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周恩来因何丧失继续并肩战斗的机会

步天涵谷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陈独秀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笃信“世无朋友更凄凉”，一生轻钱财，重感情，故而知己满天下，为后世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友谊佳话。本文在此所要记述的，就是他与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的历史交往。

    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曾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人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周恩来回国，旋即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当时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是中共较为重要的一个组织。任命归国不久的周恩来为广东区委委员长，足见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看重。也正是由此刻开始，周恩来正式加入陈独秀麾下，开始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携手奋斗。

    陈独秀对于周恩来来说并不陌生：还在南开上学时，他便看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思想上接受着其反帝反封建号召的影响。甚至于1917年在去日本途中，周恩来身边还带着一本《新青年》。据记载，到日本后，周恩来曾费尽周折借到了一本《新青年》第三卷全份，他将其拿回宿舍中看，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后来“他在日本感到找不到救中国的道路，心中极端苦闷，又把《新青年》第三卷找出来读，感到心头豁然开朗。”

    在党的一次会议上，陈独秀与周恩来相识了。当时陈独秀已是党内的传奇人物：他先是在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继而作为“总司令”，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接着，陈独秀又与李大钊等人于1921年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一系列传奇经历都使得陈独秀成了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偶像。

    见到陈独秀时，周恩来一阵兴奋。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都让周恩来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与陈独秀儿子陈延年一般大的周恩来，也给同为“选学妖孽”、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两人常聚在一起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研讨对策。

1925年5月，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群起罢工反抗。30日，上海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死十多人，酿成“五卅”惨案。6月23日，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进行反帝大游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马队中抽出两个营，从黄埔军校抽出一个营，亦参加示威游行。当时，游行队伍四人一排，周恩来走在最前列，他沿途高呼口号，情绪十分激昂。不料，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河对面的沙基时，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周恩来左右两边的人都被打死，他幸免于难。陈独秀闻讯后立即派人前来探望，对周恩来的关心挂念之情，尽显无余。

    翌年3月10日，蒋介石指使其法西斯党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一个命令，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然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谣言，一面假装“惊异”，造谣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他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不料，这些建议却被陈独秀拒绝。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主张妥协，3月29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深渊中拔出来”。彼时中共是共产国际下辖的一个支部，许多事情都要听命于共产国际，陈独秀作此决定也存在很多言不由衷的成分，周恩来能体会到陈独秀的艰难处境，他并没有责怪陈独秀，只是暗自叹气，嗟叹不已。


二

    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且组织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这一次，周恩来与陈独秀接触增多了，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更明显了。

    当时，作为中央总书记和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的陈独秀对于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是积极的，但他认为武装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个指导思想反映在中共上海区委的一次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起义不必先有武装。而周恩来早在旅欧时就明白革命要有革命的军队，加上他在广东时指挥过战争，有军事工作经验，更体会到了自己掌握武装的重要意义，因此提出：“要有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彼时周恩来是军委书记，他遂提出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加强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还组织了三支武装力量：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

    在起义时间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当时党的力量薄弱，起义不宜发动太早，他提出两条标准：1、上海已无北洋军阀的驻兵；2、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到达龙华后。周恩来则不同意这两个标准，认为根据北伐战场形势分析和上海敌人驻军情况，“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北洋军阀驻军领导人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溃散”。两人争论许久，最后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稍后起义爆发，在工人纠察队攻打军阀部队遇到困难时，陈独秀知道后曾下令要工人纠察队向大场方面撤退。然当时陈的命令由郑超麟传达给指挥部，有周恩来参加的指挥部没有执行，而是继续打下去，结果却胜利了。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在这次革命壮举中，陈独秀虽然与周恩来有一些分歧，但两人并肩战斗的情谊却更为浓厚，陈独秀甚至在周恩来影响下还一度明确指出“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要求起义时“无论是警察的、士兵的，一支、两支（枪）都夺取”。陈周两人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

    这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他在与陈独秀会晤时，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即《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然《宣言》发表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即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经验不足的中共党人以当头棒喝。

    政变发生后，该月16日，李立三于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指责了《汪陈联合宣言》：“如果武汉政府仍继续和谈空气，则各方面损失更大。”会后，他又起草电文给中央，说：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在上海等地进行大屠杀，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应乘它政权未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周恩来还在电文中分析了蒋介石目前能直接使用的军队仅五个师：1、2、3、14、21师，1、21师的领导人薛岳、严重被蒋赶走，战斗力大减；2师常败，在昆山；在南昌的只有3、14师，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兵力大于蒋，因此，他认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遗憾的是，这个意见没有被陈独秀采纳。

    稍后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全面失败，中共中央于汉口召开“八七”会议，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然陈独秀虽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人职务，却仍遭汪精卫通缉。于是，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具有大将风度的周恩来，他不仅没有对陈独秀另眼相看，反而积极保护他和秘书黄文容等，将其转移到党开设的汉口花楼街的纸行里隐居，并用私费开支他们的生活费用。当时，周恩来此举曾一度让慨叹“世无朋友更凄凉”的陈独秀感激良多。


