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仗义执言改了华国锋原定的三中全会议程

步天涵谷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

    现在人们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华国锋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按照华国锋的“左”的指导思想，怎能顺利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呢?

    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三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五天时间怎么来得及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

    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由于陈云仗义执言的突破性发言，理所当然地使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

    结果，中央工作会议变成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会议，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一直开了36天。

    一个工作会议会期如此之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工作会议，是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这次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及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共212人。

    11月10日，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农业问题，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

    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

    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和设想。

    但是，同时他又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等等，这怎么能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呢?

    陈云仗义执言

    华国锋致开幕词之后，在1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在发言中大胆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

    12日，陈云在东北组“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是我在延安任中组部长(1937年11月)以前做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予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当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该给予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当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市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

    陈云的发言立即得到多数同志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

    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的心里不舒畅。

    王首道在华北组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她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

    杨得志等提出要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

    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问题应当搞清楚。

    聂荣臻提出要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问题，他还说，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陈云紧接着插话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许多与会同志还要求为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