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陈炯明究竟谁“被嫁祸”?

文卓

广州的黄花岗起义烈士陵园中，除了有著名的七十二烈士墓，还有一些在辛亥革命期间曾经贡献卓著的人物墓葬。其中一座埋着邓铿——粤军名帅，陈炯明手下第一战将。孙中山亲自为之题写了墓碑。立于将军手握指挥刀的军装立像前，穿透世纪硝烟的英武之气扑面而来。而广州、惠州等地的仲元图书馆、仲元路、仲元中学、仲元厅等，都是后人对他的无声纪念。

古谚有云“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从来阵前亡”，但邓铿却以36岁的盛年，倒在了暗杀的枪下。他的死是民国的一个谜案，其主使者究竟是他的老上司陈炯明，还是近来有些研究者提出的孙中山，已经难以说得清，唯有寄望时光之河流淌之中，能够沉淀下更多的证据，让历史的“淘金者”发现。

名门军事天才 光复惠州猛将

邓铿出生于广东梅县的一个商人之家，7岁时随父亲邓金生经商落户淡水。淡水邓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清乾隆年间开基，历代经商积聚了大量财富，清末人才辈出，铁面御史邓承修就是杰出代表。邓承修在中法战争后告病回乡，这一年正好邓铿出世。他幼年时便就学于邓承修一手创建的崇雅书院，深受邓承修铁汉精神的熏陶。1905年，20岁的他进入广东将弁学堂学军，成绩优异，深得学堂总办周善培的赏识，很快就担任了将弁学堂步兵科助教、公立陆政学堂教习等职，并且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毕业后他在广东新军任哨官，第二年，黄花岗起义爆发，他全力支持，父亲在广州小东门开设的广丰米店成为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之一。起义失败后他隐居香港。

广州的失败没有挫败邓铿的锐气，1911年9月初，他和陈炯明等人秘密潜入淡水举事。他们首先在淡水发动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百余人围攻淡水警署，缴获一批枪支弹药。随即大批民众加入，共改编成七个大队，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与严德明、陈经、黄德修等七人为各队大队长，邓铿兼司令部参谋长。9月8日，各队民军举起革命旗帜，集中于平潭白泥塘一带。第二日拂晓，千余革命民军由白泥塘出发，数日内经馒头岭、马安等多次激烈战斗，夺取一系列军事要地，紧逼惠州城下。战斗中邓铿勇猛无敌，在清军援兵赶到，前线一度告急之时，亲率生力民军百余人杀入战团，与数倍清军力战并胜之，扭转了局势。

战后清军元气大伤，更重要的是士气全无。9月19日，内外交困的守城清军开城迎接起义军，惠州光复。

明枪易躲 暗箭难防

惠州之战让邓铿打响了名声。广东全省光复后，邓铿升任广东陆军第一混成协协统，广东都督府陆军司长兼稽查局长，后改任都督府参谋长。首任广东都督胡汉民十分器重邓铿，想把妹妹嫁给他，但邓不想给人以攀权附贵之口实，婉言谢绝。之后他的从军之路依旧顺畅，直到以广东革命军参谋长的身份身死。

邓铿作战骁勇，为人也廉洁自律，被胡汉民称为“武人之中，高节远瞩，惟公为能”。 他率领的粤军第一师被视为全军模范，有研究者指出，当时人们一谈起孙中山的基本革命部队就说到粤军，一说起粤军就说到第一师。从第一师走出去的著名将领包括李济深、邓演达、叶挺、蔡廷锴、蒋光鼐、余汉谋、薛岳等，皆为后来影响了中国半世纪的风云人物，堪称名将摇篮。

但这样一个在战场上躲过了无数明枪的人物，终究没有躲过暗箭。1922年3月21日傍晚7时，邓铿从香港返回广州，在广九车站下车，即将登上汽车前，两名跟踪的枪手在其身后连开两枪，一弹擦过腹部，另一颗子弹则贯胃部而出。

枪击发生后，邓铿被迅速送往省长公署，随后又送进中发韬美医院救治。由于他患有肺痨旧疾，枪伤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3月23日上午5时终告不治。

邓铿被刺使舆论耸动，第二日全城媒体皆大篇幅报道。1935年，民国当局决定增订3月23日为“先烈邓仲元先生殉国纪念日”（仲元为邓铿字），胡汉民并评价：“总理革命数十年，直接奉命为主义前趋之军人，当推仲元先生为第一人。”

是陈“嫌其反骨” 还是孙“杀鸡儆猴”？

是谁刺杀了邓铿？史载邓铿被刺之后曾言：“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当被问凶手是谁时，邓又叹气说：“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但最后也没有说出姓名。

对于邓铿之死，一直认为是出自陈炯明之手，学界也多有抱此看法者。其原因，有说是他大规模查禁鸦片，断了陈炯明部下洪兆麟、陈炯光、陈觉民等人的财源，因而招致陈派和广州的鸦片烟商忌恨；也有说他由于位置特殊，不得不周旋于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特别是所谓为陈炯明不赞同的北伐筹措军费一事，让一直视其为心腹的陈炯明错认他倒向孙中山来反对自己，从而派人暗杀他。

但美国维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教授汪荣祖却认为，陈炯明与刺杀邓铿并无关系，此案真正的主使者是孙中山。汪荣祖的论点是，指陈炯明杀邓铿是胡汉民、孙中山所言。胡、孙为陈的政敌，对其说法存疑当不为过。而从邓的经历看，他从军之初便和比他大八岁的同乡陈炯明一起，被刺时仍是陈的参谋长，“他是以陈的心腹与孙打交道的。就像胡以孙的心腹与陈打交道一样。1921年6月28日，陈炯明进军广西时，由邓铿全权代行职务，第二年二月，陈回海丰老家，仍由邓全权代行职务，可见信任之专。”而且到邓死时，也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邓、陈两人摩擦不和。反而在当时一些反映孙陈冲突的事件中，他“只知服从陈司令”，坚决站在陈炯明一边。

汪荣祖认为，邓铿是孙、陈斗争的牺牲品。孙、陈斗争的焦点是孙不顾一切地要北伐，而陈不愿以广东做孤注一掷，且向往联省自治，故与湖南的赵恒惕有所联系。北伐计划外阻于赵恒惕之不肯借道，内阻于陈炯明之懒于支援。因此他刺杀邓铿这陈炯明手下“第一大将”，作为杀鸡儆猴之举。

无论怎样，邓铿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中华革命党的元老，又是陈炯明的老战友、老部下，因此在1922年以后孙中山和陈炯明的矛盾激化后，他的特殊身份便让他“犹如夹在两碾之间，苦于调和，不意惹火烧身”。这是在派系纷杂，且分合多变的动荡年代中常见的现象，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