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心想与苏联配合作战 会师当天日本投降

文卓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凌晨，150万苏联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界，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11日，延安总部从莫斯科电台广播中得知，苏联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司令普利耶夫上将）西路部队，包括第27摩托化步兵旅、第30摩托团、第7装甲旅及第3炮兵团，连同蒙古国一支机械化骑兵部队，从二连方向出兵，穿越300公里多盐沼泽地、戈壁沙漠，“可能直趋张家口”。遂命令我平北察蒙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配合作战。8月15日，察蒙骑兵支队在张北县城与苏蒙联军会师，次日从苏军手中接管了张北县城。17日接管了商都，19日、20日分别接管了德化、多伦，原拟中苏军队联合攻打张家口，终因受限于《雅尔塔协议》而未果。这一成功接触和摸底，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为我党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力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并很快占得先机，我党我军第一次拥有了战略后方和总根据地，同时控制了当时解放区唯一的现代工业基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过去由于宣传的少，以致在党史军史中，很少有人提及，现将其披露出来，以飨读者。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由来

　　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指北平（今北京）以北，平承铁路以西，平张铁路以东，长城内外的一片区域。它包括伪满洲国所属丰宁、滦平，伪华北自治政府所属昌平、怀柔、密云、顺义，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属崇礼、宣化、龙关、赤城、怀来、延庆，察哈尔盟的康保、宝源、张北等县，虽然面积只有25000平方公里，却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精心布下的一枚棋子，楔入关内与东北衔接部的一把利刃。早在1938年5月14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聂荣臻等，要求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与东北抗联呼应，向辽宁、热河一带及北宁路发展。随着日本殖民朝鲜、侵占满洲，苏联有理由对远东局势保持高度警惕，苏军相继组建远东方面军和太平洋舰队，以应对冲突不断的边境纠纷。1938年7月，日军在太平洋沿岸距海参崴160公里的张鼓峰地区挑起冲突（又称“哈桑湖事件”），驻朝鲜一个师团和部分关东军投入战斗，结果惨遭败北。挫折并未使日本人罢手。次年5月，日军又在“满洲”与外蒙古接壤的大兴安岭西南麓，越过边界，在哈拉哈河（苏联又称哈勒欣河）沿岸诺门坎地区燃起战火。战事不断升级，至1939年8月1日，日军已调集7.5万余人、500门大炮、182辆坦克和约450架飞机，合并为日本第6集团军。苏军总指挥为军长朱可夫，4个月的战事，苏军付出万余人代价，日军则损失了5.2万人，其中精锐的关东军第23师团伤亡80%以上，日本军界不无自嘲地说：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苏联把他们机械化部队装备到什么程度。苏军在远东小试牛刀，强力振奋了中国抗日军民。

　　1938年8月3日，张鼓峰捷报传来不久，朱德、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彭真，强调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提出将来苏联与日本开战后，八路军可依托冀热察根据地与苏军配合作战和取得补给。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再次致电聂荣臻，发出创建冀热察根据地的指示，打下从华北向东北发展的基础。1939年秋末，冀热察区党委和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克）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1940年初夏，在宛平县野三坡山南村，萧克对即将赴敌后之敌后——平北地区担负艰巨任务的段苏权说：你这次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可要闹它个天翻地覆哟！不久日伪报刊惊呼：延安的触角伸到满洲了！

　　太平洋战争为国际形势带来积极的变化，平北作为紧邻苏蒙、挺进东北的前沿阵地，战略地位日益凸显。1942年春季，中共北方分局指示平北由西北向东迂回，为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作战略侦察，并牵制敌人兵力。同年夏季，苏联为粉碎希特勒围攻莫斯科和勉力支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3次发电报给延安，希望八路军在长城内外部署若干师团予以配合，拖住日军主力或增加其后顾之忧，避免苏军两面作战。苏联的战略需求，恰与我党开辟平北的初衷不谋而合。对斯大林电报中提供武器装备的建议，毛泽东回电说：武器八路军非常需要，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内蒙草原到达中苏边境去接收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部队没到目的地就会被消灭。毛泽东两度否决派军队接收苏联武器的提议——对6年前西路军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但他在7月致新四军刘少奇电文中，首次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

