把自家的黄牛拴到道路边的杨树上（为了体现养牛的规模，临时调用了四邻八乡的农户），承诺每家10元。

这样的事情多是发生在农业税未改革之前，由于农业税收的原因，地方领导和村里都很大的积极性来做这些现在看来“无厘头”政策，还美其名曰发展“特色经济”。有的人还因此升了官，发了财。但过后，农民获得了什么呢？还是老样子。而沿海和其他地区农村都在发展时，皖北多年来一直在自己折腾自己，能有不衰落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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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村治理的流氓化

时事评论员梁宏达曾经有一期节目专门谈到中国农村治理时引用了一句流传很广的顺口溜“村长是打出来的，乡长是喝出来的，县长是送出来的，省长是生出来的”，“村长是打出来的”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整体乡村的状况，但在不少乡村，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的皖北农村地区依然是真理。这代表了皖北农村一个重要的现象：乡村治理的流氓化趋势。

著名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读过的读者都记得，内容前三章重点讲述了三个典型农村案例：利辛县路营村、固镇小张庄和临泉县王营村，这三个村所在县分属于皖北的阜阳、蚌埠和阜阳，无一例外地都是农民由于村长加收不合理的各种税费导致村长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最后发展成村长打死农民的案例。三个案例全部位于皖北的农村，不是巧合，只能说明皖北农村中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先说说乡村治理的流氓化现象的起源。大家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一般都是由乡绅治理，或者是宗族治理，这种治理制度的特点是既管经济（把地租给农民耕种），又管文化制度管理（一般比农民有文化），主要是借助宗族或豪绅的威信来治理。国共两党时期双方为了争夺农村这块革命的高地，双方的口号都是“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之后靠谁来管理呢？国共当时都没有更多的人才来管理，所以当时不少农村一些地痞流氓开始走上村长的舞台。宗族治理或乡绅治理农村，农民吃不饱，但也饿不死，道理很简单，乡绅的经济来源还是依靠农民，压榨太狠只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算是个保护型经济。但流氓治理则不同，他会无条件地承接上级的指示，当然也会层层加码，来完成自己的利益输送，比如上级要求征收不超过农民收入5%的农业税，到村一级就可能加到40%了。

建国初期，我党全部掌握了基层组织，流氓再无空间，村领导基本上能全部执行意识形态的要求，宗族势力或家族势力没有过多地干预农村事务，没有出现破坏性的管理形态，所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农村基本稳定，道德体系至少没有滑坡。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之后，中央出台了村民自治法，推行直选制度，想法当然是好的，希望能在最底层开始探索中国的新式民主，但在一些落后农村，尤其像皖北这样的村庄，人口动则几千人，家族势力或者说谁家男人多，能打架，强势力量开始回归，他们通过贿赂手段走上农村治理的台面。村长等人怎么选上来的？要么通过给村民送礼，甚至直接送钱，抑或对一些弱势村民采取恐吓都手段。通过这些手段，一般老百姓很难与之竞争，最后走上台面的往往都是这些流氓强势力。

流氓上台后，当然会变本加利地把选举中送出去的都捞回来。我记得我们村当时的村长就是典型的流氓作派，那年村里强行推行宅基地规划，一个老太太过来阻拦他不让在他家宅基地施工，村长过去就是一脚，把老太太踢倒在地。老太太一家到最后也没敢告状和其他动作。还有一次，一家农户（弟兄也是好几个）不愿意交提留，村长带领几人找到他家，村长说，咱俩摔一跤，如果你赢了，就不用交。结果村长赢了。《中国农民调查》中的案例都是这种流氓化的体现。一些朋友可能无法想像，但是真实的皖北农村就是这样的。

流氓靠简单粗暴在税费改革前主要应付农村中的两件事：一是收农业税。这个农业税范围很广，不仅指农业税本身，也指由农业税派生出来的村统筹，乡提留，集资，建校费以及各种摊派等等。二是计划生育。包括抓人，罚款，拉人家耕牛，抬人家粮食等都是由村长等干的。我上初中时，放学经常看到穿街过巷的一队队带着红袖标的计划生育联防队员，喊着口号下乡抓超生户。联防队员的组成自然是当地的地痞流氓。

税费改革后，农村的治理则简单得多，但流氓化势力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在选举中依然靠贿赂，送礼送钱等方式统治皖北的农村。有人会问：现在又不要交农业税了，计划生育两孩政策也放开了，广大农民都进城打工了，农村流氓化治理能严重哪里去呢？必须承认，农民进城打工，农村中十室九空，农村的治理也不可能像税费改革以前那样大张旗鼓。但是流氓化势力也在进行转型，行为越来越具有隐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孩政策放不放开照样有违反计划生育的，现在许多农村人常年外出打工，唯一能了解他们是否超生的机会是春节，村长一旦知晓谁家超生，就会不公开地对他说“我不会把你超生的问题上报给镇里，但你必须交个一半的罚款，我来帮你疏通关系，如果被镇里知道了可就罚得多了。”一般看关系远近，近的5000元左右，远的1万元左右。有的农村外出人也挣到一些钱，就私下交了。这个罚款，没有收据，没有任何凭据的。往往被村长和少部分村干部私分。

