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苏联差额选举:一张选票引发的"混乱"

文卓

1989年2月，在一个下着如毛细雨的周日早晨，1400多名莫斯科市民涌入莫斯科摄影师协会大楼中，这个只设有660个座位的建筑顿时变得拥挤喧闹起来。老者们留着花白胡子，胸前挂满大大小小的二战勋章，紧贴着墙壁。年轻的活动家们在走廊里忙碌地进进出出，向合格的选民发送粉色卡片。讲台上坐着一位虚弱的老者，光秃的头顶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光。67岁的苏联氢弹之父、著名异见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我的政治大纲已经形成多年之久，我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群众中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这些热情的莫斯科市民聚集在大楼里，不仅是为了听萨哈罗夫演讲，还要提名这位受人尊敬的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一名年轻人惊奇地说：“我从来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萨哈罗夫要当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谁能想象到这样的事情？！”

1989年是注定要浓墨重彩记入苏联史册的一年。这年春天，苏联破天荒地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差额选举。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这个反对多党制、反对议会民主、反对三权分立，主张巴黎公社式的立法和行政合一的制度，已经在苏联大地悄然走过70多个年头。

1988年6月苏联第一次提出改革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最高国家权力体系由过去的三级结构，改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四级结构，以扩大权力机关的代表性。同年12月，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

作为苏联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代表组成。其中750名代表按照人口比例从地区选出，每257300名选民中产生1名代表；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 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自治区1名）；750名从苏联全国性社会团体中选出（苏共推荐100人，代表1900万党员；共青团推荐 100人代表2600万团员；工会推荐100人代表工会会员），也就是说2/3的代表在居民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1/3的代表由社会组织推荐。

在差额选举之前，苏联公民虽然有选举各级苏维埃代表的权利，但由于实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等额选举，选举失去了应有的竞争性和选择性，变成毫无意义的走过场。而且，候选人全部由领导确定，既没有自荐，也没有其它主体的推荐，一切以该级主要领导同志的意志为准。候选人不用向选民推介自己，不用竞选。

戈尔巴乔夫希望用更开放的方式选择候选人，希望为其进展极慢的经济改革提供动力。“如果我们不实行政治改革，以支持当前的经济进程，重组经济的驱动力将不可避免的动摇。”

而对于苏联民众来说，新的选举办法不亚于一场革命。无论这套体系有何缺点，大多数选民似乎发现新的制度很令人高兴。自从1947年以来参加每次选举的一名63岁苏联人说：“至少我们能知道谁将领导我们，过去，我们甚至连这也不知道。”

人民面对的不再是冷冰冰的被一党审批通过的候选人名字，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习惯了一辈子没见过真正意义选票、生活波澜不惊的苏联老百姓来说，这的确颇具轰动效应。群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高涨政治热情，甚至有民众因争论过于激烈心脏病突发猝死……

差额选举实际将部分政治资源分配的权力下放给群众。结果，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往往超过候选人名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决胜者须过五关斩六将，竞选极为激烈。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差额选举悄然为苏共命运的难以逆转的悲剧性转折埋下了伏笔。

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总结了1980年代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生活和工作下去的感觉已经十分普遍，它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就是在工人阶级和职员的相当一部分群众中间，甚至在农民中间，也很广泛”。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也已经成为苏联政局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选举中，许多经苏共中央批准提名的党的头面人物落选。在大大小小的许多会议上，很容易感觉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情绪，他们寄希望于民主革新、新生力量掌权，表现出对旧的党内高层官僚的不信任。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

雷日科夫在《背叛的历史》一书中写道，1985年的苏联民意调查显示，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9年4月选举结果却表明苏共的拥护率马上就减少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等民主派纷纷当选，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到1990年苏共支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1/2。

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80%的新人进入国家政权最高机关，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等全部落马，苏共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来的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后来的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等被群众选进了苏联人代会。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选举表明，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信就会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不管差额选举是否与后来的苏联解体存在怎样的联系，毕竟戈尔巴乔夫叩开改革时代的大门，让民众在昏暗的帝国铜墙铁壁里看到民主和希望的曙光。竞争让在“保温箱”中长大的苏共党员在面对认真策划、积极备战的反对派时，显得软弱无力。“在遇到任何公众辩论和公开的政治冲突他们都害怕得惊慌失措、心惊胆战”。

苏共充当人民大脑，不给人民判断是非和做出决定的权利，把民众当做社会主义大机器的毫无感情的螺丝钉，会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百姓对国家认同冷漠无感。学者左凤荣对此这样写道，“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长期存在实际上总书记的个人集权。无产阶级的民主应该使政权“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人民应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在苏联这不是事实。苏联的实践表明，没有这种外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民主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