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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09: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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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术成为职业
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里,包括“非升即走”和“末位淘汰制”。
“非升即走”,即讲师(少数学校还包括副教授)有固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末位淘汰制”,即对教学和科研“业绩”长期表现不佳的教学科研单位,限期整改、重组或解散。
为提高大学的业绩,北大引入这些西方大学的制度来增加教师的晋升压力。当时,人文社科院系的反对声音更加强烈,限时、计量的考核方式被认为不适合人文社科。
如今,越来越多高校采用“非升即走”制。遍问国内十几位不同院校的受访者,会发现实行“非升即走”制的多是最知名的大学,如北大、复旦和中大。许多二本院校、非“985”或非“211”大学,并没有这一制度。
在不同的大学,“升”都有一定的成果数量、等级标准。10年前何丽入职时,D大要求讲师评副教授至少发表6篇论文(其中2篇A级论文,4篇省级以上的论文),主持一个厅级以上的项目;评正教授要7篇论文(3篇A级),主持一个省级以上的项目。
“现在要求提高了,评副教授要省级项目,评正教授要国家级的。”何丽说。
在T大,申请项目级别的要求更高。而且,近年来项目申报的规定更为严苛,同年度的教育部项目与国家项目只能二选一,且连续申请失败须暂停一年申请资格。赵芬说,几次冲击项目失败的“青椒”们曾心灰意冷地向社科处取经,对方讲了一堆方法,最后安慰道:“拿项目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屡战屡败不一定是水平不行。但如果你熟悉了申请的套路,包括表格填写的规范,会增加很大希望。”
对于这套职业晋升体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时胜勋认为,“学者付出必需的心力是应该的,毕竟这是现代学术体制所要求的”,“但学者的本职更应该在于学术精神的培育与提升上,如果付出的心力只是在形式上的,我认为意义不大,比如经费数额、成果数量、项目多少,这些都是学术的表层和末节,过分强调有悖于学术精神,也不利于学术的正常发展。”
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接受廉思(编著有《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采访时说:“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而不是出好活儿。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乃至被甩出轨道。”
其实,论文压力在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之前就有了。国内研究生的论文压力来自行政规定,许多名牌大学要求博士毕业前在“重要刊物”、“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研究生发论文的压力则来自就业市场。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博士廖鸿飞告诉我,在欧美,如果读博期间没发过论文,毕业后将失去竞争力,很难进入心仪的高校任教。
除了数量和等级,学术成果的内容也有一套标准化规范。廖鸿飞喜欢法国哲学家如罗兰巴特、德勒兹、福柯等人的文风,但是,“现在论文写作都是英美化的,甚至用词都要讲究。我的论文用词经常被改得面目全非,导师说:这样的词语是不能用的,这个词语不够客观,这个不是科研用词……”
“如果你读一下英文学术写作教程就知道了。很多文章里,不能用I,不能用we,不能如何如何,法国思想家的那种文风,在学术界是没有的。”
在荷兰求学4年多,廖鸿飞对学术的兴致,如同阿姆斯特丹冬季的天色,日短夜长,灰暗阴沉。“欧美的论文生产机制也是不厌其烦地引用文献,然后推导出一个平淡无奇的结论。这些文章看多了,就会令人心生厌倦。”
廖鸿飞本科时候的老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说,十几年前在北大念书时,作业可以写得像散文般,老师看重的是学生的灵气和思想。现在的论文则像工业产品,“不断复制再生产,可能规范,但没有生命。”
“西方传统的academic writing(学术写作),也有一种是essay(随笔),比如说培根,写的都是随笔。中国传统的文论也不是今天这种论文啊,是很讲文采、讲韵律、讲节奏感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你说这东西怎么解释,没有办法科学地、体系化地表述出来,不能量化。”
“为什么今天中国学界只写论文这种东西了呢?”滕威用宏亮的声音诘问着,“这是要国际接轨的结果啊。要学MLA(即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其制定的学术论文写作格式在国际上非常流行),什么字体字号、注释的格式、keywords(关键词)、abstract(摘要),这一套看上去挺美的,但没有思想、没有灵魂。”
滕威的导师戴锦华,是电影批评和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戴老师很多学术工作都是演讲、访谈、课堂实录,你不能说这些出版了,就不叫学术著作,一个字一个字电脑里打的,有论文格式的才叫著作。”
师长们的青年时代,是滕威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很多老师年轻的时候写论文,是天马行空的。1980年代,大家如饥似渴地读书,本雅明这句话、卢卡契这句话,人人好像见面对暗号似的,都会说这些话。”说着,她又回到诘问式的语气,“你说本雅明到底是在哪一页说的这句话,谁有那个功夫记下来哪一页以后论文好写里面呢?”
