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寻找配偶成了中国人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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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报：寻找配偶成了中国人的烦恼

2013-03-14 08:49

核心提示： 眼下是性解放和爱情解放的时代，但找丈夫或妻子的重任却让富人和穷人同样感到烦恼。



杨静（右）及其助手在北京一家商场为客户“物色”理想伴侣



余嘉（中）在为自己的儿子寻找合适的对象

参考消息网13-3月14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3月9日刊登题为《婚姻在中国的代价》一文，作者布鲁克·拉尔默指出，在中国人今天享受到的所有新自由中，有一种自由却意外地成了负担：寻找配偶。眼下或许是性解放和爱情解放的时代，但找到丈夫或妻子的重任却让富人和穷人同样感到烦恼。
北京大悦城H&M店的入口附近，杨静（音）似乎在发呆，手指缠着一缕染成赤褐色的头发绕来绕去，指甲敲打着海蓝宝石色的iPhone 4S。但她的目光却在游动，跟着一群群走过的年轻女性，有时在一张面孔、一个身姿上停留片刻，然后移开，继续寻找。她说：“这是物色人的好地方。我在这儿总有好运气。”
“您好，我是爱情猎头”
对杨静来说，大悦城与其说是消费天堂，不如说是“捕猎”的非洲大草原：她在这里潜行出没，为中国一些最富有的单身汉寻找潜在的配偶。文章称，28岁的杨静是中国顶级的爱情猎头之一，这个行业随着中国的经济繁荣迅速扩大。她所在的公司专门服务于新富阶层，这些男人（偶尔也有女人）愿意花几十万美元请人替他们寻找理想的伴侣。
在大悦城，杨静向她的8人猎头团队发出指令，公司为一个上海富豪派出6支这样的团队。这位顾客就未来的妻子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年龄（22至26岁）、肤色（像瓷一样白皙）和性史（没错，处女）等。她说：“这些富豪非常挑剔。没人能完全符合要求。”不过，潜在的报酬巨大：最终为顾客找到伴侣的爱情猎头能得到超过三万美元的奖金，是这一行平均年薪的5倍左右。
大厅对面，杨静的一位同事招呼她，示意她看一个穿蓝裙子且无人陪伴的女子。杨静那天否决了同事的若干提议，但这回她开始在蓝裙女子身后逡巡。她悄声说：“皮肤很好，五官精致。”当那位女子走进店门时，杨静截住她。她甜甜地笑着说；“很抱歉打扰您了！我是爱情猎头。您想寻找爱情吗？”
与此同时，在三英里之外的北京天坛公园，67岁的退休职工余嘉（音）找到一处空地，放她为儿子写的征婚广告：“男，单身，1972年生，身高1米72，高中学历，北京工作。”文章指出，余嘉是另一种爱情猎头：在全国各地公园里冒出来的所谓“婚姻市场”为自己成年子女寻找配偶的人。一群群头发花白的男女坐在排列着子女资质的标志牌前。上百人路过，偶尔有人停下来询问。
余嘉的牌子很粗糙，没有任何装饰，没有照片、血型和星座，也没有收入或资产情况。与那位百万富翁的心愿单不同，这块牌子上甚至没有说明她儿子想要什么样的妻子。她解释说：“我们没有多少选择。到了这个时候，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能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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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报：寻找配偶成了中国人的烦恼（2）

