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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2 12: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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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蒋介石:从齐心协力到分道扬镳
2011-10-22
谈判促合作抗日
转眼到了1936年,蒋介石在削除了各地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并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赶到贫瘠闭塞的陕北荒原之后,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彻底铲除异己分子的时机已到。12月初,他亲自飞往西安,督促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加紧“剿共”,妄图将在陕北落脚未稳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及其红军部队一举歼灭,不料反被不满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给软禁在西安城里。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来尽弃前嫌,再次出山,充当蒋介石内部纠纷的调停人,以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于对国内复杂形势的清醒认识,周恩来高瞻远瞩,提出了“保蒋安全”的方针。12月17日,他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个意见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所首肯。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耐心劝告张、杨,认为不宜杀蒋,并从12月23日起,他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了正式谈判,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
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望着躺在床上、显得有些紧张的蒋介石,周恩来先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道:“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待蒋介石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周恩来才心平气和又锋芒逼人地质问道:“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你为什么不停?”
“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无言以对,难堪万分。周恩来随后向他阐述了中共的有关政策,严厉地指出如他一意坚持内战,只能加速灭亡。蒋介石最终作出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此后不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开始不断接触,商谈再度携手、共同抗日的问题,初步达成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等有关问题。代表中共出面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重任自然由周恩来担当。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两人相见后,周恩来首先表明中共的立场: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然后,他重申了中共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是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是三个师以上须设总部;四是国民党方面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是红军学校须办完本期;六是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之后,便转入正题说: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红军)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
当蒋介石要求商量一个中共与他个人之间永久合作的办法时,周恩来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立刻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蒋介石回答说:没有,要中共先商量。这样,周恩来带着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途经西安,于4月初返回延安。
6月至8月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先后两度会谈于庐山,一度会谈在南京。谈判是极其艰苦的,曾因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而一度陷入僵局,但终因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斡旋努力,更兼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全民抗日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8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于9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还公开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实现,开启了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7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轱岭路的别墅中遥想西安的落难,依然心有余悸。想到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人才非但不能为己所用,却成了自己的死对头,不免陡生伤感。他对身边的“文胆”陈布雷叹道:“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他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为民主和平奋斗
1944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日本侵略者为了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的局面,妄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自4月18日起从河南开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快便先后夺取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铁路。6月至8月间,进攻湖南的日军先后占领长沙、衡阳,并向广西推进。因国民党战场上出现的这种大溃退,造成短期内大片国土沦丧、数千万同胞流离失所的局面,这无疑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帅部的腐败无能。加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致使特务遍布、物价飞涨,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却生机勃发,在团结抗日中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于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成为人们日益强烈的普遍要求。
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美国的敦促下,向中共表示了和谈的意愿。由此,国共两党频频接触,重开和谈。这年11月7日,为了协调国共关系,美国派出了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来到延安,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斡旋式会谈,双方达成了协定草案。
11月10日,周恩来随同赫尔利带着这份协定草案同机离开延安,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但蒋介石看了协定草案后,却一拖就是10多天,迟迟不表态,并抛开协定草案另行提出了三条建议,通过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气愤至极,决定立刻返回延安。临行前,他和董必武应约会见了蒋介石。略作寒暄之后,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仍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连忙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相让道:“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在周恩来凌厉的词锋面前,蒋只得模棱两可地回答:“是的,是的。”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奉命从延安飞赴重庆。他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以及美方代表赫尔利进行的多次谈判中,提出了由自己起草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协定草案,结果因分歧较大,谈判不欢而散。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竟傲慢地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见蒋介石无意把谈判再进行下去,周恩来一气之下,遂于2月16日返回延安。
抗战胜利之际,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要求结束蒋介石独裁统治、消除内战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更加强烈,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民意,在蒋介石的再三电邀下,决定于8月28日由毛泽东亲率周恩来、王若飞飞往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王若飞承担着大量具体的谈判工作,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国、共双方终于签订并公布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离渝返延,周恩来则留下来继续商讨有关善后事宜。
然而,由于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国民党反动派并不遵守《会谈纪要》的有关条款,一时间国共内战烽烟再起。在此险恶的形势下,周恩来和董必武于1946年7月2日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重复提出要中共军队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承德、察哈尔省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驻,并说:“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周恩来回答说:“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他对蒋介石所提问题逐条给以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毫不考虑,于是会谈无果而终。这是周恩来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经过历时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蒋介石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指挥的我人民解放军彻底击败,退出大陆,偏安于台湾一隅。
1949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周恩来长期为之奋斗的民主和平理想得以圆满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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