对人文学科来说,有时候篇幅更大的专著能比论文更好地阐发自己的观点。不过,一本由高级别出版社出版、符合学术规范的专著,相当于一篇在A类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不上T类——即最顶级的核心期刊。
如果专著多、论文少,无法满足职称评比的要求。一些不苟作、希望“慢工出细活”的学者,只能作出妥协,将尚未成熟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出来,或者将已成形的著作分成几篇论文来发表。
外国文献的翻译、古籍的整理,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则更为尴尬。
重译《百年孤独》的北大西葡语系副教授范晔说:“译著一般不算科研成果。我所在的北大外国语学院好些,规定译著算但只计一次,即译多少本都只算一本的成果。”
复旦大学的文科教师林震并非文献专业出身,但出于兴趣与研究需要,33岁的他做过不少古籍整理工作,然而这些不算学术专著,除非是被看作学术成果的,“比如说你本来就是文献专业的,或者拿到相关的项目。”
而拿到项目后,考验才刚刚开始。
项目
“项目经费对于文科老师而言,主要就是提供寻访、购买相关文献的花销,国家级的重大项目也就80万,理工科项目动辙千万,五百万以下是小项目。”广东某重点大学的文学讲师叶强说。
由于项目经费总额是衡量大学科研水平的指标之一,“高校势必要加大理工科的投入,才能有效提高经费总额,同时鼓励人文学科去争取重大项目。然而,人文研究很多时候是个人的思考探索,不太需要甚至无法团体合作,大型合作或许更适合逻辑学、文献学或社科类的学科。”
在项目经费使用的设计中,图书、差旅等类目所占比例都有规定。叶强有一个7.5万元的项目,图书的计划花销填了4万,交表时却被告知图书部分超过比例,要改到2万。
“但我这个项目本就是文献整理为主,”许多珍稀古籍价格高昂,也不易寻访,“经解释,图书经费上调到2.5万,根本不够。”
其他类目的经费或者用不上,或者相对比较难报。“其他类目有差旅费、电脑设备费、会议费、出版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等。差旅部分,如果往返车程的票据不小心漏拿或遗失了一程,那么整个行程都不能报,住宿也需要有每天的票据,在没有开发票条件的地方居住,还得特别说明。”
近年来,众多科研腐败案件曝光,各大学的项目报销发票制度越来越严,制度设计却不尽合理,且频繁修改。
“政策变来变去,我们是挺烦的,刚刚习惯了前面那一套,后来又改革了,又要重新学习一遍。会议费很不好报,现在各校都有种种限制,大家都不太愿意办会了,即便勉强开起来,也需要与会者自付往返路费。”
叶强将采访地点定在“萨莉亚”,一家以实惠闻名的西式连锁餐厅。一脸疲态的他,与餐厅闹哄哄的氛围格格不入。年底报销高峰期,他熬了几夜,跑了好几趟财务处,才接近完成。
高校青年教师陷科研教学双重压力 晋升难度大
排队报销。插图/Nath
在叶强为项目报销头疼的这段时间,澎湃新闻刊发了一篇报道《高校报销乱象:学生替导师办理报销手续,凌晨四点半排长队》:在上海某高校的财务处门前,凌晨4点30就排起了长龙,排队者大都是替导师报销的学生。
“现在的项目制度是,你不报也得报,不申也得申,除非不在体制内活了。对年轻老师来说,影响评职称,对硕导博导来说,就是影响带学生。报销规定又极繁琐严苛,很耗时间精力。我有位哲学系的朋友拿了国家项目,但报销太过麻烦,想着干脆不报了,把钱还给国家,却被告知这样会影响日后的项目申请,继而影响评职称,职称在规定聘期内评不上,就得走人了。”
量化
根据学术成果数量和所发刊物级别评估研究者的学术水平,这种量化评价,因其客观、标准和易操作的特点,成为大学教师职业化管理的便利工具。
1961年,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办引文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SCI),后陆续出版《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人文、社会和艺术学科也被收入文献数据库。
近半个世纪以来,SCI、SSCI、A&HCI系统以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制定的《MLA科研论文写作规范》,影响几乎波及全球。当然也包括中国。
1987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首次引入SCI,用以评价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绩效,导致国内科技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各大学纷纷效仿,SCI遂风行于中国自然科学界。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了刺激,SSCI、A&HCI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与SCI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高的地位。
1980年代末,南京大学将SCI引入评价体系。1992年至1998年,南大SCI论文收录数蝉联全国排名首位。
“南大的排名超过了北大,北大上下一片哗然,情绪激昂。”深圳大学副教授徐晋如说,当时他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中文系好几位老师义愤填膺,说北大的体制问题导致学术被南大赶超。”
排名,这是大学间的量化竞赛。
去年,中大近二十个院系调整,各种更名、撤销、恢复、整合,“眼花缭乱”;高能物理联合学院成立8个月被撤销、文化创意学院成立不到5个月被撤销、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建制多次调整,“朝令夕改”。
争议声中,中大宣传部给出的理由是:“在一些关键办学指标来看,(中大)与国内第一方阵大学存在明显的落差”,“中大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变化,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远至13年前,北大人事改革,也有相似的理由。
“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说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时任校长助理张维迎说。