　　1944年9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加强满洲及城市工作，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任主任。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责成彭真和聂荣臻商量向东北发展的问题。12月15日，晋察冀分局向彭真报告东北工作的情形：目前在平北区已向东北派出许多人员，采取隐蔽的方式，如经商、居民亲属来往、被抓东北劳工等，使东北工作部的工作深入到东北各地，直到哈尔滨。平北军民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迎来根据地迅猛发展，由原来的6个联合县改建为8个县制，主力部队已发展到4个团和1个骑兵支队（即察蒙支队，拥有5个骑兵连和1个步兵营），另有县区游击队和民兵5万余人，不仅平北形成铁拳头，还与冀东、平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进军东北做好了充分准备。

　　平北部队与苏军会师

　　1945年2月《雅尔塔协议》签订后，苏联答应在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3个月后，实施对日作战。会后苏联着手向中苏、中蒙边境进行跨越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铁路大运兵；美国也承兑诺言，按时交付了这支钢铁巨龙两个月所需粮食、燃料、运输装备和其他物资的大部，总数为86万吨干货和20.6万吨燃料油。在雅尔塔会议前，中共中央从斯大林的几封电报中，已获悉苏军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将要出兵东北。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计划打日本的问题。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苏共派驻延安的情报组成员弗拉基米洛夫（即孙平），对中共领导人说：苏联一定会出兵中国，但他不知道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没有透露雅尔塔会议具体内容，只是强调苏联的利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谈判的内容和战略意图须绝对保密。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于5月16日决定，派出两支精干的队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1旅和120师359旅第2梯队，火速南下，经湘鄂赣相机赴湘粤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批准由王首道、王震提出的中共湖南省委名单；委托刘少奇、任弼时、彭真负责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还对李先念部所在地区的工作进行新的部署，要求他们研究“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揭示了“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七大”精神鼓舞下，平北地委和军分区适时提出向北发展、东西并重的战略方针。向东深入伪满境内抑制和打击敌人，积极开辟东北工作；向西则向坝上（当时指张北县和沽源县的大囫囵、西辛营子和小厂一带）主动出击，以期包围和解放张家口。1945年5月，鉴于形势发展，上级决定成立中共平北地委热西分委和察北分委，同时将丰滦密地区从冀东划回平北，以利我军迅速向热河西部和中蒙边境挺进。在不到3个月时间里，平北军民歼灭日伪军1100余人，解放村庄451个，扩大解放区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控制了大海坨中心区迤北至长城外的张北、崇礼、沽源、康保一线的丘陵草原地带。2000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从子夜0时10分开始，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领下，苏联3个方面军计有诸兵种部队131个师、117个旅及21个边防区，总计150万人，从西、北、东三个方向越过中苏、中蒙边界，向宿敌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上午11时30分，美国空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都敲响侵略者的丧钟。同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斯大林，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但毛、朱贺电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的任何答复。

　　此时此刻，宋子文及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商议和草拟《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尽管蒋介石对雅尔塔协议耿耿于怀他也是事后才得知的，在日记中写下“忍气吞声，负重致远”八个字，但百万苏军在3000公里战线快速推进，已容不得国民政府吞吞吐吐、讨价还价。8月14日夜，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24日正式对外公布。

文卓

　　中共中央对美英苏《雅尔塔协议》一无所知，对即将达成的《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也毫不知情。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开展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其中第二号令是命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分别率部向热河、辽宁挺进，这是“打回老家去”顺理成章的安排。同时令现驻冀热辽边境的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在朱总司令发布公开命令的同时，中共中央又电告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地党组织：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所率部队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部马上开往东北。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到东北问题，毛说：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中共中央夺取东北战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军在东北的动向和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斯大林如何在同盟国和兄弟党之间走钢丝是延安最大的悬念。为了安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防止其向美英等西方国家“一边倒”，8月14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提出三点声明：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此项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承认东北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行政完整；对于新疆最近事变（指1944年伊犁、塔城、阿勒泰爆发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史称“三区革命”），苏联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莫斯科的公开声明，对中共中央确定下一步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更添变数和困窘，在这种情势下，中央对于派兵进入东北，不得不持谨慎态度。

