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孔爱国在苏锐评转型升级

文卓

【人物档案】

孔爱国，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MBA项目学术主任，上海市曙光学者，主要致力于公司金融、金融经济、财务管理、资本市场理论、实证金融的学术研究。

今天，孔爱国教授应第三届江苏报业发展论坛邀请，将赶赴本市举行专题讲座。日前，苏报记者前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孔教授就产业转型升级等话题面对面进行交流。

对于时下的热词“转型升级”，孔爱国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有三个条件：一是要有钱———金融市场；　二是要有人———企业家；三是经济环境要稳定，市场不要有波动———当市场好的时候，产量增加，来不及考虑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当市场不好的时候，生存都有问题，更不会想到转型升级。只有经济很稳定的时候，产业转型升级才能成其为一个话题。

要让中小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

这两年，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高铁产业发展遭遇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我们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做市场经济的事”，孔爱国说，政府对产业的引导和支持应该有限度，否则就会破坏市场公平。像国内太阳能光伏产业、高铁产业，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然而其产能在市场上消化吸收不了，而机器设备已经投资下去了，到后来不是停工就是开工不足，产能严重过剩。事实上，过头的产业扶持政策会破坏市场公平，短期之内通过行政力量形成的供求关系看起来效果明显，但长期而言后遗症很大。而相反的例子，温州的皮鞋产业、打火机产业、汽车配件产业、高低压配电产业，并没有谁去引导和扶持，却通过市场自然选择成为当地的拳头产业，“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树根在地底下生根扎得很深，就算遇到风雨也有抵御能力。”

“市场在哪里，产业发展去向何处？只有天天在市场里面摸爬滚打的企业家才能找得到。”在孔爱国看来，政府要做的是把产业门槛降下来，“让企业能够自由地竞争、自由地淘汰、自由地选择，也就是要让企业自己去寻找市场空间，而不是政府代替企业家进行产业选择，否则还要企业家干什么呢？”

“转型升级是有成本的，是要靠资金支持的，而在眼下全球经济衰退、货币政策收缩的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国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通道并没有被打通，剩下的一条道路就只能是降成本”，孔爱国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如果真正要推动企业转型，唯一的办法就是减税，“企业的税收负担那么重，只有政府把税收减下来，让中小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才可能承担得起转型升级的成本。”

转型的本质是让市场来配置资源

孔爱国是坚定的市场推崇者：“在一个健康的市场上，供求关系一定会迫使企业主动寻求转型、主动升级，关键要看市场究竟能不能自由地配置资源———转型的本质是要让市场去发挥作用。”

孔爱国举了个例子：温州人最早生产的鞋是“两周鞋”，廉价劣质产品的代名词，而现在温州生产的是红蜻蜓、奥康这样的名牌产品，这是因为温州的企业家在市场里摸爬滚打后知道，靠这种廉价劣质的商品已经赚不到利润了，必须踏踏实实地把品质做好。“企业生产1代产品不赚钱了，就一定会去考虑生产2代、3代产品，市场一竞争、信息一透明，就能推动企业沿着市场的道路往前走”，在孔爱国看来，转型是企业内在的自主选择，只要让企业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运行，企业一定自己会考虑转型。

“为什么现在产业结构调整阻力重重，就是因为我们好多时候嘴上在讲市场经济，实际上不是在搞市场经济。”孔爱国说，一个企业如果经营不下去了，而把厂房出租收入反而比自己直接生产经营利润更高，那么他把厂房租出去有什么不好？租房子的人，利润一定更高，否则也没办法租下去，“这就是转型，这就是市场，这是好事，做不下去的企业被市场淘汰，这是自然法则。”

在他看来，一个城市如果不能把企业家的创造力激发出来，那发展就是不可持久、没有活力的。市场应该让企业家去摸索，而政府应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家去实现价值。

政府是维护市场环境的“清道夫”

“政府是什么？政府是维持公平和正义的地方。”孔爱国认为，政府要做的是维持市场资源配置的公平，把市场环境打扫干净，让企业在市场中公平地竞争，这是政府的职责。

“过去从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候，人为地借助一点行政力量，可能会加速发展进程；但如今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步后，如果还是借助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势必会影响整个资源配置的走向”，孔爱国的话毫不留情，“短期内负面影响不一定马上显现，但长期而言一定会失败。”

孔爱国说，最近全国“两会”上对改革谈得很多，但不管怎么改革，只要现行的资源配置机制不改变，像太阳能光伏产业、高铁产业这样的教训以后还会发生，因为一些部门和地方“还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市场经济的问题。”

在孔爱国看来，理想模式是“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像浙江、温州这些地方，国有企业不多，也不是很强大，相对来说，政府把控的资源就比较少，当地的市场化程度就比较高，经济运行得就比较健康。“政府对产业的发展不应该有太多的干预，应该时刻追求的是把市场环境打扫干净的程度，从而让企业家有更多的创业冲动，这是更重要的。”孔爱国说。

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创办了工业园区和高新区，让全球企业低成本地到苏州来运作，运作到后期就产生了集聚效应，“你做了这样一个‘场子’让大家自由地进入，你可以设定进入的门槛，比如环保方面的要求，但对企业来说进入的门槛是一样的。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是政府应该干的事情。”

谈

融资困难

政府应该放手　发展民营金融

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普遍性现象，这是由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体系没有市场化，使得现实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一方面流动性过剩，一方面资金短缺。

现阶段，国内中小企业困难的原因既有融资难的因素，也有经营成本上升的因素，还有世界经济格局整体走低的原因。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原材料、能源、劳动力成本统统都在上升，尤其是制造业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利润已经负担不起融资成本。

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既然民间借贷四倍利率是合法的，那政府就应该放手让民间借贷公司和民间担保公司去发展，允许他们注册，让他们合法化。民间金融活跃了，募集的资金就一定会投到实体经济里面去———如果不投到实体经济里，不是违法就是违规的。

各地如何去有效组织、去放开民营金融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民营金融未来肯定是个热点。像苏州这样的产业城市，必然有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来支撑，苏州下一步应该走在民营金融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前列。

谈

股市低迷

市场化上市制度　首先就是要放开

中国股市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境地？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上市的核准制度，这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制度。企业上市要审核，而审核就是权力配置资源，问题是那些专家、评委代表不了市场的选择，上市机制的第一步已经走错了，行政权力替代投资人、替代市场作了选择。真正的市场化上市制度，首先就是要放开，一定要让投资人自己去选择，投资人选错了，他自己承担损失；现在是证监会替代投资人来选，但选择错误的成本还是得由投资人来承担。

从这个角度而言，由于资本市场本身的制度性障碍，所以中国股市和整个实体经济之间是脱节了，真正好的、成长性的企业，不一定能上市，而另一些成长性未必那么好的企业，反而有可能占据了最重要的资源。资源是稀缺的，你拿走了，别人就拿不到了。所以，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不是健康运转的。

谈

楼市限购

“限购”不能治本

十多年来，政府就没有好好想过如何让这个市场有序运转，也没有对这个市场打扫清理过，垃圾到现在堆积如山，就急着想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来不及打扫就不打扫了，于是就把大门关起来，简单地通过抑制市场需求来压制楼市价格。

楼市“限购”政策，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短期内楼市价格似乎被控制住了，但接下来只要政策有松动，房价肯定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走，反弹可能会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