三

    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后不久，中央又指示其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在这之前，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刚被国民党杀害，长女筱秀来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不让收尸，看到哥哥的惨状，性情刚烈的陈筱秀极度悲痛，忧愤之下亦暴死于上海医院。一年之内三个儿女相继离去，陈独秀已十分悲痛，时常老泪纵横。此时，看到中央的指示，倔强的他不同意由他负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处理，遂拒绝前往苏联，并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于思想上倒向托洛茨基主义，最终于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中共党籍。但陈周两人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断绝。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其监禁期间，周恩来、叶剑英还于中苏文化协会黄理文等人陪同下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见到周恩来，欣喜异常，待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时，陈独秀禁不住老泪纵横。站在一旁的黄理文见状，赶紧岔开话题，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陈独秀闻听此言，擦了一把眼泪，十分感激地说：“谢谢。”周恩来又说：“主要是党中央及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周恩来不愿再让其伤心，便转了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一生以“除却文章无嗜好”自嘲的陈独秀闻听周恩来此言，忙找来登载自己文章的《东方杂志》等刊物给周恩来看。周恩来接过来翻了翻，连连说“好”。

    这一次，周恩来与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还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脚步。据记载，待周恩来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回到房间，良久无语。

    此后的周恩来一直记挂着陈独秀，终于，在其有力斗争下，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被释放。出狱时陈独秀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为证明自己此言，陈独秀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罗汉转给中共中央。据史料记载，罗汉为陈独秀此事曾专门持中共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和供给的旅费，于9月2日到达西安。罗汉在西安见到了林伯渠，他曾回忆说：“与伯渠兄详谈。伯渠当即电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住。随得复电相招。但彼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于是改由“经过电台解决”。

    9月10日，经过慎重商议，在延安的洛甫、毛泽东签发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收到电文后，林伯渠当即将其告知于罗汉。据罗汉回忆，电文中曾有要求陈独秀回党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之内容。

    陈独秀见此，表示愿意重回共产党，但脾气倔强的他不愿意承认错误，周恩来遂对其加以劝说，于是，陈独秀与党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11月20日，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24期还曾刊登了署名冰、题目《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一篇文章，并发表了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说：“当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此文可以看作是党中央对陈独秀回党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

    不料，12月9日至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苏联归国的王明却用“汉奸”、“托匪”、“杀人犯”等词来攻击托派，并指责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周恩来深知陈独秀之为人，他当即与王明展开了争论，表示不支持将陈独秀视为日本间谍，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有学者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的组织原则，其一就是要求对外宣传口径统一。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张国焘就说过‘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王明的副手，担任‘党的喉舌’《新华日报》董事长，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常常代表中共发表谈话，对陈独秀事件的意见，自然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周恩来在此事件中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四

    翌年1月28日、2月8日，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又于《解放》周报第1卷第29、30期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康文约16000余字，其中指明陈独秀为首的托派是日本的间谍，公开污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汉奸。3月17日，王明领导下的《新华日报》还发出了《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短评，一再要陈独秀作“公开声明”、“公开宣言”、“公开正式声明”、“公开坦白地宣言”。

    3月18日，看到污蔑自己的文章竟然在由周恩来任董事长的《新华日报》刊出，陈独秀甚为伤感，他遂发表《致<新华日报>公开信》，公开驳斥王明等人对他的污蔑。信一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之意”，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

    在陈独秀发表公开信之后，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托他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问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对于客观上导致陈独秀与周恩来“分道扬镳”的这一“陈独秀汉奸事件”，时任艺文研究会主持人的陶希圣曾说过：“……我那时主持艺文研究会，筹得一笔钱，许多学术文化界人士要逃离战区到后方去，而缺乏路费的，就接济一下。我那时指定一个职员跟他的女工（实际是陈独秀的太太潘兰珍）联络……每周或每月补助一些买菜钱。这个女工有一天把腿摔伤了，我们还找外科医生看，帮助她一点医药费。”原来，康生等人揪住不放的所谓“300元日本津贴”，竟然是艺文研究会补助陈独秀的生活费。但陈独秀与周恩来并肩战斗的机会，却因此“旷世奇冤”再一次，也是永远地失去了。

    此后，陈独秀辗转来到重庆，生活甚为清苦。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共产党的这位主要创始人，王明倒台后，即1939年2月，就在陈独秀因病到重庆宽仁医院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还曾去医院看望过他。而仅仅两个月以后，陈独秀转赴江津居住，周恩来又亲赴江津，再次看望了陈独秀。

    那时陈独秀夫妇刚被逐出“延年医院”不久，正住在江津县城小西门一处临街的破烂民房里。周恩来一进屋院，映入眼帘便是一番凄凉、萧索的景象，他不由得一阵心酸。待步入里屋，见到陈独秀，想起两人并肩战斗的往事，周恩来遂诚恳地说道：“独秀先生……我这次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道你贵体欠安，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中央和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去。那里条件总比这里好些，还有外国的医生，可以给你治病，你毕竟当过党的几届总书记。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

    对于周恩来的邀请，陈独秀甚感惊讶，他一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默了一会，陈独秀沉声说道：“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我不去，我决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这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惟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

    周恩来深知陈独秀脾气倔强，他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很难改变，遂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吩咐随行的侍卫长龙飞虎拿出带来的一百块银元，放到了桌子上，说道：“独秀先生，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宽裕，这是我们从‘互济会’里拿出的一点钱，请你一定收下。”此时，目睹周恩来此举，一生看重友情的陈独秀眼中竟滚出两滴老泪，他动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连连说：“‘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家属……这钱，我怎么能收？请你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的！”他坚持把这笔钱放回了龙飞虎的包里。看着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周恩来遂起身告辞。

    然令周恩来与陈独秀都意想不到的是，两人的这一次见面竟成永别。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周恩来闻知噩耗后良久不语，痛苦之情尽显无余。此后，对于陈独秀的后人，周恩来甚为关怀，建国后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的他还于百忙之中指示安庆有关部门妥善照顾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一家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