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月 没人相信战争会爆发

步天涵谷

奥地利和德国曾经希望奥塞战争可以维持局部化，就如同另一次巴尔干战争。但是，军事同盟与列强竞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将冲突扩大的威胁。德国敦促盟国奥匈帝国，把握机会在巴尔干半岛上掠夺大量利益；而决心防止奥地利进一步壮大的俄国，因为与法国签订的互相防御条约而深具信心；法国与英国也签订了非正式的防御协议。但是同盟未必总会讲信用，当时也还不清楚是否有其他列强会卷入。战争升级的程度，视竭力防止战争的政治家们的外交手腕、对情报的利用、对自己复杂的军事机器的控制，以及他们对所做的选择——是战争还是蒙羞——的感觉而定。

俄国的动员

俄国无法承受另一次如1908年在波斯尼亚所蒙受的耻辱，所以是最直接受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所影响的国家。在危机之后，俄国开始实施增兵到220万人的大规模军备重整计划。首当其冲背负使国家蒙羞之责的伊兹沃尔斯基，已被免去外交大臣的职务，出任驻盟国法国的大使，他的继任者萨宗诺夫（Sergei Sazonov）对于俄国的泛斯拉夫爱国者指责他遇事懦弱这一点特别敏感。1914年7月，法国总统彭加勒（Poincaré）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因为其宴会与演说而兴奋不已但又疲备不堪的萨宗诺夫，没有办法冷静处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局势。在知悉7月24日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各项条件时，俄国政府差点命令部分军队对抗奥地利。奥地利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仓促下令武装。奥地利向俄国保证，他们无意永久吞并塞尔维亚，只是想要展示奥地利征讨塞尔维亚的决心有多坚决。7月29日上午11点，俄国开始动员与奥匈帝国接壤的四个军区。

随着俄国军队的部分动员，军事技术首次对显露的危机施加决定性的压力。现代大规模军队战争的准备，已经变成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必须运用周密的计划征召数百万后备军人，要将他们编入适当的部队，并配发补给品和装备，还要利用铁路将众多的武装军人和军备运往前线。动员计划最微小的改变，都有使整个过程功亏一篑的危险。灵机一动的做法可能足以致命；但个人必须遵照计划而行，否则就会陷入绝望的混乱之中。

俄国的总参谋部已经根据纯技术方面的考虑，绞尽脑汁制订了动员计划，而并未考虑他们那些精心策划的时间表与战略安排所包含的外交意涵。他们的动员计划是为了同时对抗德国和奥地利而设计。将军们向萨宗诺夫与沙皇断言，如果只部分动员对抗奥地利，将会使整个军队乱成一团。此外，众所周知，俄国军方必须抢先行动，才能赶上德国的军事准备工作。如果无法迅速下令总动员，俄国就永远没有机会应付德国可能发动的攻击。

面对这些技术上无法妥协的要求，沙皇勉强在7月29日稍晚下令总动员。不过在接到柏林的堂兄“威利”（Willy）发给“尼奇”（Nicky）的警告电报之后，沙皇又在午夜前撤销了他的命令。在将军们与萨宗诺夫强烈的恳求之下，沙皇在7月30日早晨再度下达总动员令，以免在与德国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事上误失先机。第二个列强已经无法避免地选择了主战的立场。

法国的意向

在俄国决定动员的时候，法国的态度依然不明朗。关键的一点是，俄国唯一的大陆盟国法国，是否会因为抱着这场欧洲战争可能会让他们收回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与洛林省的希望，而鼓励俄国参战。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法国总统彭加勒与总理维维亚尼（Viviani）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要求为世人知悉之前，曾经到圣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中例行的盛宴与阅兵，无疑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强化俄国人对法俄协约的信心。此外，从7月23日到29日，这两位法国主要领袖正值乘坐法国战舰的返航途中，因而对于事态发展并未起到任何直接的作用。由于他们不在国内，经验不足且无威望的司法部长皮恩凡纽-马丁（Jean-Baptiste Bienvenu-Martin）领导着政府。这些意外事件，使得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大使莫利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肩负格外重大的责任。显然没有得到巴黎方面的明确指示，他让他对俄国宫廷生活的热忱与最近国事访问所带来的激情，扭曲了他的判断力。他热情地允诺萨宗诺夫，法国将无条件给予支持，却未将俄国在德国和奥地利边境动员的情况通知本国政府。他的失误，使法国政府无从了解“承诺支持俄国”所代表的完整涵义。

人们怀疑，身为热诚的爱国者，以及家乡洛林被占领的情况下，彭加勒总统为了要收复失土而希望开战。不过，只有间接的证据支持这种看法。7月29日彭加勒回到巴黎之后，法国政府一面呼吁慎重，一面向俄国大使伊兹沃尔斯基保证“法国已经准备履行所有的盟友义务”②。协议的义务只是在俄国遭受德国或由德国支持的奥地利攻击时，法国必须出兵协助俄国。直到此时为止，法国慎重地拒绝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冒险行动，就如同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一般。不过法国担心如果再一次置身事外的话，那么当俄国再度经历一次巴尔干羞辱时，将会终结法俄协约的关系，而单独面对德国。

