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中央评毛泽东：好揽权 排斥异已

陈浩海

2011-10-26 09:39 来源：书屋
      核心提示：在一些中央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已’，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本文节选自《书屋》杂志2000年第1期 作者：单世联 原题为：人世难逢开口笑——《毛泽东自述》

毛泽东没有写过什么自述、自传之类。在其体制下，尽管普通国民很难拥有个人权利和私密性，但高级领导人、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家世背景、身体状况、生活习性等却都属于重大机密，公开什么、何时公开等等都取决于政治需要。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增订再版的《毛泽东自述》，是毛几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问答，其中最具自传性质的是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另外，1966年给江青的信和1976年6月就交班问题对华国锋等人谈话，也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毛泽东自述。

父亲

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自20世纪初诞生了心理分析以来，童年经验被广泛引入对历史人物的解释之中。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在回顾童年时，毛主要谈了两种经验，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生活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10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的态度比过去稍微温和了一些；13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有斗争才有胜利，如果只是温顺驯服，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毛泽东，1996：15─17）据说，毛晚年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我小时候，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噢，你十五岁，我那时才十三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的父亲，我父亲可是个严厉的人，可我有办法反抗他。”“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朱鸿召，2001：221）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是许多人被杀。这在旧时代并不是新鲜事。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泽东，1996：21）

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分发生了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反抗社会不公的青春冲动逐步被毛泽提炼为阶级意识和斗争哲学。1941年9月13日，毛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1982：21—22）阶级斗争确是马克思主义要义之一，但毛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认定这四个字且终生不渝，当与其少年经验有关。

另一种经验是被人看不起以及因此而来的怨恨。1909年毛到邻县湘乡上学：

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我被人看不起，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毛泽东，1996：23）

嫌贫爱富，人之常情，但在毛这里，则又支持了他后来的阶级观点。应当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毛的出生不算最差，他自己说是“富农”。这就有两种推测，如果他是最穷的，是连学都上不起的贫农，他的思想观念会是怎样？反之，如果他再富一点，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意识？

身居下位却又喜欢斗争，环境与追求都造成一种强悍的个性，毛终生好强爱胜，不甘失败或屈居人下。当代学者杨奎松介绍：“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8个月之久。20年代末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央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已’，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杨奎松，1999：531）闽西革命者傅伯翠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屋不够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到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傅伯翠，2000：191）

革命不能不厉害，但这种厉害还须具有充分的社会基础。与其底层出生相联系的是，毛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小人物”、“下等人”、“穷人”、“被压迫者”的位置上，而与“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压迫者”保持天然的敌视和极端轻蔑，这种对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阶级的意义上对立。49年以后，毛对高级官员常常发出不满、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评“官做大了”等等，赋予上下、大小、贫富等以一种感情和价值的含义，既满足了底层平民的心理需要，也引发了官员的心理紧张。

然而，不能仅仅根据毛在延安时期的回忆对他进行心理分析。由于延安时期毛把矛盾对立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斗争视为共产党人的天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回忆，很可能因后见之明而具有选择性乃至解释性。他在家庭琐事的回忆中就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如党、统一战线、辩证斗争、间接打击等等。他很可能舍弃了童年时期可能有经验过的另一种感情，比如爱、慈悲、尊重等，这来自毛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仁慈的妇女”和“虔诚的佛教徒”。同情穷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给上门讨饭的；她也不赞成毛对其父亲的对抗性斗争。但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对毛的影响，似乎只表现在毛后来对佛教有一定的尊重。革命领袖原不需要女性化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