第二个弥补贿选成本的方式是挤占或侵占上级下拨的各种支农款项。农业税费改革之后，中央逐步加大了支农力度，转移支付大幅增加，这成为基层各级干部侵占的主要来源。皖北一带普通农村很少涉及像沿海或大城市一样的工业园区拆迁、土地出让等这类大额资金，村集体一般都没有经营性收入，集体资产几乎为0。侵占或贪污或挪用的主要是一些涉农项目资金，这些年主要有以下几类：1）粮食补贴。开始发放时由于需要经过乡镇和村账户，侵占现象比较普遍，但政府最后改用直接打到农民粮补账户的形式杜绝了侵占现象的发生。2）农田水利改造。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和改造力度，这部分资金是由村支配使用的。我偶尔回家会发现村长会指挥着一台挖掘机进行施工，当地农民哀叹只是做做样子应付应付检查而已，做的工程根本不起作用。自然这些资金都有村长来负责分配，有多少真正用于实际不得而知了。3）农村危房改造资金。我的邻居跑了无数趟申请到了这个项目，满心欢喜以为能拿到两万元补偿，但实际到账一万元，加上之前送礼请客的花销，仅剩个7000来元。答复说上级拨下来就是一万元。这个款项没有公示，没有监督，发放对象村长想发给谁就发给谁，不管是否符合标准。4）其他扶贫资金。5）道路设施等的集资款项。事实上，农村公路的大部分出资都是国家或省级专项资金，占80%以上，需要村进行集资的仅占20%不到。村长主要是利用这20%的机会。村长会召集或劝说一些条件较好或关系好的农户或村民代表进行集资或捐款，私下暗许可以返还部分集资款项，村民代表制度的弊病就显露出来：多数往往必须向少数服从。结果由于集资从来不公开，施工无人监督，名义上捐款多的反而捐款最少，村长及少数人获利丰厚。有人以为，这些资金能有多少？大家可别忘了，积少成多，小官巨贪的教训

再谈谈农村工程的施工问题。我一个同学在乡镇当副科干部，乡镇要对几条街道进行改造，按正常的程序需要公开招标，也招到了一个资质符合标准，工程机械齐全的施工公司，可没开工几天，这个公司主动不干了，后来才知道是当地几个地痞组成的施工队天天去干扰甚至恐吓正规公司，这个公司最后拱手把到手的承包合同改成地痞的施工队了。可见，当地地痞流氓现象无处不在。

五、唯利是图文化的盛行

伴随着皖北乡村流氓化治理的趋势，皖北经济的衰落是必然的结局。另一个相伴的必须产物是唯利是图文化的盛行。由于广大的村民从村长贿选和流氓治理中逐步意识到，金钱和权力才是生存之道的不二选择，早期的纯朴民风和道德体系早已沦为纯教科书上的说教。现在家乡的人们不再崇拜上大学的人，我记得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村里人经常背地里说着“上这么多年有什么用，还不如我家儿子去打工挣钱呢！”村里有个女孩，外出打工做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她的父母肯定也知道，因为她一个没上过几年学的女孩，两年回来就把家里的三间破瓦房换成了三层小楼，但她的父母依然人前人后地穿金戴银，满脸堆笑，没有一丝觉得不应该。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治理的流氓化现象，同步造成了人们心理的笑贫不笑娼以及唯利是图等等道德滑坡现象。

这种现象进一步延伸到官场文化中。当地官员（不能说全部是）从村一级开始都形成了“唯上不唯下，唯官不唯民”的官场哲学。利益优先，无利不图早，雁过拔毛现象频出。我们当地前几年招商引进浙江一个农产品加工企业，没过几年却被挤兑走了。原因除了当地的地痞流氓经常以各种理由骚扰之外，还有就是县乡多级官员经常以检查、验收、环保、评估、税收等各类理由吃拿卡要，不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无法生存下去。

六、如何重构和谐皖北乡村？

这个问题非常之大，仅仅谈谈个人一点粗浅看法。

严厉整顿农村基层选举。修正村民自治法，坚决遏止贿选现象，坚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建设真正的法治农村，重建村民对于基层治理的信任。有条件地逐步放开乡镇的直选制度，甚至县级政府的直选。因为当前的流氓村长与上级的纵容是分不开的，或者他们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关系。相信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只要有强力公平的法治保障，对于维护党的领导地位，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只会是好事。

全面清查基层村级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中央打了很多“大老虎”，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腐败的蔓延。但是对于基层村民无法感同身受，也体会不到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因此，如果中央能够狠抓一批“苍蝇级”的村级流氓村长进行严厉打击，相信会让基层百姓拍手称快，也会起到警示，教育意义。

经济层面上，必须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更多了，比如如何促进农民的持续性增收，如何引导打工人员的回乡创业，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的建设，如何留住外来企业等都是摆在有良知的政府官员面前的重要问题。

最后，正确引导农村价值观念和道德的回归。修补乡村流氓化治理对农村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伤害，不是短期内所能见效的事情，必须长期坚持，逐步引导，方能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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