核心提示： 眼下是性解放和爱情解放的时代，但找丈夫或妻子的重任却让富人和穷人同样感到烦恼。
“理想的女性像周涛那样”
文章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横扫中国人生活的诸多限制。但是，在中国人今天享受到的赚钱、拥有住房和选择职业等所有新自由中，有一种自由却意外地成了负担：寻找配偶。眼下或许是性解放和爱情解放的时代，但找到丈夫或妻子的重任却让富人和穷人同样感到烦恼。
文章指出，这一穷一富两个案例，它们共同勾勒出重塑中国婚姻状态的种种力量。一个案例中，余嘉的儿子勉强同意母亲全力以赴为他寻找未来的妻子。而杨静最富有的顾客雇佣几十名爱情猎头在全国各地寻找最优雅白皙的美人，尽管他也抱怨曾被拜金女欺骗。
在这两端之间的是杨静本人，做爱情猎头取得的成功使她成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尽管她对这个行业普遍存在的性歧视越来越不满，她也对那些超级富翁顾客感到同情。“这些男人都没着没落的。他们工作努力，赚很多钱，摆脱了过去的生活。现在他们没时间找老婆，也不知道有谁可以相信。所以就来找我们。”
在第一次杨静所在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时，她正在为一名潜在顾客的猎爱行动心烦。这是一位42岁的离异房地产大亨，准备花超过50万美元找老婆。不过，这并非他们公司历史上最大的案子。两年前，一个男人付给他们150万美元，奖励他们在12座城市开展的成功猎爱行动。但是，这一回压力格外大。比格先生（化名）是中国的富一代，习惯说了算，这种人有时候是最不妥协的顾客。
比格对第二任妻子的要求具体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他说，理想的女性应当像著名主持人周涛的翻版：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下巴微尖，牙齿完美，双眼皮儿，长发秀滑。为确保她性格好命好，他还要求她的五官必须呈现出完美的和谐。杨静说：“一开始，顾客要求的都是美貌，多高多白多瘦等等。有时候他们找的人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就算我们能找到，这些客户也常常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就认准了这个人。我们的工作是设法让他们从幻想转到现实。”
“美国也有‘剩女’吗？”
文章指出，幻想正是这家婚介公司销售的东西。杨静的老板费杨（音）解释了公司自2005年在上海开办以来如何“传播恋爱文化”。公司的目标客户是男性，越有钱越好。最高端的客户对数据库毫无兴趣。他们希望独享费女士所说的“新鲜资源”，即尚未被其他网上追求者看到的年轻女性。爱情猎头的任务就是找到她们。
在比格先生签约前，杨静就感到了麻烦。她们与比格查看了公司数据库中最优秀的3000名女子的资料，他全拒绝了。不仅是比格先生。一天下午见面时，通常充满活力的杨精疲力竭地陷在沙发里。她刚刚与一位年近40的富有女企业家会面一小时。这位女企业家提出花10万美元找个与她条件相当的丈夫。
杨静说：“我只能告诉她，我们接不了她的生意。没有哪个有钱的中国男人会娶她。他们都想找年轻的、不那么强势的女人。”她抱怨道：“想到这些‘剩女’真让人郁闷。你们美国也有‘剩女’吗？”
被打工仔拒绝的求婚
2012年秋天的一个周五，在北京西部的一个麦当劳跟余嘉和她的儿子赵阳（音）见面。39岁的赵阳脸上没有皱纹，显得很年轻。他同时打两份工，卖微波炉和化妆品。他每月收入大约1000美元。这还算体面，但在北京却难以吸引到想嫁她的女人。
即使在农村，男方家庭付给新娘的彩礼通胀率也是惊人的。赵阳的哥哥10年前在黑龙江农村结婚时付给女方3500美元。如今，女方家庭通常要求3万甚至5万美元。在城市，房子就相当于彩礼，这就更难了。按照赵目前的收入，他得花10年甚至2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小房子。
赵阳通过交友网站见了几个女的，但他对网络失去了信心，因为好几个人都在婚姻状况和家庭背景上撒了谎。有一次，他母亲安排他与她在婚姻市场上认识的一个女人的女儿会面。他与那个女的在一家咖啡馆会了面。他后来告诉说，这比多数的初次见面都尴尬。他是从农村进城打工的推销员，而她是35岁的企业家，北京人，开宝马来的。
两个人之间缺乏化学反应似乎并不让女方烦恼，她告诉他，自己经营着一家赚钱的照相馆，在北京有三套房。赵阳觉得她挺有吸引力，但他该怎么回答呢？他说，甚至在谈到第二次约会之前，这个女的就提议：如果他俩结婚，他不用工作了。这样的求婚令他震惊。富裕闲适的生活听来诱人。但是，说到底，他无法想像做一个女人的附庸。他对我说：“如果接受的话，我成什么人了？”
50万美元的猎爱行动
杨静指出，为比格先生开展的猎爱行动找到1100多个大致符合他条件的新鲜面孔，其中有200人在成都。她说，“选拔过程非常残酷”。这个数字缩小到100，然后到20，最后减至8人。最后，比格先生的邮箱里收到一系列视频。第一个视频是来自成都的三名候选者，显示她们坐下、站立、走路、说话、微笑和大笑的样子。其中一个穿黑色热裤、有黑黑长发的24岁女子是杨在成都一家面馆发现的。
与这位姑娘会面期间，除非在顾问的鼓励下，两人几乎没有主动说过话。但是，比格先生似乎对女方的隐私感表示满意。当他问到她父亲的工作时，她说：“他是公务员。”什么级别的？“管理层。”她最终承认，她父亲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突然之间，这似乎成了中国传统上门当户对的婚配。他俩尚未决定结婚，但还在约会。杨静说，比格先生对婚姻很严肃。没人花50万美元“只为玩一玩”，“他只是需要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