法国政府也面临法军技术性要求的压力。总司令霞飞（Joseph Joffre）将军警告政府，除非有充分时间让法军做好准备投入战场，否则他没有办法保卫法国抵御德国的攻击。因此，法国在7月30日动员了“掩护部队”——第一线的边境部队，不过为了避免激怒德国，驻守的地点距离边境还有六英里远。但是，少有法国领袖仔细考虑要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决定不再重蹈1870年的覆辙——当时的法国既缺乏盟友又动员过迟。

步天涵谷

德国宣战

俄国在7月30日稍晚总动员的消息，使得德国政府进入战争紧急状态，并使将军们在之后的日子里取得决定性的发言权。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保证，俄国的总动员并不意味着俄军会越过前线，但这未能安抚毛奇将军。毛奇敏锐地意识到，为了赶上俄国的动员速度，德国必须立即动员。他通知政府，7月31日中午是军队可以等待的最后期限，在那时动员依然可以赶上俄国的速度。

现在军方开始根据决策制订自己的时间表，有些德国政治家开始在他们先前曾经傲慢地想放胆进行的全面战争面前退缩，不过这已经不再重要。7月28日从挪威回国的威廉皇帝，终于看到塞尔维亚给奥地利的答复，并且判定“战争的基础现在已经消失”。在最后关头，柏林建议奥地利军队“停留在贝尔格莱德”，并且只将占领塞尔维亚的领土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萨宗诺夫坚持，如果奥地利从塞尔维亚退兵，俄国会撤销动员令。奥地利虽然愿意接受调停，而且允诺不强占任何塞尔维亚的领土，但是不愿意完全放弃惩罚性行动。

所有这些最后关头的建议，就如同英国外交秘书始终极力主张的四大国调停般，都有个瑕疵：他们提出的只是以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颓势为代价的和平，而没有考虑7月5日之后德国和奥地利渴盼取得的耀眼成就。7月31日稍后，柏林所出示的决定性意见是毛奇将军的意见，结果是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取消所有对奥地利及德国的军备活动。在隔天最后通牒期限到来之时，德国于8月1日下午5点宣布对俄国开战。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德国和俄国在东线开战，那么法国是否会置身事外？有很多理由促以使我们认为，舆论支持彭加勒和维维亚尼参战，而不是抛弃俄国或者让德国取得进一步胜利的决定。法国并不觉得自己应该为战争负责，发行量很大的中立派日报《晨祷》（LeMatin）在8月1日早晨刊载：“如果战争来临，我们应该抱着极大的希望迎战。我们深信战争会让我们收复失地，这是我们的权利。”

施里芬计划

德国的军事家早就决定先打败巴黎再进军圣彼得堡，因而在8月1日时，法国是否袖手旁观纯粹只是个学术上的问题。德国的军事家认为法俄协约非常稳固，而他们先攻击法国的行动方针，则更强化了这种关系。在1891年到1905年间担任德国总参谋长的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vonSchlieffen）将军，针对法俄协约，处处围绕两线作战来制订计划。施里芬推断，只让少数掩护部队驻守东部边境，而在西线战场投入全部兵力，以钳形包围的方式，经由荷兰和比利时进入法国西部，那么便可以在六周内击败动员速度比俄国快的法国，然后就可以动员整个德国军队，从容不迫地打败人数比较多但是行动比较缓慢的俄国军队。

施里芬的继任者毛奇将军为了让荷兰保持中立，缩减了轮式调动的范围，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施里芬计划的基本模式。当德国的十二小时最后通牒于7月31日晚间送达俄国时，德国的将军们就已经假定巴黎是第一个攻击目标。由于临时修改施里芬计划可能会让整个德国的战争机器陷入混乱，毛奇不能等到知悉法国的意向之后，才决定军队的行进路线。因此他在7月31日也同时向巴黎发出最后通牒：法国必须在十八个小时之内宣布中立。

法国破解密码的机关得知德国意图占据图尔（Toul）与凡尔登的边境要塞，以此来确保法国中立。巴黎之前对俄国全面动员的种种疑虑，现在已经消失无踪。没有静候德国全面动员的消息，法国政府在8月1日下午宣布总动员，德国也在大约同一时间宣布总动员。为了混淆视听，德国宣称法国军队已侵犯多处边境领土，并于8月3日宣战。德国当局既然认定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必不可免，也就顺水推舟与法国开战。

