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的日本：清朝全民腐败 吾辈要光复中华

陈浩海

2011-10-18
    核心提示：一个来自敌国的间谍机构，却将自己标榜为解放者：“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中国清政府已经腐败，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当时的日本人从来就不认为清朝代表中华，而更多地将其当做一个占据了中华的“胡虏”。文章摘自《绝版甲午》 作者：雪珥 出版：文汇出版社

1896年7月2日，甲午战争的炮声早已停歇。

一位西服革履的日本人速水一孔走进了杭州的仁和县衙门，操着流利的中文，要与知县伍桂生商量一件大事：领回两年前被斩首处决的日本间谍藤岛武彦、高见武夫的遗骸。

这两名化装为和尚的间谍，在杭州被处决后，由仁和县用棺入殓，封交地保浅土浮埋。甲午年年底，杭州同善堂又将他们移葬义冢，专门做了编号标记。伍桂生会同速水一孔，在善堂司事等的陪同下，亲自办理了两具棺木的移交手续。

随后，在中国官方的帮助下，日本人将这两具棺木辗转送回了他们的家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在甲午战争中被处决的日本间谍，陆续开始了魂归故里的旅程。只有在金州被处决的“三崎”，因辽东半岛根据《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日本人将此当做了新领土，而就地安葬并树碑立传。日本人在收集“烈士”遗骸方面，表现出来相当的耐心细致，并为了这些事不断行文中国总理衙门(“外交部”)，要求地方政府给予配合。

日本军方也正在认真核对阵亡将士的姓名，务求为他们每个人都在靖国神社等地方拥有一个灵位。“烈士”的事迹被有计划地整理出来，一些“烈士”甚至被神化：比如在南京被处决的间谍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日本史料堂皇地记载道，他们被斩首后，那个刽子手就冤魂附体，不病而亡；而他们的冤魂还在刑场附近游荡，吓坏了当地百姓，众人只好将他们的尸骨重新挖出来，盛装入殓隆重下葬，才消停下来，但那一带很久都无人再敢居住。

日本各地则纷纷为自己家乡的“英雄”，尤其是“烈士”树碑纪念，全国上下在胜利的狂欢中，又将表彰“英雄”演变成一场民众自发的“爱国主义”教育。《日清战争实记》中就记载了大量此类故事，其中有一个小村庄，有九人参战，都立功而归。村民们便立了块用汉字文言写就的凯旋碑，在大略回顾了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过程后，说道：“若是役者旷古所未有，是固虽圣天子文武圣德，应天顺人之所致，元勋画策适机宜之效。抑亦谓之非从军诸子克履果毅，若貔若虎视死如归，忘家报国之功可乎哉？是役我村中从军者九人，皆力战立功，相继罢归。于是，同志胥谋，椎牛沥酒，以慰其劳，且将刻其事于碑，以告后昆。若夫诸子雄心奇迹，则载在史乘，人皆知之，余复何赘焉？”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甲午战争开战时被日本舰队捕获的北洋通讯船“操江号”，其被俘官兵也被日本释放回国，《申报》等却发表评论，严厉质问这些在日本受尽折磨的同胞，为什么不自杀成仁呢？！至于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数十万将士，除了少数一些将领，如邓世昌、左宝贵等之外，无人记得，惶论官方公祭和树碑立传了。
日本人的报刊书籍，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将士们的“英勇事迹”，甚至不惜版面刊登阵亡将士的名单。而大清国的报刊，则在此前编造了大量“王师大捷”的假消息后，如今则亢奋地开始总结教训，批判一切，唯独没有将矛头指向媒体自身。

同样为国捐躯，大清子民们似乎死得轻于鸿毛。

史料并没有留下多少大清官兵们为保家卫国的慷慨言行，却留下了日本人的很多豪言壮语。在那些风华正茂而被捕被杀的日本间谍们遗物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烈士”绝笔书信和诗抄。

那两位在美国引发了政争狂潮的日本间谍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接受任务的时候，都给日本的家人写了家书。楠内有次郎给他哥哥写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弟幸以聊通敌情之故，暂时隐身于该邦，以谋国家进取之道。然轻举妄动有误忠孝大义之虞，为慎重起见，一时音问或缺，务望谅之。”而福原林平则给他父亲写道：“进入清国内地，参加大日本征服清国之旅，有神佛保佑，必可平安无事。”而一旦不幸，则将化为“不死之威灵守护国家千载”。

那位在被处决时，执意要面向日本所在的东方而死的钟崎三郎，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小弟思之再三，此正以身报国之时，决心留下，直至日本军队来攻。无论遭遇何等危险，都要在敌国潜伏，以探听敌情。若能逢凶化吉，当有鱼雁报闻。倘无音信之时，亦即再无会期之日也。”与钟崎同时赴死的山崎羔三郎，则早在1888年考察云贵时，就在写给其兄的信中表达了必死的信念：“弟所从事的事业至艰至难，系图亘古未有之大事，故须承受千辛万苦。然开其端绪极难，进退稍有不慎，必将付诸东流。诚为此焦心至极，静时千思万虑，弟心中已决……此番南行，云烟万里，涉湖南之水，越贵州之山，过云南之野，穿广西之森林，行福建之荒郊，入虎狼豺豹之窟，游猺獞苗蛮之巢，彷徨于瘴疠毒雾之间，决心务必达到目的。虽前途渺茫，难保无虞，若得神明加护，上天保佑，来年中将重返上海。”日本的文献中，收集了大量的类似书信。其中，有一封后方的父亲写给前线儿子的信，纯用汉字写成。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大势后，父亲开导儿子说：“死生有命，忠孝难两全”，此战“实开国未曾有大事，国家危急存亡之所隶，而吾人之荣辱休戚亦系焉……虽连战连胜……决不可安栖。”他说：“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命都能舍，“何惶区区忆亲思家乎？”他甚至连儿子的功名心都要敲打敲打：“汝切莫介怀，一意专心，衔龙尾，攀凤翼，以建功勋”，男子汉大丈夫，志向应当是“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最后，这位父亲教诲儿子要团结战友：“夫一队犹一里，一伍犹一家，困厄相恤，疾病相护，旅进旅退，每战必捷，以副舆望。”这虽是100多年前我们敌人的书信，至今诵读至此仍令人不禁肃然。