“我们可以说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不能要求投资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10年以后我们还能说这样的话吗?”面对压力,校方只好力争把完成百年树人事业的时间缩到1/10。
国内人文学术领域第一次有自己的量化评价指标,是在2000年,南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出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在CSSCI基础上遴选出的南大核心期刊,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等一起,形成巨大的量化网络,笼罩着大学“青椒”们。
大学对论文产品有等级和数量的追求,对生产者也不例外。
赵芬很奇怪,“高校为何都只愿做拣现成的买珠人,不愿承担蚌的角色,甚至没有耐心做采珠人?一味追捧‘外来和尚’与‘高产学者’,难免会闹出‘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的笑话。现在还有一个大趋势,就是设置专门的科研岗位,提供更多优待,期盼他们为本校提升科研影响力。而多少为教学耽搁的青年教师只好自嘲‘无用’,不是人才。”
中组部“千人计划”和“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务院“优青”和“杰青”、教育部“长江学者”和“长江青年学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这些五花八门的头衔可以让大学教师身价倍增。去年11月,深圳大学发布消息,要在全球招聘“高端人才”,最高年薪120万,招聘对象主要是拥有这些头衔的教师。2014年,贵州大学更是开出长江学者120万元、院士180万元年津贴的优厚条件吸引学者。
同行评议
量化的考核方式,在一些高校也开始有所松动。2010年,复旦大学在个别院系试点“代表作”评审机制。目前,“代表作”制在全校范围实施,取代了以量考核的方式。这一制度有3个主要程序:
1.老师向学院提出申请,提交1-3篇代表作,由全系所有教授组成的教授委员会投票审核申请人资格。
2.“同行评议”。学院学术评估通过后,学校从专家库中随机选择若干校外学者对申请人匿名评估。
3.院系的学术委员会再根据专家意见,对申请人进行投票审核,完成候选人的职称评审。
复旦大学教师林震说,3个主要程序中,“一头一尾”都涉及同事间的人际关系。“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投票可能出现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同事。可能你水平很高,在同行里你的人缘也很好,但你在院系内人际关系不行,第一轮投票就通不过。”
去年,中山大学亦改用“代表作”制,评职称只需3篇代表作。其中,论文发表在中大规定的53种一类期刊即算代表作。而发表在非一类期刊的论文,需向校学术委员会申请,由校外专家匿名评议其代表作资格。对此,中大的许多青年教师感到忧虑。和复旦一样,中大亦存在对学术委员会公正性的怀疑。
新制度公布后,作为哲学系教代会常设工作小组成员,34岁的讲师朱一文给学校提交了改革职称评定制度的议案,建议中大借鉴国外同行评议的一些方法,确保同行评议公开透明。
“同行评议存在主观性,所以现在国际学界采取的方式是扩大参与人数。我们学校评职称,学术委员会十几二十个人‘关起门’评,今年我给学校提建议,学校、院系这两级的职称评议可以公开。在院系一级,院系的老师都有资格参加,即使只是讲师,没有投票权,但可以去听,学校一级也可以开放一定数量的名额。这个如果能够做到,很多黑幕就会减少。” 朱一文说,“但这个建议其实是管理层不愿意面对的,增加主观性就增加了他们的权力,评议过程公开了,他们的权力又缩回去了。”
学者的代际差异,也加大了青年教师对同行评议的不信任。“现在很多掌握学术权力、在上面评我们的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精品课)后开始读的大学或研究生。欧美学界有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我们有个断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评的人水平还不如我们高。”
人文学科的不安
在世界范围内,对人文学科而言,2015年是令人不安的一年。
2月中旬,廖鸿飞就收到很多师生们转发的支持阿姆斯特丹大学“占领”运动的邮件。起因是阿大公布的一份名为“Profiel 2016”文件。文件表明,学校计划削减财政,将培养重心放到更具职业导向的专业上,在2016年关闭所有“小”语言学科。人文学院其余专业,如英语文学、荷兰文学、历史与哲学等,将被合并为一个内容宽泛的“人文学位”。
2015年2月26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行政大楼Maagdenhuis,反对“Profiel 2016”文件
“校方的理由大概是,学校科研经费紧张,要偏重投入产出效率高的学科。”廖鸿飞刚去荷兰那年,还听理工科的学者朋友说,“他们实验室人手发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至于其他经费,充足得不行了。”
相比之下,文科院系的教师岗位一年比一年少,博士生招生也是职位越来越少(博士的薪水从科研经费里出)。“到现在出外开会、做田野研究的经费报销都比较费劲。”
2月13日,反对“Profiel 2016”的阿大师生“占领”人文学科总部大楼Bungehuis,向校方提出了六大诉求,包括取消“Profiel 2016”,以质而非量来评定学术,不再用教育经费进行投资获利游戏。被警察遣散后,他们又转移到学校行政大楼Maagdenhuis。占领行动引起欧美学界的广泛关注,包括齐泽克、阿兰巴迪欧、乔姆斯基、朱迪斯巴特勒在内的众多国际知名人文学者都有声援。
最终,校方作出了一些妥协。“科研基金的管理更透明,什么都得开听证会了,”廖鸿飞说,“但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毕竟科研经费依然紧缺,而且文科绝不可能像理工科获得那么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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