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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6 09: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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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2
五
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这是一次讨论经济的政治大会。很遗憾,在会议期间我没有能够到北京现场感受它的氛围,只好从美国东岸远远地瞭望正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的盛事。
《公报》、《决定》、《说明》,会议期间以及前后,国人讨论其具体议程与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和密集,说明人们对此轮“政权交替”的关注,包括期望与担忧,在 某种意义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会议的结果,满意也好,失望也罢,赞扬也好,绝望也罢,关注度的提升本身无疑利大于弊,将成为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本身。
我自己所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边界”。如何划清甚至创造边界对中国未来十年来说将是一大课题。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由谁来划清,创造它则是更大难题。
就我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十年经历来看,中国人对“边界”的认知与对策普遍是模糊的,文化上、民族上、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交往上、社会上……有时主动有 时被动,有时有意有时无意,有时善意有时恶意,有时上层有时基层,有时战略有时策略,有时直接有时间接……在我这个老外看来,“模糊性”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它既成为淡化摩擦的缓冲器,也成为推迟改革的大借口。
在此次三中全会的讨论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之间、城与乡之间、政治与法治 之间、改革与领导之间……这些议题的重点无疑在于如何划清边界的角度,当然,长远地看,中国社会必然经历从“怎么划清”到“谁来划清”的转折过程。
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在哈佛跟美国当地的师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们讨论中国问题。我从“如何划清各种要素、行为体之间的边界”的角度提出问题,但讨论这一“边界问题”之前,大多数外国人表示根本看不懂在今日中国国内所出现的,跟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与制度相关的词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概念,恐怕难以被关注却不了解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们理解、接受。中国的国情与处境的复杂性是一回事,但倘若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那些出现在 三中全会文件里的词汇与概念,恐怕需要被外界听懂。不管是负责中国事宜的政府官员、参与中国市场的经济商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还是渴望了解中国问题、渴望前往中国旅游、渴望学习中国语言、渴望使用中国制造的普通外国公民,也有必要逐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为此,我在美国也时刻感觉到中国有必要调整宣 传自己的方式与途径,为的是更加客观公正地被了解。
从中外民间层面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的角度看,我想,“如何划清边界”这一问题还真是一个切入点。不仅是出于中国改革的需求,也出于中国如何开放自己的角度,中国社会需要公开透明地推进有关“如何划清边界”的公共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边界在哪 里?“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初期阶段”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倘若当今中国依然处于“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阶段,或者 是闭门锁国的阶段,那自言自语式地宣扬“两者的关系为辩证统一”即可。但如今中国早就走出了“文革”,也打开了国门,全心全意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那么,需要解释,需要讨论,需要划清:边界何从何去。
六
2012年11月6日晚,奥巴马再次被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大厅里,跟同学们一起观看大屏幕上的电视直播,跟踪美国总统选举的现场。除了美国当地的学生,以及住在附近的波士顿市民,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观众是外国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奥巴马阵营表现得很漂亮,可称为“大胜”,奥 巴马确定连任的那一刻,大家都统一节奏大喊“USA!USA!USA!”,我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其中。美国人和外国人都为奥巴马的连任感到兴奋,超越国籍、种族、性别、年龄、背景等因素为美国加油。政治原来是有活力的,那一刻,我才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作为移民社会,走出过去,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根本理由。
在此之前,我也到投票现场观察波士顿居民是如何参与政治的。早晨8时,街上到处都能看到“VOTE”这一名副其实的政治宣传口号,有许多高个子的男人举着 牌子呼吁支持某某,向某某投你的一票等。我在剑桥区和波士顿区逛了三个投票现场,排着很长的队,不少人应该是上班之前抽空过来投票的,表情很认真很严肃,我靠近寒冷的天气下排队中的选民,主动表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来了解美国投票现场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和他们聊聊天。他们说:“投票很重要”,“今日将称为 美国政治史上重要的一天”,“奥巴马是美国人的希望”,“我特别高兴能够来投票”,等等。没有什么格言,选民们想得也比较简单,但从他们的表情和氛围上, 我确实能够感觉到他们做选民的自觉、做公民的欢乐,以及做国民的自豪。他们许多人是抱着“我的一票将改变美国的历史和未来”的立场来到投票现场的。
游走于美国社会的过程让我发现,在这里,政治是生活化了的碎片。居民只要发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损害了什么,马上把想法转换成行动,集会也好,游行也 罢,自下而上地组织活动,向社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媒体以及决策者也密切关心这些草根声音,投票则是其中最为规范化的程序。只有政治归生活,看得见,摸得着,公民才会有自觉、欢乐以及自豪感,并下决心参与社会变化的动态过程。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28岁来到美国才第一次体会到政治的本质。
2013年1月,我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边的古巴餐厅吃饭。给我服务的中年女性是从黎巴嫩移民过来的。我们聊了一会之后,我冒昧地问她:“你当时是怎么移到这边来的?”她想都没想,睁大眼睛放大,回答道;“小伙子,怎么过来不重要。只要踏上美国的国土,你就是美国人。”
七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间,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正在陷入政府关门(shutdown)的危机。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员交流,正好聊到美国政府关门 一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关门”的情况,表示奇特,对方则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对啊,我们本来要跟美国方面开会的,结果对方说因政府关门抽不出买机票的 钱,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善意地说中国方面要不要帮你们解决出行费用,对方坚决拒绝,我就没办法了。真是的,美国哪里是发达国家啊!”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一位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国官员的表态。教授严肃地回应道:“他表示失望是对的,美国的政府不应该那样轻易关门,要考虑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和信用。不过,从另外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至少可以关门,有门关,比中国政府连门在哪里都搞不清要好一些。中美都应该相互学习彼 此的优点。”
