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杨念群：康乾盛世是唯一真正的大一统

陈浩海

2011年11月25 日
       杨念群教授

　　解读盛世大一统下的个体存在

　　人物名片

　　杨念群，男，1964年1月生于北京，“新史学”派代表人物，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清史研究，最新代表作有《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何为康乾盛世？清朝士人的精神世界怎样？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走进贵阳国学大讲堂，解读“康乾盛世”形成的奥秘，以及“大一统”之下知识分子的个体存在。

　　讲座篇

　　刻着皇权烙印的康乾盛世与清朝士人精神世界

　　在讲座中，杨念群教授以“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为切入口，辨析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之间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康乾盛世”在政令、文化等各方面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但这一局面是以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为代价形成的，因而无处不深刻着皇权的烙印。

　　历史上唯一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盛世

　　在杨念群教授看来，“大一统”是历朝政治家潜心追求的目标，而以往政权都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至于原因，一是权力分配不够集中：朋党、外戚、宦官、权臣、地方割据政权不时威胁着皇权的统治地位。但清朝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做到了政令出于王者，完成了对疆域的广泛拓展和完整控制。

　　二是文化政策的不统一：尽管汉代就提倡“独尊儒术”，但儒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统治的政策，而是不断与其他思潮争夺文化统治权。更何况，很长时间内儒家作为一种主导的管理方式并未能够深入到民间。南宋年间，由于大儒朱熹的倡导，立庙、祭拜祖先的特权由皇家下移到民间，私人立庙、撰写族谱，设族长、族规的风气大盛，宗族势力在民间发展起来了。借助这一势力，儒家在宋明以后才逐渐深入到底层社会。清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扶持宗族势力的拓展，通过对宗族的控制完成了文化政策的统一。

　　历朝各种政治弊端基本得以避免的盛世

　　乾隆帝在70岁时曾写《古稀说》，宣称本朝避免了各朝难以避免的政治弊端，包括“强藩”、“外患”、“权臣”、“朋党”、“外戚”、“女宠”、“宦官”、“奸臣”。杨念群教授认为，除了晚年“和珅案”，乾隆的这个论断大致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秦汉以来的朝代，多是皇帝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共同治理国家，也就是“皇帝-宰相(丞相)制”。这一制度运行1500年后，被明太祖朱元璋给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制”，由一帮大臣共享相权。等到康熙时，他感到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知道真实的民情政风呢？于是，康熙开始让地方臣子打秘密小报告，内容除了当事臣子和皇帝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君臣之间你来我往，把事情都商量好了才交给内阁奏议、照办。这样，内阁的权力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管一些边边角角的小事，皇帝得以完全把控权力。这就是密折奏报制度。

　　随着“宰相-内阁制”向“密折-军机处”体制的转变，康乾盛世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猜疑心重的雍正为维护统治，还创造了一个机制：秘密立储制。生前写好接班人的圣旨，秘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又复写一件副本随身携带，群臣都不知道这事。雍正猝死后，亲信重臣找出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和匾额后的圣旨核对。这样，弘历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乾隆帝。

　　此外，清朝采取了“因俗而治”，即“一国多制”的边疆政策，还打破了“夷夏之辩”对少数民族歧视的传统价值观。既有效解决了边防问题，也最终取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传统士人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的盛世

　　满清以“夷族”入主中原，面临着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事实上，明朝遗民以各种方式反抗清王朝统治。杨念群教授举例说：在诗歌、书法、绘画上，经常以“残山剩水”的意境入画入诗，书法上故意少写一笔——以示家破人亡。这意味着，清政府的合法性遭遇到掌握着“道统”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林的反抗。

　　杨念群说，为解决这一问题，康、雍、乾三朝采取了软硬两手。

　　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在历史写作、个人言论上有很多的禁忌，稍有不慎就因言获罪，《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都不能幸免。因此，很多士人不敢有个性化的表达，明代还有很多自述，心情，对道、义理的了解，到了清朝则变成了年谱，就是流水账。

　　软的一手：在皇帝亲自安排干预下，启动大型文化工程，将私人书写转换为国家工程，从而把对历史的判断标准集中到皇家手中。各种编纂工程启动后，官修书籍达170多种，最为著名的是《古籍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各种农书、医书、植物学等冷门学科的书籍也得以整理，史学和典章制度的编纂达到高峰。