英国参战

1914年时，让英国与德国为敌的原因有以下数点。德国自1898年以来实施的大规模军舰建设计划，迫使英国不得不建造吨位更大的新战舰——无畏战舰，以保有制海权。1896年，德国皇帝支持南非的布尔人脱离英国独立，并且在近东、中国和拉丁美洲与英国进行商业竞争，这些举措让英国民众更加视德国为敌。最后，自1905年以来，英国就已经与法国共同制订联合军事计划，并在1907年时，解决了与法国的盟友——俄国——之间的所有纷争。

但是并没有确实且可靠的协议，能够迫使英国在法国或俄国与德国交战时予以协助。而且，事实上，1914年时英国与德国的关系比近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友好。就在6月底，英国和德国还同意合作修建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这是之前的帝国主义竞争与商业竞争的主要焦点。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曝光时，一支英国海军舰队正访问位于基尔（Kiel）的德国基地。威廉二世得到堂兄——也是同行的游艇伙伴、英王乔治五世——的保证，英国希望保持中立。其实英国的外交大臣及大使们早已否定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词，但是威廉二世却信以为真，以此为基础制订强硬政策，形成威廉二世独特的世界观。

英国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曾经因为没有更果断地利用英国的力量来消弭这场冲突而备受谴责。有人提到，如果他迅速地警告德国，一旦法国受到攻击，英国将不会坐视不理，那么德皇在7月中旬的时候，就可以更冷静地评估战争的风险。不过值得赞扬的是，格雷极清楚地意识到，任何声称要发动战争的威胁，都只会使战争更加有可能发生。但是直到7月29日，他既没有如法国催促的那样，明确地警告德国，如法国卷入战争英国将不再保持中立；而且也拒绝如德国所催促的那样，向俄国施压使其停止动员。相反，格雷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安排列强调解奥塞之争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上。他在7月提出四项调停提案，但是所有的提案都因为德国坚持冲突必须“局部化”，也就是在没有俄国介入的情况下任由战事发生而宣告失败。因为担心圣彼得堡会怀疑法国盟友支持他们的可信度，法国并没有热烈地支持格雷的调停建议。

7月底，当事态迅速转变之时，英国政府突然发现自己已身处于原本希望能通过调停来避开的处境。英国必须决定，如果法国参战，自己应该如何反应。在1914年之前十年间，英国独立于大陆联盟之外的情势已经不复存在。德国海军的挑战，促使英国在1912年时作出重大的决定：将英国海军的军力集中在英吉利海峡，而让法国掌控地中海。从此之后，英国对海域的控制，就必须仰赖友好的法国控制进出印度与中东的海路——英国海军从1911年开始将燃料从煤转换为石油，因而依赖中东的石油。甚至英国本身，也由于20世纪初期的军备竞赛的花费巨大而更加依靠盟友。

克劳（Eyre Crowe）爵士是英国外交部的资深职业外交官，他在7月25日起草了一份外交备忘录，非常清楚地概述做为世界强权的英国所面临的选择。克劳爵士表示，如果俄国和法国决定应战，英国袖手旁观则下场可能会很惨。如果德国和奥地利获胜，就不再有法国舰队；德国将占领英吉利海峡沿岸；“孤单的英国将处于何种地位呢？”如果法国和俄国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得胜，“那么他们会用何种态度对待英国呢？印度和地中海沿岸的命运又将如何？”因此，如果德法开战，英国根本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而德皇和霍尔威格总理顽固地相信英国会保持中立，则是7月危机中最致命性的错误。

克劳的推论说明，为什么虽然德国在最后关头提出不动用海军舰队攻击法国海峡沿岸，却依然未能如预期般安抚伦敦。克劳也指出，英国并不是真的只为了一份形同“废纸”的条约——1839年保持比利时中立的条约——就决定参战，正如霍尔威格在获悉他所策划的局部战争竟蔓延成大陆战争时所发出的狂怒指责。德国在8月2日向比利时发出的最后通牒，确实比克劳的地缘政治学推论更有效地凝聚英国的公众舆论，团结一致地支持这场可怕的战争。但是在8月2日之前，英国的政治家就很清楚，真正的重点并不是比利时的中立，也不是条约的神圣性，而是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要求德国从比利时撤军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后，英国在8月4日上午11时，向吃惊的德国人宣战。

欧洲主要的强国中只有意大利在这场冲突中置身事外。虽然自1882年以来意大利与德国之间不但有正式的盟约，而且也因为大量的经济投资而有非正式的联系，但是在20世纪初期，意大利在经济上与法国的关系更密切。更重要的是，意大利的民族野心是集中在上亚得里亚海以及巴尔干半岛沿岸，这些曾经由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所统治的地区。如此的雄心壮志，自然让1914年之前几年里，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的利益日渐冲突。意大利在与德国的盟约关系中所得到的利益，根本比不上奥地利战败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故在1914年的7月与8月，意大利依然保持中立。

除了意大利以外，自1815年以来第一次，所有的欧洲列强在1914年8月4日，投入一场仅在一个月以前根本没有人相信会发生的战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