　　毛泽东一心想同苏联配合作战，于是平北部队就成了与苏联红军会师并配合作战的首选。8月12日，正率部围攻赤城的平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晋察冀第12军分区）政委段苏权，收到聂荣臻、萧克、刘澜涛从延安发来的急电。延安总部从莫斯科广播的路透社电讯中得知，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已出现在日本占领下的热河林西附近，林西位于北平东北250英里处；据悉北平西北100英里蒙疆首都附近发生战事；由此推断苏蒙联军穿越300公里多盐沼泽地、戈壁沙漠，“可能直趋张家口”，遂命令我平北察蒙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同时做好进攻张家口的准备。段接电不敢怠慢，即刻做了部署，正在大囫囵以南、石窑子以北坝顶休整的察蒙支队，接到电令后迅速集结了3个骑兵连和2个步兵连，分别从崇礼县狮子沟和张北脑包图出发，向张北和德化（今化德）方向去接应苏蒙联军。苏蒙联军西路总队8月11日进入中国二连浩特，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取道滂江进占德化，14日晚进入张北县城；一路经苏尼特右旗南下，经商都亦到达张北县城。16日晚察蒙支队报告，他们于15日在张北县城外遇到苏蒙联军，联军对这支衣冠不整的部队有怀疑，不许我军进城。命我以班为单位，把枪架起来，马拴到另一边，统由联军看管。经副政委兼察北办事处主任柴书林和副支队长吴广义反复交涉，“城防司令”（上校）才将他们带到公会镇，引至一处野外帐篷，见到一中将衔者（系扎哈罗夫），柴、吴向他敬礼同时喊了一声“达瓦列士”（俄语，同志），中将也回了一声“达瓦列士”并紧紧握手。中午以野餐招待，随即商妥分别向各自上级汇报，如无误，明天中午将县城交付我方管理。柴、吴走后，察蒙支队的生活全由苏军包下来，每人发一套铝制餐具，一日三餐全是苏军厨车做的面包和稀饭。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非常友好，尤其爱对我军小战士嬉笑打闹。苏军战士伸出大拇指说“斯大林”，我们则说“毛泽东”，分手时互相拥抱、握手、亲吻，更亲切了。

　　两军会师的这一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随即日本内阁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中午，苏方遵约派一上校与我方会谈，承认我为八路军，将城内日伪军的仓储物资、武器弹药全部移交我们，防务仍由苏军负责。晋察冀分局接到平北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我冀察军区部队于16日（实际是15日）在张北，同苏联红军已会师。红军要联络手续，应如何办，请即示！在这份抄收件右上角，周恩来写有“快送主席”4个字，在右下角则写有“已办——毛”，可见中央对该件的重视程度。19日晚，察蒙支队受到邀请，次日晨在张北南门楼城头上观战。狼窝沟是位于张北城南15公里野狐岭黑风口的小村。野狐岭东西绵延数十里，岭北是坝上草原，岭南山陡沟深。黑风口又将野狐岭拦腰截断，成为沟通张家口和坝上、内蒙的咽喉。

    日寇曾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沿坝顶修了总长约600华里点线结合环形永久性筑垒工事。联军从17日开始天天进行炮击，侦察机也不断从头顶上飞过，20日晨更是以两轮急促猛烈的炮火猛轰狼窝沟前沿阵地。我方曾建议绕过雷区和壕沟，从侧翼进攻，未被苏军指挥官采纳。在攻击日军前沿北路大桥战斗中，联军先后击退日军十数次反扑，使后续主力得以迅速通过，冒雨冲向野狐岭日军阵地。经过雷区和防坦克壕，联军再次受阻，晌午时终于突破了黄花坪、老北台等日军阵地。20日夜，苏蒙联军再次发起攻击，深入到黑风口东侧山岳地带，日军拼死抵抗，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21日日军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以掩护绥远、大同之敌和张家口的4万多侨民撤逃，拒不缴械。21日夜，日军预定计划完成，利用夜幕悄悄向张家口撤退，22日联军占领日军狼窝沟全部阵地。是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主力，震慑了张家口日军，联军亦死伤400余人，履行了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解放后在张北县境内修建了“苏蒙联军烈士纪念塔”和“苏蒙烈士墓”，谢觉哉和聂荣臻元帅分别题词。1987年5月段苏权参观狼窝沟苏蒙联军烈士碑陈列馆，亦应邀写下长长的题字，以缅怀这些长眠异乡的国际主义战士。

　　根据平北分区察蒙骑兵支队与苏军会师的情况，8月17日和18日，中央连续来电要求平北军分区负责人即赴张北与红军联络。18日晚“带电台密赶张北与红军联络”的急电，更是指名道姓，由周恩来拟稿，内容如下：（一）望立即电令平北分区政委段苏权，带电台及与分局通电的密码，迅速赶往张北与红军会面，取得联络。段到后可将晋察冀军事情形告知红军司令，并负责将红军情形及其意见迅速电告延安。（二）经过现在张北与红军会师的我军，将附上朱总司令给红军贺电亲自送去，以便联络，并配合其作战。鉴于詹大南司令员已率队出发即将抵达张北，段将朱德贺电连同中央电令一并发出，由詹见机行事。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专电询问与苏军会师部队的番号及首长名单。对于第一支与苏联红军会师的中国军队，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程子华和耿飚参谋长“根据中央宣布张学思部在此方向活动，为了对外宣传，故发表为张学思部”。

