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野心激怒了蒋介石:外蒙不可脱离中国

步天涵谷

雅尔塔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美、苏三巨头背着主要当事国，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项秘密协定。此时中国虽然号称四强之一，却完全被置之事外；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不仅事前被蒙在鼓里，就是在协定签订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条约的内容也毫不知情。

但蒋介石对此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他甚至还想据理抗争，最近刚刚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提供了真实的依据，使我们对于蒋介石在雅尔塔协定签订前后的态度及其变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蒋介石打探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1944年10月，驻英大使顾维钧在华盛顿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的交谈中获悉，美国强烈希望苏联早日对日作战，不久美、英、苏三国首脑将会专门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而苏联则以取得旅顺港作为参战的条件之一，对此英、美两国似乎并无异议。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深知这一情报的意义非同小可，接连致电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消息立即引起蒋的警觉，并开始就此进行准备。

1945年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继乘机飞抵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第二天斯大林也赶到，三巨头立即聚在一个名叫雅尔塔的小镇进行秘密谈判。会谈的目的是美、英双方希望苏联尽早落实对日宣战的时间，苏联则为参战提出诸多要求，除了要得到日俄战争时沙俄失去的利益，还有许多内容涉及中国的主权，包括：保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列为国际港，保障苏联在该港的特权；苏联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长铁路(包括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合组之公司联合经营。罗斯福为了尽快让苏联出兵以减轻美军的伤亡，对于斯大林的要求并未加以拒绝，只是认为上述涉及外蒙古、大连商港和旅顺军港以及中长铁路的相关协议需要征求蒋介石的同意，而斯大林则建议此事应由罗斯福向蒋介石通告，并保证获得其同意。三大巨头还达成一致协议：“苏联所提要求于日本被击溃后必予实现，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条约，俾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解放中国所受日本之束缚。”

还是在雅尔塔会谈召开之前，苏方曾要求中国外长尽快到莫斯科举行会谈，以解决两国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对此蒋介石早有准备，2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与苏方谈判时所需坚持的原则：

俄国催促宋部长访俄之提案须先告彼，拟提：一、欢迎其加入对日战争；二、东北铁路交通与大连自由港问题；三、中俄经济合作，新疆包括在内；四、中俄新疆边境之协防及履行交换罪犯之旧约；五、外蒙问题；六、重订互不侵犯或同盟条约；七、朝鲜问题；八、战后对日处置方针。其中五、六、七各案应慎重考虑，其是否提出及利害如何。

2月6日，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约请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几人商谈有关赴苏谈判前的准备。王世杰主张目前不宜明确提出任何具体问题，但必须对中苏间的重大问题，如中苏同盟、东三省及大连旅顺港、中东铁路、中共、新疆等问题有所准备，预定方案，在谈判中视当时情势及苏方态度而决定。但此时苏方又借故托词，将中国外长访苏的时间向后延宕，这不禁引起中方的怀疑。蒋介石即在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国延展子文访期，可知罗、丘、史会议已毕，俄国参加对日战争又延至五月以后矣。”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所签署的雅尔塔协定，对战后中国和世界的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月11日，雅尔塔协定签字，尽管英、美、苏三方对密约内容秘而不宣，美方仅将表面上的决议通知中国政府，但蒋介石及国府最高层官员对此则心存戒心，他们已敏惑地嗅出这个协定一定包含涉及远东及中国方面的内容。蒋介石在2月份第二周的“反省录”中写道：“罗、丘、史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对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单引号内文字系经涂改，不知是否为日后所增加。——引者注)不久，驻苏大使傅秉常亦来电密报他所了解到的密约内容，这就更增添了蒋介石心中的怀疑，他在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史谈话大意，俄史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其后蒋又在3月第二周的“本星期预定工作科目”中指出：“近日尤感外交之无公理、无情义，而惟以强权与势力是依。我国若不能自立自强，决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