　　在国家编书过程中，征书成了禁书的幌子，很多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历史文献被销毁；同时，鼓励窜改历史，以示政治正确；不停敦促地方上报禁书，从而培养了地方官僚控制舆论的嗅觉，地方官僚为迎合上意，甚至不惜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杨念群教授总介绍说，所有的文化工程，在清朝的框架下，都是政治的表达，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软硬两手这样一来，皇权意志渗透到士人的精神世界里，少有士人守护着“道统、良知、批判”的传统精神世界。

　　访谈篇

　　不可盲目捧盛世 学习做知识分子

　　记者：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盛世就是“花团锦簇”。

　　杨念群：盛世唯一被认同的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这样一个基本格局。事实上，盛世大一统对文化个性的摧残非常严重，自由发挥余地非常小，看看“康乾盛世”就知道了，不可盲目的捧盛世。

　　记者：现在人们看历史，多是从“厚黑学”的使用角度来看的吧。

　　杨念群：这就是个悲剧，曾国藩变成“厚黑”的鼻祖。历史要马上被用，这是有害的。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这样想。而真正做历史很清苦，太累了，不赚钱，不实用，也不受待见。我曾被学生问历史有什么用，问多了也就火了，历史是没有用的，是无用之用，如果你要学马上就用，那就别来学了。什么是“无用之用”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一个世界上真正崛起必须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气质。在世界上，人家真正尊重的是你骨子里的文明。所以历史无用，但历史得有人守着。

　　记者：历史学者不受待见，总被人认为是在影射历史。所以您曾说过“21世纪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

　　杨念群：影射历史没什么坏处，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所以我有一次在北京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我就说我要学做知识分子，而不是学做满天飞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那很多都是明星秀场，那我就得旅行一些基本职责，比如说影射历史就是学做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个步骤，或者其中的一个表达。

　　速写篇

　　杨念群：史学界“另类”之人

　　杨先生才47岁，梁启超的曾外孙、杨度的曾孙，按照他的说法算是出身半个世家，“小时候家附近住着很多著名学者，后面的邻居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史家、‘哈佛三杰’之一的任华先生。我们两家是世交，我没事就去任先生的书房随意窜进窜出，随手翻书。”他现在都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脑子里的这根筋就往人文历史这方向走。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多岁杨念群便年少成名，在目前所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里，大家索性叫他“杨少”、“杨公子”。

　　就是这个身受正统教育的的“杨少”，却有着“要将野狐禅的路子走到底”的世家子弟劲：少有历史学家像他这样重视文本写作的文学性，还用小说的手法写学术著作，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整个历史的变化，认为历史需要一种感觉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在骂我另类，说我是非主流啊，史料不扎实啊，玩概念啊，就知道搬弄西方的东西呀。攻击我的人之多，简直就是万箭穿心哪。”

　　“我身上有一点优雅，有点叛逆；有点玩世不恭，有一点认真。这些你必须糅合在一起，太玩世不恭了就变成了纨绔子弟。太认真又太拙了，没灵气。所以人是很怪的。我呢，自称是史学界的‘魔教’中人，招式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魔教剑法，不是名门正派，但威力同样很大。”可见，我们在贵阳国学大讲堂上中规中矩的杨念群，真是难得一见。

　　“我性格张扬，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低调。我永远知道自己的许文存在漏洞，套用的痕迹还有，文体叙述还不够优美，史料整合方法运用还不够。所以，在大的学术问题上，我要做的是恪守本分，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为此，就犯不着为一些事张扬了。我可是交过不少‘学费’才明白这一点的。”本来很认真讲这话的“杨少”舌头一滑又侃起来了，神情像个小孩。

　　“我是娃娃脸，光看我的脸，看不出年龄。”他说自己的心态就像自己的脸一样不显老，所以，每天晚上什么事都不干，就看电视剧，综艺节目，再烂的也看，“但我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男女之间的价值观，包括历史观，甚至制作方的用心是什么，底线在哪儿。时代精神就是从这些地方感受出来的，不看行吗？史学不得非是长袍马褂的。”

　　鉴于此，有人建议杨念群干脆把头发全部染黑，以显得更年轻。他不干，“就是染也要全部染成白色”，给出的理由是：“历史是一门老年人的学科，岁数越大对历史的体味越深。我20岁、30岁写不出我中年以后对现实的感受与体验。中年以后，心灵的磨砺多了，就觉得历史最根本的就是对人性的把握，那么我就敢于对人的内心人性最深层的东西进行发掘。当然，对人性的理解一定要回到制度结构上来，形成心灵与结构的对话关系，否则就跟文学没有差别了。”此刻的杨念群，同时是一头黑发的“杨少”，和一头白发的“杨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