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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住房情况皆有极大的改善,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也是件普通的事,有的甚至还有多套。而对有一官半职的人群,他(她)们有房的比例更大。
解放前,那些当官的几乎都有私房,当然也有极少数特例,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清廉,没有私宅,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蔡元培担任过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是靠工资过日子,没有灰色收入。工资并不低,但支出也很多,除喜欢购买中外图书,还经常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接济有困难的学生、亲友,其中包括佣人子女的教育费用,为此常出现收入和支出勉强平衡的状态,在抗战动乱期间竟然还会入不敷出,哪会有余钱购房。全家的居住处,随蔡元培任职地的变动而不断变迁,当然都是租借的。
1935年9月7日,虚龄70岁前夕,好朋友、好学生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畸、罗家伦联名写信给蔡先生:“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住宅,藏书的房屋……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也可以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物……”倡议一经发出,就有数百人响应。
蔡元培先生对这份重礼经过反复考虑,数月后才选择了接受。1936年元月复信:“……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后来由于日寇侵华日益加剧,全中国人民奋力抗日,送房建屋之事也就无法实现。不了解实情的人,经常误会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寓所是学长、亲友们所赠送的那份七十大寿礼物。有时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也会误导读者。
1928年蔡元培认清蒋介石独裁面目,毅然辞去国民党内所有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全家定居上海。考虑有利工作,居住环境,房屋租金等因素,先后搬迁过五次,即昇平街243号,万航渡路49号,静安别墅54号,愚园路884号,华山路303弄16号。华山路寓所是1937年10月29日搬入,后来由于上海沦陷,11月27日赴香港,不幸于1940年3月5日病逝香港。香港沦陷后,1942年蔡夫人携子女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蔡元培的《自写年谱》等珍贵手稿,带回上海入住华山路寓所。这是一座三层楼的英式小洋房,由于缺少保养,当时只能住在二三楼,解放后,蔡夫人又陆续将书信、刊物、书籍、照片等全集中在此,并在二楼书房门口挂一块“孑民图书馆”木质条幅。
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时,特对此屋给予关怀,希望保护好蔡先生的文物,并批示“免收房租”。为此除了家属,外人不准入住,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也不破例。1975年蔡夫人去世后,住在此屋的子女主动提出应该交纳所居住面积的房租,从此不再免租。
1982年许德珩、周培源、茅以升、萨空了、叶圣陶等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修复蔡元培先生在上海的寓所,经过多次努力和呼吁,1984年11月14日,此屋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由市文管委、静安区委、区府、北大方正共同出资修缮故居,并将底层辟为“蔡元培故居陈列馆”,详细介绍蔡元培的一生,并展出部分实物。
开馆以来,参观的人不少,其中港、澳、台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相当多。从签到簿的留言中,可以看出人们对蔡元培先生怀有无限的崇敬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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