那些活跃在中国的间谍，虽然年轻，汉语口语不好，经常要假冒是福建人或广东人，但大多有着相当不错的汉语写作修养，甚至喜欢也擅长写汉诗。那位与中国农家结下很深交情的向野坚一，就能和老先生笔谈四书五经。他在祭奠“三崎”时，写了一首《吊三崎山》：欲得虎儿探虎穴，千辛万苦复何辟。

秋风今日扫君墓，落泪荒山欲夕时。

作为甲午间谍第一案的主犯石川伍一，他有一首《偶感》，相当飘逸：穷达有时富贵天，暂寻禅机清风眠。

忽看花落无人管，如水流光又一年。

当然，他们的大多数诗篇都是押韵的决心书而已。至于像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这样的学者型人物，更能写一手相当雅驯的汉诗。宗方在北京时写下一首《寄燕京诸君》：谍战甲午75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落花时节辞歇浦，放浪今尚滞天涯。

十年落拓君休笑，胸里常蓄一片奇。

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

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

君不见东洋今日太多事，邦家前途累如卵。

先则制人后被制，毕竟此言不我欺。

谁取禹域献君王，谁扫边尘绥四陲？

毫无疑问，当时的日本人，身上充满了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和危机意识，而这正是推动着日本间谍们不畏艰险的原动力。
在有关间谍的日本史料中，谈到每个间谍被处决时，几乎都是慷慨豪迈的。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真实，而从中国的有关档案文件看，他们中的不少人的确是熬过了残酷的刑求，并且在处决时表现相当平静甚至视死如归。每当我看到这些材料时，常常掩卷长叹，怅然若失：这样的“英雄”，为什么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甚至似乎只是“他们的”呢？

“我们的”英雄其实也不缺，只是我们过快地把他们忘记了。不要说当年牺牲的普通士兵，即使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队的将领就有数百人，我们又能说出他们中几个大名呢？当我们愤怒地指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英烈，还存在我们心中的哪个角落呢？神州万里，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又在哪里呢？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

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谍战甲午77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来，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陈浩海

2011-10-18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

一个来自敌国的民营间谍机构，却高调地将自己标榜为中国的解放者：“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中国清政府已经腐败，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汉口乐善堂的这一决议，在今人看来似乎相当匪夷所思。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谓的“兴亚主义”正是日本的主流，朝野都相信，进攻中国并非只是为了日本自身，而是为了拯救整个亚洲免遭欧洲的欺凌，为了黄种人能在与白种人的种族竞争中不致灭亡。

其实，日本人从来就不认为清朝代表中华，而更多地将其当做一个占据了中华的“胡虏”，而自己以中华自居。

1872年日本设琉球藩，中国不承认。1879年日方在熊本镇台二个中队援护下，接收首里城，强行废藩置县。

1871年，中日两国在琉球事件后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为山县有朋亲率的日本第一军起草了一份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文采飞扬，主题几乎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斗檄文：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垂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日军在中国用汉文发布的所有公告，几乎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解放者形象。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Barnes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

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的政策工具，无非根据需要将“鞑虏”换成“白种人”、“欧洲人”而已，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

武力压服中国联合对抗西方

在把自己包装成“中华”的解放者的同时，日本间谍也不断提醒日本军政当局，只有先将中国征服、打翻在地，才可能消除中国人的傲慢，从而达到中日联手对抗西方。

宗方小太郎在另一份提交给最高当局的战略谍报分析《对华迩言》中，指出：因为满清政权的颟顸，不顾“书同文、人同种，唇齿辅车之关系颇为密切”，“嫉视日本之强盛、厌忌日本之进步，百般猜疑、面谀背非，顽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势”，所以才形成两国的“感情之冲突”。因此，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宗方小太郎将日本侵华看做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宗方小太郎认为对中国就是要痛下杀手，“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他认为此前爆发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军事上已经“制胜中国”的情况下“草草终局”，因此“劳多功少，且有贻误国家长远之计之虞”。

因此，他建议当时正在节节胜利的日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

宗方认为，铁血政策成功后，就该实行怀柔政策：“以信义公道，赤心相交，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他坚信，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而“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甲午战争后，西方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II)为代表，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YellowPeril)论。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H.Knackfuss)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Yellow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确有过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这十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大量青年东渡留学，中日联合对抗西方的论调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不但宣布中立的中国官方暗助日军，留日学生更是组织多支抗俄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

国人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一直到1919年才被惊醒：巴黎和会上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愤怒的中国终于爆发“五四运动”。宗方小太郎精心炮制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华战略，只被执行了前一半，用圣贤大言包装起来的“仁政”始终未现，中日“感情之冲突”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而历百年而弥烈。不知一直致力于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宗方，生前是否预料到了这“同文同种”的百年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