为了了解真相，蒋介石一方面恳请当时正在华盛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帮忙，希望尽早委派宋子文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面，同时还命令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想方设法打探雅尔塔协定的内情。对于赫尔利的询问，罗斯福先是予以搪塞，说雅尔塔会议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协定，但赫尔利认为罗斯福是在“真诚地撒谎”，经他再三追问，罗斯福终于同意他查阅并摘录有关雅尔塔协定的记录。此刻罗斯福似乎也有所悔悟，他让赫尔利去伦敦和莫斯科找丘吉尔和斯大林谈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弥补的方法。3月12日，罗斯福接见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向他透露了部分密约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苏联对于远东问题的态度：(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二)南满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业务管理实施委托制度；(三)希望将旅顺港作为苏联的军港。罗斯福并进一步解释，外蒙维持现状，即表示主权仍属中国；南满铁路主权属于中国，所谓委托制度是为提高效率，业务由中、苏、美三国铁路专家组成的机构负责；至于军港则是新提出的问题，可以日后慢慢商谈解决，他的意见是，不妨将旅顺港长期租借给苏联，但主权仍属中国。罗斯福还保证，待到时机成熟时，苏联军队一定会参加远东的对日作战。

罗斯福虽然没有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全盘托出，而且他的解释(如外蒙主权归属和南满铁路的委托制等)与事后的实情尚有重大的分歧，但亦基本勾勒出苏方对远东权益的要求。3月15日，蒋介石在接到魏道明的报告后即在日记中记道：“阅此(指魏道明来电)，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耶尔达’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两天后，蒋介石在一次晚宴后将吴鼎昌、熊式辉和王世杰几人留下，并给他们看了魏道明的电报。熊式辉回答，应该让美国了解旅顺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既然不能自保，不如提议将来辟作国际军用，避免苏俄独占，而且苏联即使取得旅顺也不能满足其欲望。王世杰也认为：“苏联迄今尚未对日作战，竟先提出如此要求，彼参战后其态度将益不可测矣。”他并向蒋介石建议：“关于史坦林向罗斯福所提对满洲之要求(军港与铁路管理)，我政府应坚持领土完整、主权完整之两原则，不可轻于让步。”

4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明了他的态度：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中而收复，则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而为外物胁诱，不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可也。

1945年1月，蒋介石在制订“本年中心工作与目标”时曾经预计国内外可能出现的危机，因此他特别提及“俄国煽动新疆各地叛乱，乘机侵占全疆；俄国攻占东三省；通货恶性膨胀，经济情形险恶”。如今了解到的结果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坏，尽管蒋介石对于苏联的要求极为痛恨，对美国的态度亦十分不满，但环顾国家的实力，这样的条件似乎还是可以接受的。

“租借”旅顺

赫尔利受罗斯福委托，准备就远东问题与斯大林、丘吉尔进一步斡旋，然而就在这时，久患重病的罗斯福于4月12日与世长辞。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后的态度为“两个凡是”：凡是罗斯福总统作出的决定继续照办，凡是已经允诺的国际义务必须遵守。原本想从中调解的赫尔利无计可施，只能以“私人性质”的方式，私下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协定中涉及中国利益的相关内容，此刻中方才得悉苏联的真正意图。

4月29日，刚从伦敦和莫斯科访问后回到重庆的赫尔利与蒋介石进行秘密会谈，只有王世杰一人在场。赫尔利根据罗斯福口头及谈话记录向蒋报告了苏联对于参战所提出的要求，其中涉及中国的利益部分包括：旅顺港租给苏联；大连湾辟为自由商港；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之股权中苏各半，中国并应承认苏联在该路之“特殊利益”；外蒙古维持现状。斯大林并强调，当苏军出兵时应由美方负责向中国提出上述主张，再由中苏两国签订条约予以承认，然而目前这一消息不得对外泄露，以免日本先发制人。赫尔利解释说，苏方原意是要求中国割让旅顺，经罗斯福劝说后才改为租借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并没有记载蒋介石听到此事后有何愤怒的表情，只是提到蒋认为“租借地”的方式甚不好，但答应日后详细考虑后再谈，因此对上述主张未作任何答复。

蒋介石也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晡时哈雷(即赫尔利)报告其与罗斯福及史大林讨论其在黑海会议对远东问题之决议，而将要求余同意事项，其与我有密切重大关系者：(一)史大林承认朝鲜独立。(二)史要求旅顺与南满、东清各铁道恢复其日俄战争一九○四年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所谓满洲铁道由中、美、俄三国共同管理之议案也，数月来所抱之疑问，至此方得明了也。(三)外蒙古现状不变。

