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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认真记录会议决议。他属于井冈山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陈独秀不愿接受共产国际援助
张国焘则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还有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就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在会谈的时候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醒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共产党人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亚东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从不开口主动要钱。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一直到他被捕。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五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1921年7月份刚刚选出来的总书记,10月份被抓起来了,全党都在营救,共产国际也施以援手。
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起关键作用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陈独秀原来估计要坐上七八年牢。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陈独秀对这次遭遇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书生的空口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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