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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8
10月13日下午,佛山两岁小女孩悦悦(化名),在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而之后18个路人先后经过,全都视而不见,最终悦悦被一位拾荒的老人抱到路边,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目前小悦悦已被诊断为脑死亡。看着小悦悦遭遇一个个见死不救的路人,我想起了德国神父马丁·尼莫拉在犹太人遭法西斯屠杀纪念碑说的话: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当下,中国人正在遭遇一场另外一种“法西斯”——冷漠的荼毒。当一位老大爷倒在地上,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怕被敲诈;当一位2岁的小女孩遭汽车碾轧倒在地上,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怕被敲诈;终会有一天我也会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我知道没有人说话,因为他们怕被敲诈。“冷漠”“见死不救”正像一场瘟疫在中国人群中蔓延。
小悦悦被碾轧事件曝光之后,一些人像往常一样开始对18个冷漠路人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或者行为辩护,“杀人犯”“灭绝人性”“丧尽天良”“一定要把他们人肉出来,绳之以法”“都是南京徐老太惹的祸”“他们怕被敲诈”……然而这些凶狠的人身攻击或者行为并没有阻挡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反而这些年“见死不救”的事件越来越多。2010年7月,江苏兴化市一名老人骑三轮车下桥时不慎摔倒,躺倒在地爬不起来。15分钟之内不少人经过该处,甚至有路人驻足围观,但始终无人伸手拉老人一把。今年9月3日上午,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10月11日上午,66岁的老人龚维裘在距安徽省红十字会医院门口仅20米的地方摔倒,路人向医院求救后,医院却不予施救。半小时后,老人被120急救车送至合肥市105医院抢救,但最终还是不治身亡。仅仅2日之后,小悦悦连被两碾轧18个路人路过见死不救。
相对于对冷漠路人肤浅的人身攻击,我们更应该反思这类事件暴露出的背后的社会问题。为什么每当“见死不救”事件发生,围观的路人大多表示怕被讹诈不敢帮忙?为什么扶起小悦悦的是一位贫困的拾荒老人,而不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经济条件优越的年轻人?“救人被敲诈”“好人没好报”为什么会在民众之间盛传?
有人将之归咎于南京的“彭宇案”,想一想南京的彭宇,还有谁敢救人?你救人做了一件好事不但得不到好处,可能还要赔偿一大笔医药费,以后碰上这类的事你还会管吗?两害相权取其轻吧,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继“彭宇案”后不久又出来个天津“许云鹤案”,法官在没有掌握许云鹤伤害王老太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责任,赔偿费10万多元。也许,这类葫芦案是“见死不救”路人的始作俑者,但是我们不仅要问“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为什么会屡屡发生,而且恶劣影响至今无从消除?法院被称为一个社会天平,主持着民众的公平和正义,这座天平还被民众信任吗?
有人说,中国民众有一个恶劣的习惯,他们吸血鬼一般狂热的追逐社会的负面事件,对那些阳光的正面的事件往往视而不见,他们不相信官方不相信专家,宁愿相信街头巷尾、微博上传播的小道消息。类似“彭宇案”的负面新闻一经报道便被被狂热的追逐,“救人被敲诈”的结论被空前盛传。其实,如果客观公正的看媒体报道这类事件,我们会发现扶起摔倒的老人被当事人感激要远大于“救人被敲诈”事件,好事难出门,坏事传万里,“救人被敲诈”的影响遭到了无形的放大。官方,如卫生部、文明办曾企图消除恶劣影响,卫生部的“救助指南”遭到了嘲笑,文明办的说教遭到无视。那么是什么让民众如此抵制官方,是谁养成了民众偏听偏信的习惯?
我们都知道“皇帝的新装”的故事,当皇帝光着屁股在大街上巡行,所有的大臣都在阿谀奉承,民众因为惧怕惩罚不敢讲实话,只有一个天真的孩子说了一句话结束了这场闹剧。这个童话故事似乎正在这里上演,敢于讲实话的人被软禁,阿谀奉承的人苟且偷生,征地拆迁上访的老百姓连绵不绝,曝光的黑监狱少人治理,一些民众不相信法院,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日渐遭受质疑,神奇的事件屡屡上演。和谐社会的基石是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灵魂是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当一个社会的民众不敢说真话,司法公正接连受到质疑,公平和正义的光辉结局只能被乌云遮掩。这里有为数众多的腐败、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真相被掩盖,正义无从伸张。当民众找不到真相,他们开始自己寻找真相;当他们屡屡找不到正义,他们以消极和冷漠对抗正义。
北岛的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堪称是近期“见死不救”事件最刻骨的描绘,这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揭露,更是对社会整体命运的解析。如果我们仅仅止于对“见死不救”者的个人攻击或者行为辩护,此类事件仍会绵延不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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