与苏军的接洽

　　8月17日晚，在接到中央第一封指示电后，平北军分区詹大南司令员即偕张克宇（平北城工部长）带着10团3连乘夜出发，一路跋山涉水急行军，19日晨抵达张北，临时在城里张罗了两个懂点蒙语的商人当翻译。初与苏军接触不太顺利，亦被缴了枪、电台和照相机，中午詹收到段政委发来的朱总司令贺电，转交后才消除了苏方疑虑。19日下午，詹大南给段发来电报，称苏军计划20日进攻张家口，要求我军从东、南两面配合进攻。同时要求我军破坏张家口至北平的铁路，防敌南逃。同一天晋察冀军区向中央发电，报告詹大南与苏军接洽，“12分区已与苏军确取联络，并已组织配合攻击张家口，苏军预定20日分三路攻击，各部队排以上单位指挥，用红旗联络。”张家口北、东、西三面环山，清水河由北向南把市区分为东西两部分。8月20日清晨6时，平北主力10团、40团对张家口展开攻击，教导大队作预备队。战至下午3时，清水河以东地区全部被我军占领，但直到天黑仍无苏蒙联军动静，于是只好暂时把部队撤至人头山、羊房堡一线待命。当晚打电报询詹，得悉苏军一直拒绝我方人员与其同行，无法及时了解苏军意图。

　　当天夜里，段苏权汇总了3天来与苏军接洽及收集的信息，向中央汇报了《对苏军的观感》，特别提到苏军“愿还我政权”、“同苏方率3个连去康保”；“对群众及蒙古官兵团结”、“重我党员”；对“中国政治问题知道很少，只知道朱德，不知道毛泽东”；“张北全境地方工作大致建立，公会（镇）公安干部极缺，国特土匪活动厉害”等等。该文抄送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平北发出的所有电文，全部是在延安核心高层传阅，许多电文在醒目处标有“已电话告知叶子龙——业务室”字样，叶子龙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央在这一非常时期对苏军动态之关切，于此可见一斑。

　　8月21日晚，詹大南才发来电报，说苏军在狼窝沟进攻受挫，商定22日仍依原部署进攻张家口。21日午后，从大、小狼窝沟及春垦一带溃败下来的日军，陆续抵近张市。15时左右，其先头部队到达人头山以西甲官坪村，受到10团阻击，战至天黑，敌人丢下大批重装备绕道南逃。22日上午，平北部队再次向张市发起进攻。上午11时左右，从绥远、大同方向撤下来的几千名日军乘火车涌入张家口，敌人以铁甲车开道，妄图通过张家口火车站向北平撤逃，遂在车站以西发生激烈争夺。日寇困兽犹斗，摆出鱼死网破的架势，反复冲锋10余次，把大炮和重机枪架在敞车上疯狂攻击，我军伤亡较大。下午3时许，防守狼窝沟的日军主力进入市区，在油脂公司附近，遭我40团顽强堵截，双方伤亡都很大。段见苏蒙联军始终无消息，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不得不命令部队稍向后撤，敌人乘机蜂拥向南逃窜。23日拂晓，张家口市内的最后一批日本人集中到火车站附近加紧撤退，车站内外堆满了日本人遗弃的箱包、衣物、古董、银元、鸦片。我侦察分队随即进入市区，接着10团从东山坡北侧进入并包围了德王府，在强大政治攻势下，700多名伪警全部缴械投降。下午3时左右战斗全部结束，当晚冀察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带领新华支社记者从石门屯赶到张市，11天前任命的张家口市长张孟旭也率专署机关干部赶来了，与张同天任命的北平市长宋劭文、天津市长张苏、唐山市长张明远、保定市长刘秀峰、石家庄市长王昭、秦皇岛市长朱其文，大多开了空头支票，张孟旭则名实相符。新华社25日急电：冀察我军占领察哈尔省会、伪蒙疆自治政府首都张家口，缴获正清查中。此时距1937年8月27日张家口沦陷，整整过去了8年。由于张家口系日本关东军准备长期对苏作战的战略储备中心，仅军用仓库就不下60座，散落在兵营、阵地、车站、街垒的物资则更多，其中机枪、步枪1万余支（挺），子弹500万发，大炮百余门，各种炮弹10余万发，汽油3万桶，军马数千匹及大批军用物资。为此中央军委专门发文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已发现的武器弹药应迅速大部转移于平西平北根据地内，特别是弹药，除迅速发给各军区外，应即发给晋东南、晋西北各一部，立即大量组织民兵或征调党员去搬运武器”。此后张家口及周围地区成为“基本战略根据地”，在中共统辖的解放区，其地位仅次于延安。