罗斯福去世后后，蒋介石原本还表示要亲自到华盛顿参加他的葬礼，但当他得悉雅尔塔协定的真相后，对罗斯福的印象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他又将希望寄托在罗的继任人身上。蒋在当月的“反省录”中写道：“罗斯福死亡对中国、对世界之影响自巨，但其转变为利为害，犹不可知，而其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或者随之消灭乎？惟天佑之。”

5月4日，王世杰奉命与赫尔利讨论中苏问题，王表示，“租借”旅顺和苏联对中东、南满两路享受“特权”这两点是中国国民党政府最不能接受的要求，赫尔利“亦以为然”。两天后，蒋介石在官邸又向王世杰交代了对苏谈判应“在不妨害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及行政完整之原则下，可容纳苏联对东北之合理主张”。5月21日，他又电令正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访俄之前必先回国面详一切，然后赴俄为妥也”。此时蒋介石对于他制定的这一原则颇为得意，在6月9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认为这是他运用外交手段的一大手笔：

步天涵谷

旅顺问题如我不先表示可与俄共同使用一点，则俄不仅对我绝望，而且对美更不谅解，盖增其疑虑；故余一面严拒其租借之谬说，而一面不得不自动允其共同使用以慰之。此种外交与方针，决非寻常外交家之所能知者也。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致电刚刚真除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要他于晋见杜鲁门总统洽谈旅顺问题时可预定三个方案：第一，愿将旅顺划交与国际安全机构，为国际海空军根据地；第二，中、美、俄三国共同使用；若以上两种方案均遭俄方反对时，最低限度为旅顺必须由中俄共同使用。蒋介石在电报中强调：“无论何项，其主权与行政必须完全归我国自主，各国不能干预，若俄欲归其独占或租让，则我必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这封电报刚刚发出，蒋介石又急忙向宋追发另一份电报，嘱其与杜鲁门谈话时一定要注意谈话的语气及态度，最好先打听罗斯福与斯大林洽谈旅顺问题时的方式，包括内容、经过以及最后的结论，如果罗斯福当时同意斯大林提出旅顺归俄占有的话，那就应该强调“此乃中国主权所在，我国自可加以拒绝，不能承认”。蒋更希望宋子文能从杜鲁门手中取得当时的谈话记录，“以便我方研究今后对案之重要参考”。

6月9日上午，宋子文刚由旧金山飞抵华盛顿就赶去谒见杜鲁门总统，转达了蒋的问候，杜鲁门亦同意蒋的要求，将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的有关谈话记录交给宋子文，同时杜还补充说，这份备忘录他已直接以电报的形式发给赫尔利，让他当面交给蒋介石，因此不需要再另行转寄了。

情况确实如此。6月10日，赫尔利在王世杰的陪同下前往蒋介石官邸，他说奉杜鲁门总统的命令，让他向蒋当面报告有关雅尔塔会议中苏方提出的参战条件(杜原指示他于6月15日报告，但他提前了五天)，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除了一个多月之前所提到的苏联租借旅顺军港、中长与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商港并保证苏联的优越地位几项外，特别明确提出维持现状的外蒙指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外蒙必须脱离中国而独立。赫尔利还传达了斯大林的七点声明，主要内容是赞同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赞同中国之统一与安定，并赞同东北全境为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的企图。斯大林还表示希望与中国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以武力协助中国，俾获自日本势力下得到解放。赫尔利最后还强调，罗斯福和杜鲁门对于苏方的要求均持赞同的态度。

被激怒的蒋介石

这下子蒋介石被激怒了，斯大林对中国充满野心他是预料到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总统居然为了本国的利益，真的会牺牲他国的权益。而王世杰则对斯大林的声明充满怀疑，他所反对的是苏联“表面上承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条文实际上则在破坏之”；他更担心的是斯大林“对于彼之声明，未必切实履行”。

蒋介石在得悉真相后立即致电宋子文，说既然罗斯福、杜鲁门都赞成斯大林的主张，那么原先商议的前两个预案就没有必要再与杜商谈了，“惟中国今后决不能再见租借地名义，今后只要俄国尊重我主权与行政之完整，则中国可允其对军港共同使用但不能再用租借名义。关于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蒋介石在电报的结尾处还再三强调：有关“原定第一与第二步骤，切勿与任何人再提为要”。

