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向毛泽东进谗言：邓小平想翻“文革”的案

步天涵谷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问题却一波三折。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把他推上了“总设计师”的位置

    1975年9月，毛远新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什么“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那时仍然坚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文化大革命”，甚至不赞扬“文化大革命”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批评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干部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自由，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这期间，康生也乘邓小平离京之机，向毛泽东进谗言：“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处理邓小平的决心。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反映迟群问题的信的指示，实际上，这便是之后大规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11月8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教育整顿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们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不久，“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被召到北京开打招呼会，王洪文有意吹出风来说：“邓小平是还乡团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分团长……”

    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3期刊登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以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为幌子，把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整顿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所作的讲话说成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批“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是把教育“扭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把调整科学、教育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说成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等等，在文章结束时，又有意将所谓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说成“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组成部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

    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开始了。“四人帮”鼓动他们在各地的爪牙，利用舆论宣传工具，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1976年1月8日，为祖国和人民操劳一生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15日，召开了周恩来总理追悼会，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因病未能出席追悼会。报刊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对追悼会的情况只作了很少的报道。“四人帮”的意图是：必须把周总理忘记，本来应该继续完成周总理遗志的邓小平也必须打倒。

    1976年2月6日，“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人身攻击几乎公开化。《人民日报》号召同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2月7日，华国锋出任代总理。2月10日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明显攻击那个“不管白猫还是黑猫”的人，邀请外宾到北京大学参观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言论和活动的展览。《人民日报》也于13日发表文章批判所谓的那些“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走资派”。

他们指控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的三点指示--反对修正主义，实现安定团结和发展生产。而邓小平则提出：“三项任务是个统一的整体。”他们攻击说1975年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恢复工业、铁路、钢铁冶金、军队和教育工作的方案，以及反对诸如江青排演的“革命样板戏”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到了3月份，毛泽东也支持了这场运动。批判文章中出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翻案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还在走。”3月底又出现了一个最新指示：“这个人不抓阶级斗争。他从来不以此为纲。总是白猫黑猫，不区别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很明显，这位党内最高决策人也对邓小平的做法不满。而上海《文汇报》则出现了连周恩来也一起攻击的文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邓小平确实没有悔改。在一次学生批斗大会上，当“造反派”们列举他的“错误”，要他作自我批评时，邓小平说：“我已经老了，听力不太好，你们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清楚。”后来，邓小平回到华南，这里的军队和党的负责人都是他的老战友，复出后为整顿作出巨大贡献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功勋式人物，竟又一次来到老战友这里，来躲避颠倒黑白的批斗。

    1976年的清明节，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几百万人来到天安门缅怀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罪行。这时的中国人民已开始觉醒，并与“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于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利用这一事件，诬蔑它是邓小平“煽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四人帮”借此大做文章，以便迫使毛泽东和政治局领导核心作出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1976年4月7日公布了一条决定：华国锋已不是代总理，而是政府首脑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决议表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对于工作刚有成效正欲大展宏图的政治家邓小平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从来就没有绝望。正如邓榕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她父亲总爱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说明了邓小平顽强不屈和乐观的性格。

    但是，觉醒的中国人民已不再允许“四人帮”继续祸国殃民了。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企图抢班夺权，被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一举粉碎。奇怪的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问题并没有立刻得到解决，因为当时有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还囿于“两个凡是”的框子里，引起了一场“真理标准”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真正的真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得了胜利。的确，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人们已从狂热中，从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醒来，他们变得理智而清醒，变得很务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纠正。早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恢复了失去的所有职务，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理论和威望。从此，历史把他推上了“总设计师”的位置，这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意愿。

    这位历尽坎坷的“风中竹”式的老人，终于为中国人民设计出了一幅美好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