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撑死不被饿死 史上西方人暴食陋习源远流长

步天涵谷

一般来说，“暴饮暴食”这个不良行为，平素我们总以为该是个人陋习，不具社会普遍性。其实，至少对欧洲人而言，暴饮暴食也算是源远流长了。有研究表明，大约1700年以前，西方人的进餐习惯，“一直是在饥肠辘辘和暴饮暴食之间剧烈变动”。

聚众吃喝，有各种理由，婚丧嫁娶，收成好，收成不好，下雨了闲得慌，晚间夜太长……宴会通常持续两三天，一群穷凶极恶的饕餮之徒围着桌子海吃海喝，吃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肚子胀成圆球，仿佛手脚一缩，便会骨碌碌在厅里滚起来。酒也喝得多，醉醺醺的，一头栽在角落，再也站不起，张大嘴，鼾声如雷，哈喇子顺着嘴角长流，无数梦幻般的脚在这团重物上踩来踩去。一觉睡醒，爬到桌边继续吃喝，直到被主人赶出家门。打嗝、放屁都要尽可能大声，最好让所有人听见，这是健康体魄的表现，也是对主人盛情款待最好的感谢词，那证明你不负众望，吃爽了。

吃肉被认为是身份的表现，只有没肉吃的人和畜生才吃蔬菜。有一首赞美云雀的诗：已经在锅里炖好了∕精心佐以了香料∕撒上了丁香和桂皮粉∕飞下来，飞到人们的口中。这是史上唯一一只会飞的煮熟的云雀。神职人员禁止吃肉，但他们吃鱼，能把自己教区所在地水域的鱼一家老小全吃光，吃到绝种。一个清心寡欲的教士每天摄取食物的热量是6000卡路里，仅面包就要吃3.4斤。遇到可以吃肉的节日，热量高达9000卡路里。14世纪，坎特伯雷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尔夫·德伯恩就职宴席，请了6000多人。菜谱有必要罗列一下：300头猪，30头牛，1000只鹅，500只阉鸡和母鸡，473只小母鸡，200头乳猪，24只天鹅，600只兔子，9600个鸡蛋。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大场面。

1135年秋天，英王亨利一世去诺曼底微服出巡，对诺曼底野味一见钟情，尤其一种叫七鳃鳗的鱼，更叫他爱不释手，一阵狂吃猛吃，最后一命呜呼了。医生对国王之死给出了一个在现代看来非常荒谬但很体面的解释，说的是，七鳃鳗不是鱼吗？鱼不是常年生活在水里吗？水不是很冷吗？那七鳃鳗自然也身带寒气，而且将这寒气传染给了亲爱的国王，于是国王就被冻死了。其实，凭常识来断，暴饮暴食的亨利国王很可能死于不知节制，撑死的。

但全民性暴饮暴食的恶习不会平白产生，它有其深层原因：来自对饥饿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惧。对食物匮乏的焦虑，首先源于天灾，纯粹的靠天吃饭，毫无主宰自己命运的可能。其次是人祸，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使细水长流的生活无从得到保证，常常这一顿饱餐或这一个丰收季节之后，不知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这些经历和焦虑自然而然会助长一种社会情绪，即，“人们宁愿忍受肥胖的折磨，也不愿受饥饿的困扰”。

担心被饿死的忧虑，也表现在艺术上。欧洲的食物画通常是非常养眼的，而且明明白白地诱惑你走近它，享用它。不论是集市角落堆得琳琅满目，仿佛要滚出画面的瓜果蔬菜，还是肉铺等待出售的血津津的猪牛羊肉，还是阔大的厨房内剥熏剔煮的繁忙景象，还是仅仅一只陈设各类点心的糕点盒，都毫不掩饰对食物的欲望。以至有人评论，欧洲的食物画有拜物主义的倾向。拜物主义，弗洛伊德认为，与自我分裂有关，希望通过寻找一种替代品，来抚慰自己内心的焦虑。活色生香的食物画或许能缓解饥馑的恐惧，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画饼充饥”，只不过，这饥很多时候是对饥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