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辛亥天津：天津租界地 首选避难所

文卓

宣统三年，辛亥。
武昌起义成为导火索，点燃了坐在火药桶上的大清王朝。
城里人逃往乡下，乡下人逃进城，而最先逃跑的则是清廷的皇亲国戚、满汉大员们，一时间，逃者的首选地——天津，人满为患，物价飞涨。
本文通过挖掘外国使臣、王公大臣、立宪派、革命党、学生、普通百姓的日记和书信、回忆文章等诸多资料，从不同的视角，再现了辛亥年清朝灭亡前夜风雨飘摇的天津。
谣言四起
武昌起义之后，整个中国，从城市到乡村，谣言像种子一样到处发芽，遍地生长。
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谣言很快蔓延到津。
1911年10月16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写给外交部长的信里说：
天津各衙门惶惶不可终日。昨天，总督派他的一名书记官来找我三次，问我是否有南方的消息，恳求我一有情况就用电话或派使者去告诉他，即使是在晚上也如此，因为他在外务局安排了日夜值班人员……荒诞不经的谣言四处流传。我们的总督再度向皇上递交辞呈，但没有得到答复。
此时的北京香厂北口拥堵的长龙，道旁的行人里晃动着一位少年的身影。
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吴宓在兴奋与新奇之中，藏着忐忑与迷惘。
吴宓素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学校生活到政界言论，他都记在纸间。
这年10月14日，吴宓日记：“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唯据同学辈之传闻，长沙、广州、南京迭遭失陷。”
进入11月，武昌起事的传言如火势蔓延，一发不可收拾，“天津谣言殊甚，几有朝不保夕之虑。”
11月6日吴宓日记： “忽喧传天津失陷，继知尚未也，特人心大扰乱，事亦将发现于二日内矣。”
两天后早晨，“闻天津已陷，并闻北京非常惶惑。革军已有照会给各国使馆，言令于五日内，将一切预备停妥。五日后，即进兵来攻北京矣。”
逃难天津
武昌发难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内部陷入一片惶恐之中。
外务部参议颜惠庆记得，袁世凯1 1月1 3日进京之前，“京师则是一片恐慌，群臣犹如惊弓之鸟，神经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南方的革命党人举事，已成燎原之势。天津离北京最近，天津的租界地是首选的避难所。
京师的达官贵人，多是奔天津租界，或者再转船去上海租界。
10月14日下午4点，翰林徐兆玮来到大街上，颇有感慨：“车塞途，皆载行李，纷纷上东车站，人心动摇一至于此。”
少年吴宓的日记也记录了北京的人心慌乱，自己逃还是不逃、怎么逃的心路：
“17日，警报迭传，同学之请假归家或避难往津沪者颇不乏人……意尚未定，此时尚不欲作他逃计，待事局一紧，便当由京赴天津……”
10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写信给首相坎贝尔说：“北京开往天津的每班火车都装满了人，有的带着全家老小以及祭祀祖先的牌位，纷纷逃离北京。”
吴宓不再等待了，他听到了新的消息，“天津、上海诸地，人已满至再不能容。京津、京汉诸火车，拟初八日全行停止。”
每天，车票告急的消息在北京街头弥散，29日，吴宓日记：“京津等各火车，日售票至三千余张，而以拥挤不得上车而复归者，每晨又数百人。”
翰林院庶吉士徐兆玮也在日记中记录下每日的变化，30日，“继至车站，见出京者纷纷，比数日前更多。”11月1日，徐兆玮买了头等车票，上了车却无容足之地，一站站到天津，只能叹息：“苦矣！”
不仅百姓，王公贵族也将天津作为避难的首选，11月7日，《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给国际版编辑布拉姆写信道：“有些满族亲王和许多满族公主逃亡天津，包括贵族良桂，他是皇太后的哥哥、荣禄的过继儿子，娶庆亲王的第二个女儿为妻。”
11月8日，担任承宣厅行走的许宝蘅去北京火车站送人，“第一次车上已挤满，不能走，遂上第二次车，而人亦甚多，须八时方开行，十二时径到车站，少候即上车。三时半道车站，送田姨等到津，四时五十分开行。车中人又挤满，无处可坐，立亦仅一隙之地，苦极。八时到天津紫竹林……”
11月16日，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写给法国陆军部长的信件里统计了一个月里从北京逃离的人数：“惊慌恐怖笼罩着北京，一个月来，有十万人离开北京去天津或上海租界避难。”
人满为患
数万人蜂拥来津，天津人满为患，濒临承载的极限。
10月15日，清末解元周钟岳记录，“晨起检点行装，坐午车赴天津，时出京者甚多，车甚拥挤。天津旅馆亦几无隙地”。
这一天，北京大学讲师林纾也准备送家眷到天津租界暂避。18日，严复与他见面时，知他可能全家南行。实际上他最后留在了天津。
16日，法国驻天津领事写给法国外长的信说，“从昨晚起，北京站站长已不得不增加车厢，运送从首都逃亡天津或途经天津逃亡南方的人们。”
“北京满汉两族难民继续向殖民地涌来，旅馆住得满满的，可用的房屋都租了出去，甚至租给天津老城区的官吏和显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