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章士钊谏刘少奇：愿公与润公化豹狼于玉帛

陈浩海

2011-07-27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2005年第2期，作者：王春华，原题：《章士钊冒险上书谏“文革”》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著名党外民主人士。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反对封建帝制，但又出任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要求学生读经少，曾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1949年，章士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在和谈破裂后留住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1973年春，经毛泽东、周恩来特批，以探亲名义赴香港做统战、对台工作，同年7月病逝于香港。

毛泽东对这位师长辈的老乡十分尊重，二人私交甚笃。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曾慷慨解囊，“借”给毛泽东数百块银元，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建国后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亲派秘书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直到章在香港去世。这堪称我党统战史上的一大佳话。而章所著的《柳文指要》这种被列入“四旧”之列的书籍，在毛泽东的大力促成下得以在“文革”这一特殊岁月出版，更让人看到两人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章含之在她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以及她主编的《章士钊全集》两书中，都收入了“文革”期间章士钊的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章士钊写给当时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封是毛泽东接到章士钊写给他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这两封信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特别是研究“文革”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记录了章士钊曾经竭尽全力地居中调停党和国家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矛盾的一段秘闻。

那么章士钊是如何调停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的呢？再好的内容转述，也不可能达到直接阅读原文的效果，故特将章士钊的信全文引录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64年春节元日润（毛泽东字润之――以下括号内的注释均为引者所加，不另说明）开教育会议于上海（此处为作者误记，应为北京），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但是）细绎（理出事物的头绪，意即分析）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大都）无不予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己，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人卜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人们对善的追求，都与我一样）；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责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铃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不用说）学术，即以里（同乡）与年事（年纪）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即使自己安处于部下位置）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崎龁（咬，啃。喻忌恨、倾轧）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喻大凡世间诸事必有其因）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踞（长跪，双膝着地，挺直上身，表示态度极其诚恳）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犹自誓。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喻立志不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同一派别而毫无隔阂），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即刻，马上）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原指学校召集学生家长交流学生在校情况的联络会，后来也指称拜见宗族长辈、交流亲友感情的聚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豹狼于玉帛，易戟指（伸出食指指着人斥贡，喻情感不睦）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局限于用一国去说服教育八国。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及东欧七国在共产主义理论、社会书义建设以及国际关系诸问题上先后与中共产生分歧，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囊（从前，以往）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止，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使国家强盛），以崇而民（使人民政治地位、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其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您首先书动从事有利），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政绥章士钊谨启

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虽然现在还未见到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但从他给刘少奇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我们可以大体推知那封信的内容，自然是规劝毛接受刘的负荆清罪，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团结一致，共同领淤好国家的建设。

毛泽东接到章的信件后，很快就回了一信。此前，毛泽东在诸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指示及《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影射到刘少奇，但在刘少奇问题上最直白的表态，截至目前止，这很可能是仅见的材料。毛泽东的复信全文如下：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1967年）3月10日

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予以肯定。但“个别人”的“情况复杂”，“尚难”如同章士钊来信中那样对其予以“肯定”，那“尊计”也就只能“缓行”了。

在造反派丧失理智地“横扫一切”的恐怖日子里，像章士钊这种人，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多少遍，其理由也是万分充足的：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镇压学运的刽子手，鲁迅要打的“落水狗”，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封、资、修齐备，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俱全，谁能说半个不字？这一点章士钊本人比谁都明白。但他置上述一切于不顾，义无反顾地从中调停中共党内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斗争，真让够得上大仁大义大智大勇。

在此之前，当“红卫兵”抄了章的家以后，章士钊一怒之下，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不仅未加责怪，还将章信批给了周恩来，周利用这个批件，拟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不少人是沾了章士钊这封信的光，才免遭劫难的。有人就以此为据，认为可能是这件事情给章壮了胆，他才敢“得寸进尺”，不揣冒昧、不惧风险地给毛、刘分别写这两封信。除此之外，人们尽可以再作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析与猜测。但是，无论怎么说，读过这封指责“文革”为“动乱”，认为给刘少奇加的罪名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信，我们还是不能不为章士钊不屈流俗的卓越见识由衷折服，不能不为他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冒险犯上的“樱逆鳞”的高尚精神深深感动，不能不对他的侠肝义胆、耿直性格与果敢作为表示钦敬。尤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像他这种经历极为复杂的民主人士，自身尚且难保，能够这样做，更难能可贵，甚称共产党员之诤友。