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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德国重新统一奠定基础的2+4条约谈判于1990年9月12日结束后,法国外长罗兰·迪马向其国家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年-1988年和1988年-1995年两次出任法国总统———本报注)递交了谈判结束的公报草案,在公报草案中,2+4条约被称作“使所有欧洲人都感到高兴的文件”。密特朗把这句话删掉了,他觉得如此多的假欣喜若狂与这件事情不相称。
弗朗索瓦·密特朗并没有对德国的重新统一感到高兴。德国的重新统一与使德国融入欧洲和国际安全结构密切相关,这使密特朗心情轻松。但他不希望德国重新统一。他曾尝试尽可能久地推迟德国的重新统一。乌尔里希·拉彭屈佩尔在其名为《密特朗与德国:揭开狮身人面像》的新著中指出,密特朗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为使德国的统一融入长期的欧安会进程做宣传。他希望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紧密合作。他在1989年12月21日访问东柏林时鼓励汉斯·莫德罗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能够“重新找到其政治均势,并在欧洲占据重要的位置”。
这种紧扣现状的描述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正如拉彭屈佩尔在历史性的回顾中所表明的那样,密特朗不属于法国政治家当中的对德政策强硬派。当然,他出生的环境是保守的,在这种环境里,对“死敌”占优势的担心属于基本的政治信念。但他对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表示理解;他回避戴高乐使被战胜的德国四分五裂的计划;他完全赞同法国外长舒曼的欧洲政策;他对西德人选择民主政体表示钦佩。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几年,密特朗已经深信,苏联将挺不到2000年。他认为苏联崩溃后,欧洲在不长的时间内将面临德国的重新统一。与此同时,密特朗担心所有可能的民族主义突然显现,在苏联霸主对其东欧国家实行强制和平之后,民族主义的抬头可能使欧洲大陆陷入新的混乱。
在1989年红色帝国的裂痕变得越来越明显时,密特朗的这种忧虑发展成对咄咄逼人的军人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的担心。戈尔巴乔夫也有意识地煽动这种担心。1989年12月6日,他在基辅的短暂会晤中恳求密特朗:“请您帮助我阻止德国重新统一。否则我会被一位将军接替。如果您不这样做,那您就对可能爆发的战争负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1982年-1998年在任———本报注)非常果断地抓住扩大德国活动余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科尔也拒绝在奥得-尼斯线(波兰西部与德国的分界线———本报注)问题上作出任何承诺,密特朗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遗憾的是拉彭屈佩尔对密特朗的动机不怎么感兴趣。与此相反,他在描述的过程中一再复述与密特朗同时代的批评者的蔑视性评价,主要是来自德国的评价。
在上世纪70年代密特朗为建立“社会主义欧洲”做宣传时,拉彭屈佩尔仅仅强调拉住左翼党派和共产党人的策略要素。他没有注意到密特朗对欧洲独立的真正兴趣。他认为密特朗总统的欧洲政策与“民族利益”密切相关。不考虑模糊的评价,拉彭屈佩尔对密特朗当政时期的德法关系作了详尽的描述。
拉彭屈佩尔的新著清楚地表明,在密特朗1981年5月赢得选举后,时任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1974年-1982年在任———本报注)不计前嫌,找到了与法国新总统的稳定关系。在法国偶尔陷入货币政策的旋涡时,赫尔穆特·科尔表示与法国团结一致,密特朗为此向他表示感谢。1996年1月11日,科尔在巴黎为密特朗举行的安灵弥撒上流出真诚的眼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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