对于中美双方官员的看法,我不进行任何点评。我从来都认为,在人类共享普适的制度与价值观的前提下,政府的存在方式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可以是多样的。至少 在17世纪诞生的主权体系迄今为止依然盛行的时代,每一个国家应该从国情、历史、观念等角度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而不要停留在 “主义”上的固守与挣扎。人类社会早就进入“后主义”的时代了。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从美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参与上得出“在美国,政治归生活”的初步结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不及关心政治,也不敢参与政治,这一点与大多数美国公民截然不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热爱翻阅报纸,讨论时 事,但更多是情绪化、发泄式的;北大学子的一部分确实是积极讨论政治的,但也不敢把思维的乐趣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社会;企业家对政治的态度恐怕是最为复杂、微妙、无奈的,由于他们自身赚钱养活员工的基本需求,不敢轻易挑战体制的底线,某种意义上还要迎合。
经过近十年的观察,我个人认为,推动中国未来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一个原动力来自企业界。对内外市场具有实际影响力,又对内外舆论具有象征影响力的企 业家,有必要联合起来,与体制方面保持有距离的关怀。当然,企业家不过是领跑者,倘若没有追跑的行人,赛事是不完美的,甚至完成不了。
我上次回京期间,移动手段基本使用地铁与公交车,看着乘客们的表情和动作,有的聊天,有的看手机,有的吃东西,有的睡觉,有的带着情绪忍着,有的在上下车时发生争执……
中国不少人士呼吁自由民主,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令人欣慰。然而,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所观察(街头才是民主的后花园),我得提出一个疑问:在转型 中的中国正在形成“主流”的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候选人,真的有决心选择自己的未来,参与社会,创造市场,制定规则,而不盲目依附于“皇帝”了 吗?
在这里,请允许我根据九年半在中国,再加上一年半在美国的经历,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勾勒出三个基本特征:中国人——累、忙、快,美国人—— 乐、闲、慢。同时,我也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态度勾勒出三个基本的特征:中国——专政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爱 国主义。我也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分别又关联性地发现,美国人很少谈过去和未来,而集中于过好现在,中国人则总被过去与未来绑架,而过不好现在。
八
2012年夏天来到哈佛之后,我用大概一年时间专门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尤其从美国战略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视角,观察东亚的地缘政治经济走向何方。在哈佛,除了出国留学的精英之外,还有大量政府高官、大学教授、企业家等经常过来进行中短期的访学和培训。几乎每天都有与“中国崛起”相关的,抑或相关问题的讨论会。那些高官或教授不仅从美国人来看,连我都感觉到是“代表国家”的,因此说话特别谨慎,甚至比在国内还保守,怕在境外出问题。
我在哈佛切身体会到“中国”在走出去,美国当地的师生们对“中国”也颇有兴趣,会主动跟中国人打招呼,进行交流。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经历是一种福利,能够给自己带来围绕中国问题与西方学者拉近距离、走进圈子的机会;但作为一个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渐衰退,心情有些复杂。
今年“习奥会”上,主席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国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对等的大国关系。美 国内心,包括政界和学术界对此未必接受——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眼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这种国际格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最新著作《中国走向世界:局部力量》(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里明确表示,中国当前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处于“局部力量”(partial power)的状态:“倘若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在经济、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领域具有综合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获得这些特点,但在这之前,中国必将是一个局部力量。”沈大伟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实力依然有限,短时间内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
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提倡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近一直提倡“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论点。他今年1月为《纽约时报》撰文《不要遏制中国,要和它合作》(Work With China,Don’t Contain It)指出:“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
这也是我到美国一年来始终感觉到的美国战略家观察中国背后的潜意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就是:“美国依然强大,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地位关键在于自身具有渗透性的实力与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美国只需要展开务实外交,不需要刻意遏制,中国最后会受制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主流战略家看到中国崛起之后,从“重振自身”的角度,而非从“遏制对抗”的角度采取应对措施,并动员丰富的社会资源重新发现美国潜在的力量在哪里。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尤其周边国家,包括民主国家都在警惕社会主义中国的不透明的崛起。因此,他们的结论在我看来是:“中国越崛起,世界越需要美国。美国要做到的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重振自己。关键在于自己。至于中国,等着它自我崩溃。”
我体会到这些对决策层颇有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的态度与看法之后,感觉到,能够通过自由民主的讨论不断发现自己、调整自己、重振自己的美国还是充满活力的社 会。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深感,今天日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讨论空间与政策环境。美国战略家比日本战略家高明多了。他们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
2013年9月10日,我去听了小约瑟夫·奈教授的演讲,主题是“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奈教授在演讲中介绍说,中国的官员经常问他 “如何提高软实力?”这一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放松(Relax)”。
这是一个相当单纯,中国领导人却多年不敢碰的“圣域”。
中国社会真正“放松”的时候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开始。我相信,那一刻,才是约瑟夫·奈教授等美国战略家要真正出冷汗、开始着急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十八 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疑是好消息。因为,市场化才是让中国社会“放松”的前提,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社 会是不可能放松的。在《决定》聚焦的“2020年”这一关键时刻之前,中国高层在多大程度上下决心推动市场化,中国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放松,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人的命运。
我坚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得到国际社会上普遍意义的、正常的放松,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前途无量的,无论是经济指标、城市建设、教育水准、文化作品、 学术成果、市场活力、品牌建设、企业水准、对外交流以及媒体报道等,都能够达到让全世界感到震撼的境界。那个时候,中国会开始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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