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牧师：黄吉亭与胡兰亭

步天涵谷

黄吉亭和胡兰亭是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著名的中国籍牧师，两人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学习，分别于1891年和1893年被授职，是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最早的一批中国神职人员。作为教牧人员，他们并不满足仅仅将上帝的福音传播给国人，而是更关注基督教与本土的融合，关注祖国的命运。“胡黄均有心革命”，他们积极参与上世纪初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作出了贡献。

    创办进步组织，支持革命行动

    1900年复活节（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黄吉亭、胡兰亭牧师在武昌组织成立中华圣公会，希望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教会。中华圣公会成立后，1901年，黄吉亭在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创办了书报阅览室——日知会，除陈列《圣经》、《公祷书》、《进教要理问答》等基督教书刊和宣传册外，还从上海等地购买《开智录》、《国民报》、《万法精理》等进步书报，利用教会的特权公开陈列，以“日求一知，不断进步”，大开武汉风气。

    1902年，黄吉亭奉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汉口教区首任主教殷德生之命到长沙租屋开堂，将日知会的工作带到长沙，在新建的三一堂设立日知会阅报室，购书报开通民智，“从此学界军界皆入于圣公会之门，而长沙日知会乃极一时之盛”。长沙风气渐开，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认为：“依吾之见，较吾在华各地之感受，长沙之气氛更似日本。爱国主义和进步精神高涨，青年出任要职，非同往常之论资排辈。”吴德施把长沙的工作称为整个鄂湘教区“最为浪漫的事工”。黄吉亭走后，武昌的日知会工作交由胡兰亭负责。胡兰亭将日知会迁往高家巷的圣约瑟堂，扩大了日知会的规模，“所购新书日报甚多。星期日公开宣讲，批评政俗，无所忌讳”。日知会逐渐成为武昌传播西学、针贬时政的中心。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张难先、殷子衡是日知会的常客，与胡兰亭等圣公会教牧交往甚笃。

    1904年长沙起义事泄后，科学补习所受到牵连，刘静庵避难于武昌圣公会胡兰亭处。胡兰亭对怀爱国之心的刘静庵敬仰有加，对其行动多加支持，聘他为日知会司理，并推荐他出任文华书院神学班国文教员。从此，刘静庵有了信徒和教员的双重身份。在胡兰亭的支持下，1905年4月至5月，刘静庵着手改组日知会，使日知会从宣教机构变为“西湖革命党的枢纽”。日知会“因附设于圣公会也，故推胡兰亭任会正，刘静庵副之，干部有评议员五……”

    1905年，胡兰亭利用自己身为中华圣公会会长、文华书院监学的身份，在文华书院组织“救世军”，取“耶稣救世”之意，实寓“救国出苦难”。每逢周末，由文华书院学生组成的“救世军”扛着红底黑字的“救世军”军旗，吹号打鼓，到黄鹤楼、阅马场、平湖门一带向市民“布道”，实则宣扬反清思想。救世军的活动在市民中影响颇大，听者为之动容。　　

    以教会为掩护，营救革命党人

    胡兰亭和黄吉亭还经常以中华圣公会为掩护，营救革命党人。

    1904年秋，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因长沙起义失败，暴露身份，遭清政府大肆围捕，情况危急。黄吉亭连夜“与克强讨论出险方法”。第二天黄昏，黄吉亭乘轿垂帘再次至黄兴处，改换黄兴乘此轿从小路躲避于圣公会。一个月后，风声渐息，黄吉亭和黄兴化装成海关人员，先乘船到达汉口。由于到汉口时天色已晚，开往上海的轮船已起航，黄吉亭又秘密租一小船，送黄兴登上停在江心的招商局的轮船前往上海。临别时，黄吉亭嘱咐黄兴“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黄兴名字由此而来。同时，为了黄兴家眷的安全，黄吉亭专门在中华圣公会附近为其租屋，带其做礼拜。官府因为教会的缘故心存顾忌，不敢对黄兴的家人滥下毒手。黄兴顺利出险后，宋教仁不知起义事败，仍按原定计划赴长沙运送军火，路遇黄吉亭和曹亚伯，二人又护送宋教仁安全出长沙。

  不仅如此，在黄兴藏匿中华圣公会不便处理起义败露的后续事宜期间，营救革命党人，全仗黄吉亭筹划。他“派袁礼彬之弟，搭轮船送信至武昌西厂口革命机关之科学补习所，使胡宗碗、刘敬安（即刘静庵）辈速将革命机关取消，并托其通知安庆、九江、南京、上海、杭州各处机关同时停止”。同时让在长沙邮政总局工作的袁礼彬、李仲廉两人仔细检查邮件，“凡关于明德学堂转交黄轸之信札皆一一收检”。由于科学补习所成员及时得到消息，将起义用的军械藏在汉阳鹦鹉洲，焚毁了所有文件册据，革命党人远避他乡，得到消息的张之洞一无所获。

    1907年1月，由于日知会叛徒郭尧阶告密，日知会遭清政府查封，朱元成、胡瑛、刘静庵等9人先后被捕，会员被通缉，史称“丙午之狱”。此时，胡兰亭在日本青年会留学，黄吉亭也即将赴日留学，途经武昌时惊闻事变，马上与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副主教孟良佐、会吏刘藩侯商议营救之策。经吴德施、孟良佐、黄吉亭等人的努力，加上吴禄贞等人条陈肃王善耆“主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政府迫于压力，在行刑前3天电令鄂督“关于圣公会之日知会刘静庵等从缓办理”。“丙午之狱”9人由斩首改判。此外，清政府在搜捕日知会成员时查获《孔孟心肝》一书，书中虽没有著者姓名，但书后所附的文华书院军歌刻有“张纯一”的名字。黄吉亭担心张纯一受牵连，派人告以详情，张纯一迅速躲避于中华圣公会建在英租界的圣保罗堂，因避祸及时，安然无恙。因为胡兰亭和黄吉亭也是日知会的骨干分子，两人成为清政府第二次通缉的要犯。由于吴德施主教之前早有警觉，在通缉令尚未颁布前即派胡兰亭、黄吉亭赴日留学，二人躲过一劫。二人回国后，仍致力于秘密支持革命活动，与革命党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黄吉亭1907年赴日参加万国青年会转道上海时，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称他是革命党，黄吉亭一笑置之。胡兰亭回国后，常去狱中传道劝化犯人，照顾狱中的刘静庵。1907年，他出版《狱中信徒》一书，收录刘静庵的言行，赞扬刘静庵是一位虔诚、爱国的基督徒。

    武昌首义爆发时，黄吉亭与胡兰亭赴日学习。回国后，中华民国建立，胡兰亭和黄吉亭居功不傲，默默致力于布道和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