　　8月24日中午，苏军派库兹涅佐夫上校乘车从张北来到张家口，向我军表示祝贺。交谈中，段苏权依照中央指示，向苏方通报敌情、我情，拟配合苏军火速南下，直取北平、天津、保定，并告知平绥路两侧都是根据地。库兹涅佐夫解释说，他们上级有规定，部队不能越过外长城。段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中央，事后才知道，这是《雅尔塔协议》的一部分。段请他吃了饭，并把在宣化洋河南救治的一名跳伞飞行员交还给他。库氏挑了不少吃的、用的东西，汽车上堆得满满的。他又提出要女人，段说八路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事使不得，库氏才悻悻地走了。此后，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苏联军官，坐着老式吉普到张家口来要酒要吃的东西，多是早上来，傍晚回去。直至回国，联军部队都驻扎在万全坝以北，炮兵阵地设在张北城外西河滩上。对于美蒋即将发动内战、抢夺胜利果实，段也通报了苏方。8月26日9时和13时，段苏权向中央连发两个电报，“苏军最高指挥官令我们固守张市，并在市郊做工事，大同至张市至宣化铁路彻底破坏”；“今晨苏军十余人亦到，他们了解张市情形后，定于明日来此，尔后与苏军交谈一些什么问题，请告”。收电稿抄送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平北部队与苏军接洽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

　　领袖的记忆

　　由于受《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限制，中共中央在七大上确定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构想，以及在苏联对日宣战后下达的配合苏军作战的命令，未能有效实施。尽管如此，中共还是通过多种渠道，与苏共和苏军建立了联系。在这些渠道中，最早与苏军会师的平北部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中共中央对派兵抢占东北、控制东北的信心大增。8月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改几天前“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有可能不能去”的发言，决定派5个团的部队和干部团去东北。8月28日下午，彭真在中央党校主持为首批出发赴东北工作干部的送行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你们赶快去抢。朱德也底气十足地讲：东北大有文章可做，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大有希望。2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令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迅速出发”，“我党我军在东三省的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寄予伟大之同情。因此部队可用东北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刘少奇主持中央做出的上述重大决策，与平北部队最先与苏军亲密接触，摸清苏联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底牌，源源不断将信息提供给中央高层，是密不可分的。8月18日，苏蒙联军一部在冀热辽挺北第一支队师军、李越之部配合下，解放丰宁凤山镇，这是继平北察蒙支队之后，第二支与苏军会师的部队。遵照毛泽东8月22日起草“派人到红军占领区建立地方组织”的中央来电，晋察冀分局令“冀热辽曾克林部仍按原定计划行动，并配备一批地方干部”沿北宁路火速北上。8月30日，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所部4000余人在苏军配合下，包围并解放了山海关，则是我军首次与苏军共同作战。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由于战争尚未结束，出访路线不得不迂回绕道而行。刘少奇和王稼祥从北平清华园车站乘专列，经沈阳到大连，再换乘飞机绕道朝鲜上空，6月26日抵达莫斯科。在沈阳停靠期间，高岗上了火车——他也是代表团成员。临上车前，高岗对前来送行的东北地区党政军干部一一向少奇同志作了介绍，当介绍到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段苏权时，少奇应声说：你是第一个与苏军会师，第一个向中央汇报苏军情况的。无独有偶，1965年底，毛泽东在上海体育馆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见到陪同客人的段苏权（时任中共中央驻老挝工作组组长），毛劈头就问：你在大青山工作过？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1938年7月李井泉、姚喆率大青山支队创立的。大青山位于内蒙阴山中段、土默川平原以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在绥远中东部地区，与段苏权毫无干系，毛泽东存有这个记忆，亦非空穴来风，恐与平北部队与苏军会师这段经历有关。正是抗战末期这件不大不小的事件，让中共领袖们记住了段苏权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