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也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苏方提出的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这就更加激起蒋介石心中的愤怒。但此时蒋介石对杜鲁门似乎还存有一线希望，其后他又在林园官邸约见赫尔利，王世杰在座。赫尔利透露，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最先提出的是要在东北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划出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的海滨省和西伯利亚相连，是罗斯福竭力加以反对，斯大林才退而提出目前这一要求的。很明显，赫尔利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美国从中帮忙，中国的损失还要更大。蒋介石闻此气愤已极，6月15日的日记清楚地反映了他此时的心情：

昨日心绪结郁，不解何故。哈雷谈话后此亦极诚意，彼且依余之见解对俄使应付也。余切属彼致电杜总统，问明其美国对旅顺军港是否要共同参加使用，望其明确答复，必须参加与不要参加，即“要”与“不要”之中决定一语作答，万不可以“无可无不可”之“犹豫两可”之间作不肯定之答复。如其果要参加，则尔对俄乃作坚决态度，提出“中英美俄”四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之方案，向俄国要求。如俄不允，则即使交涉破裂，余亦所不惜也。故望美国必须有正确政策以告余也。如其不要参加，则余亦可另作计议。哈雷允电其政府也。

然而杜鲁门的答复却让蒋介石彻底失望，他在日记中接着写道：

上午回渝寓，哈雷来提其总统备忘录，闻之郁愤不知所止，甚恐其此尚非耶尔达密约之全文，然仅此亦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其美国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夫可(以下有数字不清)此一最黑暗之时代也。

郁愤归郁愤，可问题还是得解决。蒋介石先是派其长子蒋经国约见彼得罗夫，告诉他赫尔利已将苏联的声明及要求转达给蒋介石。彼得罗夫还煞有介事地问道，为什么前两天谈论此事时，蒋介石表现得如此不愉快？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决定派遣宋子文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蒋介石并亲自制定了谈判的方针。他在6月23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对俄交涉方针研究既毕，决心已定。铁路交涉当可放宽，而旅顺租借必须严拒，以期达成共同使用而不失行政主权之方针也。令子文不可以第三国或国际关系与俄作交涉，应以中俄两国自动解决，勿使俄国误解也。

6月24日，蒋介石、王世杰与宋子文一起讨论对苏谈判的方案，达成的结论大致是：旅顺口在中苏拟订之同盟条约期间可与苏联共同使用，但主权仍归中国；中东、南满铁路及大连湾的所谓“特殊利益”问题，应明确规定其范围，并不用“特殊利益”这一名词；外蒙问题暂不提出讨论。王世杰还提出解决旅顺口租借的另一方案，即将朝鲜的一个海港租给苏联，中国再以关岛之一部让给朝鲜。宋子文以为目前不宜提出这个方案，但蒋介石则认为不妨将其作为准备。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详细地列出了与苏联谈判的要点：

甲、 不得以旧日辽东半岛租借地区之范围；

乙、 只耍行政权不失，则技术人员可聘俄人助理；

丙、 中共问题必须明白提出，如其能将军政权交还中央，则可允其参加政府，否则当视为叛变之军队，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

丁、 新疆问题亦须提出，伊宁、伊犁必须收复，俄国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济，如此则新疆经济乃可与俄国完全合作；

戊、 东北铁路俄国运兵必须事先商定，而且中途不得下车停留；

己、 必须将帝俄时代所订之过期之条约(而且失效)及其精神扫除，而根据十三年北京新约协商新约；

庚、 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

其后蒋介石又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向他宣示了有关中方对于苏方要求的态度。他在6月26日的日记中写下其中的主要精神：凡涉及中国的条件必须由中国本身决定，其他任何国家不能代决；中国今后所有条约都不能再出现租借与特权的文字；如果苏方提出不解决租借旅顺问题就不要派代表团赴苏，那么中方将拒绝交涉，一切责任均在苏方。蒋介石还强调：“外蒙不可脱离中国，中国亦不能放弃其宗主权，否则即为中俄两国将来纠纷之恶因。但我中央政府可与外蒙以高度自治也。”

带着这样的谈判方案，尽管宋子文极不情愿，但他既然兼任外交部长，还是不得不开始他的苏联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